2026年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會同國家發展改革委、金融監管總局聯合制定的《人民幣現金收付及服務規定》正式施行,新規直面近年來頻發的拒收現金亂象,為流通領域現金使用劃定清晰標準。
把鏡頭從斯特拉斯堡的議會大廳拉回到2026年1月的中國街頭,你會發現一個很不尋常的變化,浙商銀行的數據大屏顯示,春節前夕現金提取量比往年同期猛增20%到30%,這不是簡單的“過年多花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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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五年里,現金使用量整體是持續走低的,曲線幾乎貼著地面走,這次突然抬頭,背后不是習慣回潮,而是政策在提前發力,幾天后,也就是2月1日,由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發展改革委、金融監管總局聯合發布的《人民幣現金收付及服務規定》正式實施。
問題來了,在一個連買烤紅薯都掃碼的時代,為什么還要為“紙幣”這么費勁?因為現實里確實出現了問題,很多商家為了方便對賬、減少人工成本,干脆只貼二維碼,不收現金,有的說“沒零錢”,有的說“系統里沒有現金選項”,甚至有的干脆把現金支付當成“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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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是效率問題,實際上是把一部分人擋在門外,央行調查顯示,75%的老年人仍然高頻使用現金,在縣域和農村,這個比例高達80.4%。這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大量人群還離不開現金,政策選擇在這個時間點強化現金地位,不是逆潮流,而是糾偏,接下來,我們就看看,那些被“掃碼時代”邊緣化的人,到底經歷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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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場景并不復雜,早高峰的包子鋪,一位老人拿出10元紙幣,收銀員卻指著二維碼說“掃一下吧”,這不是個別現象,而是很多不會用智能手機人群的日常處境,對他們來說,問題不是“不愿意掃碼”,而是“不會、不能、也不方便”。
一臺老式按鍵手機,根本沒有掃碼功能;即便有智能手機,也未必會綁卡、操作支付軟件,于是,當現金被拒收,他們面對的不是技術升級,而是消費權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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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拒收現金,有時是為了圖方便,有時是受支付平臺推廣影響,慢慢形成“默認只掃碼”的經營模式,長此以往,現金成了“例外”,掃碼成了“標準”,這種變化看似自然,其實在無形中形成排斥效應。
法律層面上,人民幣是法定貨幣,拒收本身就不合規,社會層面上,這種做法等于告訴一部分人:如果你跟不上數字節奏,就會被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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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一些農貿市場提前準備小面額零錢,解決“找不開”的借口,就連無人售貨機和園區一卡通場景,也被要求明確現金轉換方式、公開聯系電話、不得收取額外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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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得更直白一點:你可以做無人化管理,但不能把現金排除在外,那問題又來了,國家為何要把這件事提到這么高的層面?這就涉及更深一層的金融安全和市場結構問題。
如果只從“方便老人買菜”理解這場現金保衛戰,視角其實太小,在高度數字化的社會里,支付系統依賴電力、網絡和平臺,一旦出現極端情況,比如大面積停電、通信中斷、自然災害甚至系統故障,線上支付會瞬間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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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里的余額依然存在,但無法使用,這個時候,紙幣的作用就顯現出來了,它不依賴網絡,不依賴服務器,本身就是國家信用的實體表達,新規反復強調現金的兜底屬性,本質上是在給金融體系加一層安全墊。
除此之外,還有市場競爭層面的考量,如果支付渠道長期被少數平臺主導,商家逐步被綁定,現金被排擠出局,支付市場就會越來越單一,一旦競爭減少,手續費、規則制定權都會集中到少數主體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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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保留現金支付,相當于在市場里保留一個公共選項,讓任何人都能繞開平臺直接交易,這既是保障消費者選擇權,也是防止支付領域出現過度集中。
所以,2月1日落地的新規,表面是在規范收付行為,實際上是在守住三條底線:法律底線、社會公平底線和金融安全底線,它不是反對數字化,而是強調多元并存,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掃碼一種方式,一個成熟的市場,也不該只有一種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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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春節集市上有人遞出現金、商家自然接過并找零時,那不是倒退,而是秩序恢復到更平衡的狀態,而正是在這種平衡之中,數字支付與現金支付才能真正各司其職、長期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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