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江良短篇小說集《狗小的自行車》評述（兩篇）

書名：狗小的自行車

作者：盧江良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5年6月1日

ISBN：9787536045651

類別：短篇小說集

定價：20元

圖書點評：張檸（文學評論家）：盧江良的小說，通過他特有的敘事形式和故事結構，將當代農村的信息、故事、農民的命運，以及各種精神秘密，“置頂”在人們的閱讀視野之中。朱其根（青年詩人）：在他已經完成的數十個短篇小說中，盧江良無不借助他非凡的洞察力和扎實的語言感悟和文字功力，一次又一次真誠地向我們展示了社會底層的客觀生活及人物命運遭遇的真實，更讓我們從中看到了文學青年致力于當代社會生活批判的決心。丁雷（中文系學生）：他小說里的故事很好讀，人物幾乎都是像剛從農村走出來的簡單樸實又帶著傻氣的最底層農民，情節動人而曲折，感情飽滿而又有節制地批判。明月共潮生（大學教師）：小說的語言風格不是那種尖利的，具有挑戰性的，但正是悲劇性的結果，如一把利劍，刺向了某種愚癡的，簡單化的百姓思維。吳洋忠（自由撰稿人）：近年來很少見小說作者如此準確地展現出這類急需憐憫和同情的愚昧群體的精神猶豫以及精神猶豫帶來的行為的猶豫和滑稽可笑。

泥土中的靈魂切片

——盧江良短篇小說集《狗小的自行車》評述

盧江良的短篇小說集《狗小的自行車》以其冷峻、精準而悲憫的手術刀般的筆法，勾勒出了一幅轉型期中國鄉村的浮世繪與精神地形圖。這不僅僅是一本關于“鄉村”或“鄉土”的書寫，更是一部關于“人的境遇”的顯微鏡式切片報告。他將文學的聚光燈，對準了那些被宏大敘事、經濟浪潮和城市文明擠壓至社會邊緣與縫隙中的個體，深入其內在的褶皺與風暴，展現了物質貧困與精神困頓交織下，人性呈現出的驚人變形記。

?一、核心主題：現代化進程中的三重圍困與人性突圍?

《狗小的自行車》集子中的故事，反復回響著幾個沉重而深刻的主題，它們共同構建了盧江良筆下人物生存的殘酷語境。

?1.尊嚴的圍獵：權力、金錢與身份的角力場?

?權力的微觀運作與異化?：在《誰打瘸了村支書家的狗？》中，“狗”不再僅僅是一條家畜，而是村支書個人權威與政治符號的延伸。樂天與狗的矛盾，最終演變為與抽象權力的搏斗。當他從最初的據理力爭，到最終在解雇威脅與集體無形壓力下，不得不敲盆游街、自污以“維護”支書的顏面時，我們看到的是鄉村權力結構對個體尊嚴的系統性、荒誕性摧毀。權力的毛細血管滲透到最微小的社會關系里，將人際關系異化為赤裸裸的支配與被支配關系。

?貨幣對人的重新編碼與精神閹割?：在《狗小的自行車》和《小鎮理發師》中，金錢展現了它強大的塑造甚至“創造”人的魔力。趙大牛從一個心懷屈辱、伺機報復的弱者，在金錢的催化下，變成了縱情聲色、對過往屈辱徹底“諒解”甚至“和解”的“錢呀”老板。他的報復沖動在資本增值的邏輯面前變得無足輕重，這是精神世界向物質現實的一次徹底投降。狗小（小天）更是經歷了身份的直接買賣，當“狗小”被三萬元的價格標簽置換為“小天”，當他騎著“贖回”的自行車路過親生父親卻不再相認時，盧江良揭示的是一種觸目驚心的現實：在極端的經濟邏輯面前，血緣、情感乃至人的根本身份，都可能成為可交易、可讓渡的商品，人性本身面臨著被物化和空心化的危機。

?底層生態鏈中的相互傾軋與自我認同困境?：集子中的人物，并非簡單地被“上層”壓榨，更上演著同一階層內的復雜博弈。《逃往天堂的孩子》中，鄭曉林和吳東明是村里最受鄙夷與欺負的孩子（“婊子的兒子”“賊骨頭”），他們的夢想天堂源自成人世界傳遞的童話，而通往天堂的路徑卻需要他們向更弱者（飄飄）投射渴望，或向強者（村長）行使偷竊。這種絕望的反抗，最終將他們推向了一個更險惡的“天堂”——陌生男子的謊言與火車脫軌的死亡。故事揭示了貧困不僅剝奪了物質，更塑造了扭曲的心理結構和絕望的行動邏輯，受害者與施害者的角色在生態鏈的末端模糊。

?2.道德景觀的變遷：傳統倫理的消解與實用主義的盛行?

盧江良的鄉村，已非田園牧歌式的精神故園，而是一個傳統倫理秩序逐漸失效、實用主義價值大行其道的現實場域。

?《村里的兩條狗》?中的“配種”鬧劇，表面荒誕不經，實則精準地刻畫了一種基于資源交換與權力攀附的社會心理。馮四試圖通過動物的“聯姻”來建立與村長家實質性的“關系”，而村長對“交配”的厭惡與阻礙，不僅源于對馮四人品的鄙視，更深層的是對自身權力符號“純凈性”被“污染”的焦慮。一場動物行為被賦予了過于沉重的社會隱喻。

?《鄉村建筑師》?中的鄭小米，是又一個在價值坐標轉換中迷失的典型。他將個人尊嚴與自我實現的夢想（成為“鄉村建筑師”），錯誤地附著于對外部成功學符號（作家鄭潔清的成功）的盲目模仿，以及一個不切實際的“西方教堂式”建筑方案。他的悲劇不僅在于個人理想的落空，更在于他與整個鄉村社會認知系統的錯位。村民們實用主義的評判標準（房子要能住人），與小知識分子脫離實際的“理想”發生了根本性的沖突，這種沖突以喜劇開場，卻以鬧劇和悲劇收場，最終是鄭小米被規訓回“砌得比任何人都直”的現實。

?人際關系的工具化與情感的異化?在多個故事中可見。丈夫可以成為實現階層的跳板（《狗小的自行車》中海天夫婦的動機），子女可以成為改善經濟的籌碼（同上），鄰居關系可以轉化為利益算計（《村里的兩條狗》）。感情本身不再是穩固的紐帶，而是可以依據利害關系隨時調整的變量。

?3.城鄉二元結構下的“中間人”與精神失重?

盧江良的獨特貢獻，在于他不僅寫了鄉村的留守者，更敏銳地捕捉了那些游走于城鄉之間、處于懸浮狀態的“中間人”的尷尬。

?《城市里的風》?中的柯鴻，是對現代化、城市文明水土不服的知識分子代表。他所厭惡的“不冷不熱、陰陽怪氣”、總讓他感冒的“城市里的風”，實際上是他對城市文化“去深度化”“速配化”（人際關系、婚姻）和虛偽性的過敏反應。他選擇離開，看似決絕，實則是無法找到融入方式和精神家園的挫敗性退卻。他與如魚得水的同學袁汀形成了鮮明對照，展現了城市化進程對個體適應能力的殘酷篩選。

在《狗小的自行車》中，進城務工的狗小一家是另一種“中間人”。他們肉身在城市，卻無法真正扎根；他們渴望被城市接納（成為“小天”），但這種接納是以斬斷與過往的一切聯系、更改身份為代價的，是一種帶著巨大精神創傷的、屈辱的“上升”。狗小親生父母的“欣慰”（兒子成了城里人），交織著為生存而販賣親情的痛苦，構成了一幅令人心酸的圖景。

?《生長在城市里的稻》?則用超現實的筆法，將這種城鄉對立與荒誕邏輯推向了極致。當農業生產的邏輯（為收獲而耕種）徹底讓位于商業宣傳的符號邏輯（為形象而表演），當父輩（樂天）對“糧食”和“勞動”本能的敬畏，與子輩（谷兒）純粹的資本算計發生不可調和的沖突，小說揭示了現代化進程中某種根本性的精神斷裂。樂天最后獨自進城割稻的行為，是一個傳統農民對自然法則和生存倫理的悲壯守衛，是對工具理性吞噬價值理性的絕望反擊。

?二、敘事藝術：冷靜克制下的黑色幽默與深度現實感?

盧江良的小說藝術成就，建立在他獨特的敘事風格之上。

?1.“零度敘事”下的冷峻力量

盧江良的敘述語調通常是冷靜、克制、近乎白描的。他極少進行直接的心理描寫或主觀的情感宣泄，而是通過人物的對話、行為和微妙的細節，讓情感和主題自行浮現。例如，在《小鎮理發師》中，趙大牛由復仇到放棄的心理嬗變，是通過他從抽屜里取出那把“削鐵如泥”的剃刀、面對那張“拱”過妻子的“豬嘴”時的猶豫，最終因想起情人幽會而分神的一系列動作，以及內心旁白與現實的反差（“暗地里惡狠狠地怒罵”vs.實際的“手驀地頓住了”）來呈現的。這種不動聲色的敘述，反而產生了巨大的內在張力，讓讀者在冷靜的文本下感受到人物洶涌的心理暗流和命運的荒誕感。

?2.精妙的結構與情節反轉

盧江良擅長構建精密的敘事結構，常常在平實的情節發展中，設置關鍵性的轉折點，這些轉折不僅推動情節，更揭示主題，充滿諷刺意味。例如，《誰打瘸了村支書家的狗？》從“指認-偽證-作證-收買-抗爭-妥協-儀式性羞辱”的鏈條，完整呈現了一個普通人在權力網絡中被絞殺的全過程，情節的每一次推進都是尊嚴的一次淪陷。而《狗小的自行車》中，從丟車、找車、認子、交易到最終的疏離，每一次身份的變化都伴隨著深刻的倫理拷問。

?3.黑色幽默的普遍運用

這是盧江良作品最顯著的美學特征之一。他將巨大的悲劇、深刻的矛盾包裹在一種荒誕、夸張甚至可笑的情節外殼之下。

?《村里的兩條狗》?：為了“配種”而精心策劃、認真執行，最終導致一場權力游戲下的殺狗事件，過程嚴肅，動機可笑，結果可悲。

?《鄉村建筑師》?：一個泥水匠立志成為“鄉村建筑師”，設計出不倫不類的“教堂城堡”，夢想通過一棟房子贏得社會認可，最終卻淪為全村笑柄，理想在現實中撞得粉碎。

?《村口山上有只兔》?：全篇建立在“部長”看錯（兔/豬）的一句話之上，由此衍生出一個煞有介事的“野豬捕捉隊”，一場集體性的裝模作樣，一場自導自演的“打野豬”勝利，最終榮獲獎項，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維護著這個由權力制造的“皇帝的新裝”。這部小說堪稱黑色幽默的杰作，將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唯上是從的作風諷刺得入木三分。

這種黑色幽默的效果，不是輕松的搞笑，而是如鹽撒在傷口，加劇了讀者的痛感與反思。它讓我們在發笑之后，感到一種深刻的悲哀和不安。

?4.生動的人物塑造與群像勾勒

集子中的人物血肉豐滿，他們不是概念化的符號，而是在特定環境下掙扎求生的復雜個體。趙大牛（軟弱、機心、異化）、樂天（倔強、無奈、屈服）、鄭曉林（木訥、堅韌、絕望）、鄭小米（偏執、虛榮、挫敗）……他們各有各的卑微、算計、善良與局限。盧江良通過對他們命運軌跡的描繪，共同構建起了一幅底層中國的精神肖像。

?三、文學價值與社會意義：作為時代備忘錄的《狗小的自行車》?

盧江良憑借《狗小的自行車》奠定了其在中國當代文壇，特別是鄉土/底層寫作領域的重要地位。

?1.對傳統鄉土書寫的突破?

他超越了“田園牧歌”式的懷舊與“啟蒙-救贖”式的精英視角，也避免了簡單的“苦難展覽”與道德控訴。他以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般的精準和耐心，進入鄉村的肌理，描繪其內部權力結構、人情網絡、精神狀態的復雜變化，展現了現代化浪潮沖擊下，鄉村社會倫理的解體、價值觀念的混亂以及個體精神世界的崩塌與重建（往往是畸形的重建）。

?2.深邃的現實主義洞察力?

盧江良的作品具有強烈的“非虛構”氣質和現實感。他所書寫的事件與人物，都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和生活質感。他抓住并放大了“金錢-權力”“城市-鄉村”“傳統-現代”這幾組核心矛盾在中國基層社會中的具體表現，使其小說成為了理解上世紀九十年代至新世紀初中國社會轉型期陣痛的一份生動的文學檔案。

?3.普遍的人性關懷?

盡管故事背景多置于特定鄉村，但盧江良探討的問題——尊嚴的維護、身份的焦慮、選擇的困境、人性的變異、權力的腐蝕、夢想的幻滅——卻具有跨地域、跨文化的普遍意義。他筆下的人物困境，是任何身處劇烈變動社會中的個體都可能遭遇的困境。這使得他的作品超越了“鄉土文學”的范疇，具備了探討人性與生存境遇的哲學深度。

四、?結語?

《狗小的自行車》是一部需要懷著沉重心情閱讀的作品。盧江良用他看似平淡實則鋒利的文字，為我們切開了一塊塊來自社會底層的“靈魂切片”。在這些切片上，我們看到了被擠壓的夢想、被交易的情感、被扭曲的靈魂和被消解的尊嚴。他并非一個憤怒的吶喊者，而更像一個冷靜的記錄員，用文學的X光機照見了光鮮表面下的病灶與暗疾。

這部作品的成功，在于它成功地做到了?藝術真實與生活真實的同構?，?黑色幽默與深刻悲憫的交融?，以及?個體命運與時代洪流的共振?。它不是簡單的揭露或批判，而是試圖在理解復雜性的基礎上，完成一次對當代中國人精神境遇的深切勘探。對于任何希望理解當代中國社會復雜面向，以及在這種復雜中個體靈魂所承受的重負與變形的讀者而言，《狗小的自行車》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分量沉重的杰作。它讓我們看到，在一輛丟失又“找回”的自行車背后，所承載的是一個時代轉型的陣痛與靈魂的漂泊。

（文/百度文心助手）

泥濘土地上的精神圖譜

——評盧江良短篇小說集《狗小的自行車》

盧江良的短篇小說集《狗小的自行車》以浙東鄉村與城鄉交界地帶為敘事場域，用冷峻的筆觸勾勒出轉型期中國底層民眾的生存困境與精神掙扎。這部集子收錄了《小鎮理發師》《村里的兩條狗》《狗小的自行車》等二十余篇作品，通過一個個荒誕卻真實的故事，揭示了金錢邏輯對傳統倫理的侵蝕、權力運作對人性的扭曲，以及普通人在時代浪潮中的身不由己。作品以現實主義為底色，融入黑色幽默與民間智慧，構建起一幅充滿痛感卻不失溫度的當代鄉村精神圖譜，成為了解世紀之交中國鄉村社會變遷的重要文本。

一、生存困境中的人性異化

集子中的人物大多深陷生存的泥沼，在物質匱乏與精神貧瘠的雙重擠壓下，人性逐漸發生畸變。《狗小的自行車》中的狗小一家是進城務工者的典型縮影，父親修鞋維生，母親清掃馬路，一家人擠在簡陋的出租屋中，生活的重壓讓親情也變得脆弱。自行車的丟失成為導火索，不僅讓狗小不得不每天奔跑五里路上學，更成為他命運轉折的契機。當城市人海天誤將狗小認作失蹤的兒子小天時，這個貧困家庭最終選擇以四萬元的價格“出讓”兒子，親情在生存壓力面前淪為可交易的商品。狗小在富裕的“親生父母”家獲得了物質滿足，卻逐漸遺忘了生身父母，這種異化不是個體的墮落，而是時代轉型期底層群體無奈的生存選擇。

《小鎮理發師》中的趙大牛同樣展現了人性在金錢面前的蛻變。最初，他為報復與妻子有染的廠長“大嘴巴”而學理發，夢想用剃須刀削掉對方的嘴唇。但隨著理發店生意興隆，金錢帶來的權力與欲望逐漸吞噬了他的復仇之心。他變得風流成性，與多個女人有染，甚至在親熱時高呼“錢呀”，被全鎮人私下稱為“錢呀”。當他最終成為小鎮的富裕階層，與曾經的仇人“大嘴巴”稱兄道弟時，最初的屈辱與仇恨已被金錢消解，人性在物質主義的侵蝕下變得麻木。這種異化不是簡單的道德淪喪，而是底層民眾在脫貧渴望中對自身價值的誤讀。

盧江良筆下的異化往往帶有被迫性與悲劇性。《鄉村建筑師》中的鄭小米，一個初中畢業的泥水匠，受“我”成為作家的激勵，立志成為鄉村建筑師。他設計的新型民房充滿創意，卻因不符合鄉村的實用邏輯與傳統審美而遭遇嘲諷。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他被村民視為瘋子，婚約告吹，最終只能回到腳手架上，繼續砌著他曾經鄙夷的“火柴盒”式民房。鄭小米的異化不是放棄理想，而是理想在現實面前的破碎，展現了底層民眾追求精神價值時的艱難與悲壯。

二、權力運作下的鄉村生態

集子深刻揭示了鄉村社會中權力的隱性運作機制，以及權力對人性的扭曲與碾壓。《村里的兩條狗》以兩條狗的交配為切入點，構建了一幅鄉村權力關系圖譜。村長為討好支書，渴望自家的狗生崽送禮，卻因與狗交配的雄狗來自他鄙視的馮四家而心生厭惡。為阻止這種“門不當戶不對”的交配，村長編造鎮里征收一千元養狗掛牌費的謊言，迫使馮四殺掉了花三百元買來的狗。而村長家狗脖子上的掛牌，不過是用破自行車牌照改造的假貨。在這場荒誕的權力游戲中，村長利用信息不對稱與權力優勢肆意操控他人命運，而馮四明知被欺騙，卻因“民不跟官斗”的生存智慧選擇沉默，展現了鄉村權力結構中強者對弱者的隱性壓迫。

《誰打瘸了村支書家的狗？》則更直接地展現了權力的蠻橫與虛偽。村支書自家的狗被自己打瘸，卻一口咬定是村民樂天所為，還指使治保主任作偽證。樂天為洗清冤屈四處奔走，卻因觸動了村支書的權威而丟了工作，最終不得不沿街敲著破臉盆自辱，承認自己打瘸了狗。作品中，權力不再是為民眾服務的工具，而是成為掌權者泄私憤、樹權威的手段，而底層民眾在權力面前只能選擇屈服，否則便會遭遇生存危機。這種權力運作機制不僅扭曲了公平正義，更異化了鄉村的人際關系，讓虛偽與怯懦成為生存必備的品質。

盧江良并未簡單地將權力持有者塑造成反派，而是展現了權力對掌權者自身的異化。《尋找“把柄”》中的村支書為維護權威，縱容親戚霸占村民厚忠的道地，卻因擔心厚忠舉報村里筑墻拋荒的違規行為而妥協。權力讓他變得傲慢而膽怯，既享受著權力帶來的便利，又時刻恐懼權力的喪失。這種復雜的人性刻畫，讓作品的權力批判更具深度，揭示了鄉村權力結構對所有人的裹挾與異化。

三、城鄉夾縫中的身份焦慮

集子中的許多故事發生在城鄉交界地帶，聚焦于進城務工者與返鄉者的身份焦慮，展現了轉型期中國社會的斷裂與融合。《城市里的風》中的柯鴻大學畢業后在城市工作，卻始終無法融入城市生活。他看不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更受不了城市里“不冷不熱、陰陽怪氣”的風，常年被感冒困擾。這種生理上的不適，實則是心理上的疏離感的外化。柯鴻最終選擇逃離城市，展現了鄉村背景的知識分子在城市中的身份困境——既無法回歸鄉村，又難以融入城市，成為懸浮在城鄉之間的“邊緣人”。

《生長在城市里的稻》則通過荒誕的情節展現了城鄉觀念的沖突。房地產老板谷兒在城市中心的空地上種稻，并非為了收獲，而是為了企業宣傳。這種將農田當作道具的行為，遭到了來自鄉村的務工者樂天的質疑。在樂天看來，土地就應該用來耕種，糧食不容浪費，而谷兒則將土地視為資本運作的工具。兩種觀念的沖突，本質上是鄉村文明與城市文明的碰撞，展現了城市化進程中傳統農耕文明的尷尬處境。

《尋找逃入城市的弟弟》中的“我”與弟弟，代表了鄉村青年面對城市的兩種態度。弟弟執意逃入城市，卻只能靠撿垃圾為生；“我”為尋找弟弟來到城市，最終卻選擇留在城市，甚至拋棄了找到的弟弟。城市對鄉村青年既有吸引力，又充滿排斥力，讓他們在追求更好生活的過程中迷失方向。這種身份焦慮不僅是個體的困境，更是時代的癥候，揭示了城市化進程中鄉村青年的精神迷茫。

四、敘事策略中的現實主義力量

盧江良的敘事以現實主義為根基，卻又融入了民間敘事的幽默與荒誕，形成了獨特的敘事風格。作品多采用第三人稱限制視角，通過人物的眼睛觀察世界，讓讀者在共情中感受底層民眾的生存處境。《狗小的自行車》以狗小的視角展開，通過孩子純真的眼睛，更凸顯了成人世界的功利與冷漠。狗小對自行車的執著，對親情的眷戀，與父母的現實考量形成鮮明對比，讓作品的悲劇性更具感染力。

作品善于運用民間智慧與黑色幽默化解沉重的主題。《村里的兩條狗》中，村長用破自行車牌照冒充養狗掛牌，馮四明知被騙卻選擇沉默，這種荒誕的情節既讓人發笑，又讓人感到心酸。《小鎮理發師》中，趙大牛最終放棄報復“大嘴巴”，不是因為寬容，而是因為金錢帶來的底氣，這種黑色幽默的處理，讓作品的批判更具鋒芒。民間敘事的加入，讓作品既有現實主義的深度，又有民間文學的鮮活與靈動。

語言風格上，盧江良采用質樸直白的口語化表達，融入浙東鄉村的方言詞匯，讓作品充滿地域特色與生活氣息。“狗娘養的”“賊骨頭”等方言罵語，“日進斗金”“民不跟官斗”等俗語，不僅符合人物身份，更增強了作品的真實感。同時，作品的語言又兼具冷峻與溫情，在揭示人性黑暗與社會不公時毫不留情，在展現底層民眾的善良與無奈時又飽含同情，形成了剛柔并濟的語言風格。

五、時代轉型中的精神叩問

《狗小的自行車》不僅僅是對底層民眾生存困境的描摹，更包含著對時代轉型中精神價值的叩問。作品中的人物大多在物質追求與精神堅守之間搖擺，最終往往向現實妥協，但這種妥協背后，仍隱藏著對尊嚴、理想與親情的渴望。《逃往天堂的孩子》中，鄭曉林與吳東明因不堪忍受村里的歧視與虐待，渴望逃往“有得吃，有得穿，還不會讓人欺負”的天堂。他們偷了村長的錢去火車站買票，卻因不知道天堂的具體地址而被售票員嘲笑。最終，他們乘坐的火車脫軌，兩個孩子在意外中實現了對“天堂”的向往。這個悲劇性的結局，既揭示了底層兒童的生存困境，又暗含著對理想家園的向往，讓作品在絕望中透出一絲希望。

《前往記憶中的公園》中的55歲女人，三十多年來一直懷念著18歲時與戀人黑鍬去過的縣城公園。當她終于再次來到縣城，卻發現公園早已被拆掉，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廣場。她在廣場上追憶往事，淚水縱橫，展現了對逝去愛情與青春的眷戀。這種對記憶的堅守，在快速變化的時代中顯得尤為珍貴，成為抵抗異化、堅守自我的精神支點。

集子中的每一個故事都在追問：在時代轉型的浪潮中，人應該如何堅守自我？如何在生存壓力與道德底線之間平衡？如何在物質追求與精神家園之間找到歸宿？這些叩問不僅針對作品中的人物，也指向每一個讀者，讓作品超越了地域與時代的限制，具有普遍的精神價值。

盧江良的《狗小的自行車》以其深刻的現實關懷、獨特的敘事風格與強烈的精神叩問，成為當代短篇小說創作的重要收獲。作品聚焦于轉型期中國鄉村與城鄉交界地帶的底層民眾，用冷峻而溫情的筆觸，描繪了他們的生存困境、人性異化與精神掙扎，揭示了金錢邏輯與權力運作對傳統倫理與人性的侵蝕。在今天看來，這些故事依然具有強大的現實意義，它們不僅記錄了一個時代的社會變遷，更構建了一幅底層民眾的精神圖譜，讓我們在回望歷史的同時，思考人性的本質與時代的方向。這部作品提醒我們，無論時代如何變遷，都不能丟失對尊嚴、親情與理想的堅守，這正是其跨越時空的文學魅力所在。

（文/豆包）

盧江良，本名盧鋼糧，男，1972年出生于紹興，現居杭州。國家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小說學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中國電影文學學會理事，浙江省文學創作高級職稱評委會專家庫成員。作品在《當代》《中國作家》《小說月報》《小說選刊》《作品與爭鳴》《雜文選刊》等報刊發表、轉載，入選《21世紀中國文學大系》《中國最具閱讀價值短篇小說》《新世紀獲獎小說精品大系》《新世紀中國小說排行榜精選》等權威選本和全國20多個省份100多份語文試卷，榮獲全球網絡原創文學作品大賽優秀短篇小說獎、浙江省優秀文學作品獎、陽光文學獎、浩然文學獎、中華優秀出版物圖書獎提名獎和榮登中國小說學會“中國小說排行榜”，列入浙江省現實主義文學精品工程、北京市出版工程、上海文化藝術資助項目、杭州市文藝精品工程等。有3部小說被拍攝成4部電影，其中《狗小的自行車》榮獲第八屆電視電影百合獎、《斗犬》入圍第六屆溫哥華國際華語電影節和第十屆澳門國際電影節。已出版短篇小說集《狗小的自行車》、長篇小說《城市螞蟻》《逃往天堂的孩子》、散文隨筆集《靈魂的指向》《向一塊石頭學習》《野草的歌唱》等10多部文學圖書和電影光盤《狗小的自行車》。

盧江良：憑著良知孤獨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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