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周總理重逢一名女子，特意詢問：多年不見，愿回北京工作嗎

1955年4月8日清晨，昆明的細雨停在了槐葉上。云南大學東門外，一輛黑色吉普緩緩靠邊，車門打開，周總理健步走下。他來去匆匆，本是趕往印尼萬隆參會，中途卻特意抽出半天，只為與一位久未謀面的“老朋友”敘舊。

那位女子名叫張若名。她此刻已是云南大學外文系教授，面上帶著溫和的笑，眼中卻閃過一絲意外。周總理先與她的丈夫楊堃握手，隨后轉身，雙手覆住張若名的手，輕聲一句：“好久不見，愿意來北京工作嗎？”話雖簡短，卻將二十七年的思念與牽掛一并道盡。

若把時間撥回三十多年前，這兩雙緊握的手曾在天津的街頭一起高舉橫幅。1919年五四運動燎原，17歲的張若名與20歲的周恩來同為“覺悟社”骨干，日夜奔走呼號。兩人常在昏暗的油燈下討論如何喚醒國人，紙上是馬克思與盧梭，胸中卻燃著相似的火。

那一年冬天，北洋政府逮捕學生頭目。張若名、周恩來均在囚名單之列。六個月鐵窗生活，他們以詩稿互換消息，以絕食抗議苛酷管束。張若名后來回憶，“牢飯是苦的，但理想很甜”。兩顆年輕的心在黑暗中悄悄靠近，卻克制地稱彼此為“同志”，唯恐感情妨礙事業。

1920年夏，被釋放后的張若名決意漂洋過海。她與周恩來同船赴法勤工儉學。里昂、巴黎、蒙達爾紀——狹窄閣樓、熄燈的宿舍、深夜的印刷機聲，全部見證著兩人漸生的情愫。留學生同伴常打趣：“他們倆像兩束并行的火炬，照亮彼此前路。”

然而信念的分歧悄然出現。1924年，張若名因公開悼念列寧被法國警方盯上，遭拘押后心灰意冷，最終退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周恩來聞訊，連寫數信勸她回心轉意。他寫道：“革命道路艱險，卻也最寬廣。”張若名僅回一句：“我累了，想先做學問。”由此，兩條道路分岔。

周恩來歸國繼續他的戰斗，并與鄧穎超攜手。1928年，他路過里昂時與張若名作別，坦陳已與鄧穎超成婚。臨行前，他看著舊日戀人，留下半句叮嚀：“若有日國事需你，還望回國出力。”張若名點頭，卻沒給承諾。

1931年，張若名與楊堃在里昂結婚，隨后回到北平中法大學執教。抗戰爆發，她隨夫輾轉西南，1948年落腳昆明。眼見1949年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升起，她多次向組織遞交入黨申請。因為早年脫黨，她的申請被暫緩，她仍堅持旁聽黨課，記錄厚厚兩大本。

時間回到1955年那間會客室。周總理聽她談近況，聽她說“還在等待入黨機會”，眼里閃過欣慰。于是才有那句誠摯的邀請：“愿不愿意來北京？”張若名略作沉吟，婉拒：“學校尚需人手，學生離不開。”話音落下，室內微微沉靜。周總理點頭，笑道：“也好，哪里都能為國家育才。”

臨別前，周總理從公文包里抽出一本新印的《人民日報》，在報頭旁寫下“共勉”二字遞給她。門口小雨復落，張若名接過報紙，指尖微顫，卻只是輕聲說：“多保重。”雙方再無多言，各自上車，一輛向機場，一輛回校園。

不久后，周總理飛抵北京。鄧穎超迎上前，第一句話便是：“見到她了嗎？”周總理笑著點頭。鄧穎超追問：“照片呢？”周總理擺擺手：“未拍。她氣色極好。”夫妻二人相視，沉默中盡是歲月深處的理解。

此后，張若名仍留在昆明，從教、翻譯、研究，偶爾向學生提到“早年在法國的小伙伴”，卻從不炫耀昔日的交往。1973年，她的入黨申請終于獲批，已過花甲之年，卻依舊滿懷熱誠。她對同事說：“晚歸，也算未遲到。”

那一聲“愿回北京工作嗎”，未曾化作現實，卻成了兩位舊友間的最后一次相見。此后，風云仍起，歲月更迭，各自的腳步從未停歇。相逢一刻短暫，卻把半生的交錯寫得擲地有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