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中央急召羅東進回京，羅榮桓看到兒子怒斥道：為什么要回來

1963年11月下旬的一個深夜，北京復興醫院的長廊里只有值班燈泡忽明忽暗。羅榮桓剛從短暫的昏迷里醒來，他側頭看見站在門口的青年軍裝上還掛著未抖落的風塵。那是羅東進，哈軍工四年級學員，凌晨才從哈爾濱趕到。病床旁沒人說話，只聽得見氧氣瓶里細碎的氣泡聲。沉默被老人沙啞的質問打破：“誰準你離開課堂的？快回去！”

醫生和護士面面相覷，他們以為將軍會欣慰地握住兒子的手，沒想到迎來的卻是一頓訓斥。羅東進把行李放在床尾，聲音很低：“學校批準了，中央也拍了急電讓我來。”老人皺眉，卻無力再開口，他閉上眼，抬手做了個讓兒子離開的手勢。那一刻，病房外的風吹動窗簾，卷起往昔的記憶。

時間倒回二十四年前。1939年2月的魯西北，羅榮桓正率部東進。臨行前，他收到妻子林月琴的口信：第二個孩子已平安降生。行軍圖展開在油燈下，老人笑著在地圖空白處寫下“東進”兩個字，用來給兒子命名。一句話沒多想，取名即定，卻暗含期許——孩子要隨部隊腳步一樣不停地向前。

四個月后，林月琴抱著襁褓沿著115師留守處一路輾轉，終于在泰西和丈夫會合。敵情緊迫，夜里嬰兒啼哭可能招來日軍“掃蕩”。羅榮桓干脆利落，決定把孩子暫寄給附近老鄉。臨別時，他把身上唯一的緞帶軍功章塞進搖籃當見面禮，回頭只留下一個眼神：別讓前線為難百姓。

東進在老鄉家斷斷續續住了三年。那年月，地瓜面加麥麩的煎餅硬得咬不動，鄉親就把食物嚼碎再喂孩子。多年后，東進提及此事總說一句話：“沂蒙大爺大娘是我另一個娘家。”這句樸素的感激，父親聽到卻只淡淡點頭，仿佛理所當然。

抗戰結束，家屬隨軍進北平。臨進城前，羅榮桓召集幾個孩子站在城門口，一句話就定了規矩：“到了北京，可別學舊時那些八旗子弟，倚勢揮霍，不行。”此后，無論是棉帽子還是校車，他都盯得緊。羅東進要換皮帽，沒商量；上小學坐吉普，立刻被禁止。孩子們蹭公共汽車回家，甚至因為錯過末班車步行十幾里，父親非但不心疼，還表揚了一句“這才像樣”。

1959年，羅東進考上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導彈專業。臨別前，父親只叮囑一句：“學業最緊要。”他沒想到，四年后自己病重，中央電報會把兒子從實驗室直接召回。電報抵達校園那天是11月27日，校警騎自行車撒腿去課堂找人。東進看完電文，連夜登上南下列車，列車穿越林海雪原，他靠著車窗背誦力學公式，生怕腦子里空出一塊。

抵京時，是12月初的凌晨。老人病情反復，體溫表被汗水浸得模糊，依舊惦記兒子的課程表。那天清晨，他抓著兒子的袖口低聲囑托：“國家導彈事業才起步，你離不開。”說完似乎怕自己撐不住，索性提高聲調，“快回去！”這一吼，讓窗外守夜的護士都嚇了一跳。

十幾天后，1963年12月16日凌晨三點，呼吸機指針停住。守在旁邊的東進摘下表針認時，零下七度的涼氣透進長廊，玻璃上瞬間蒙起一層霜。后事一切從簡，沒有追悼會排場，沒有子女哭號。那紙中央電報被東進折好，夾在父親遺像背面，成了他此生唯一一次“違令”的證據。

多年以后，哈軍工同學談起羅東進，總提那學期的缺課記錄——整整十五天，卻沒人因此對他多說一句閑話。大家都明白，當年病房里那句“為什么要回來”，嚴格得刺耳，卻是羅榮桓一貫的行事準則：個人親情讓位大局，哪怕面對自己的骨肉。遺憾的是，兒子收到的最后一道“命令”，再也沒機會執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