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5年秋天，北京中南海的氣氛莊重而肅穆。
這不僅僅是一疊紙，這是無數戰士用鮮血和生命堆出來的功勞簿。
主席審閱得極仔細。
細致到什么地步呢？
就拿皮定均來說，原定的方案是給個少將。
主席想到了當年的中原突圍，那是九死一生的硬仗，覺得給低了，提筆就在旁邊批注：“皮有功，少晉中。”
還有那位打起仗來像旋風一樣的韓先楚，解放海南島的頭號功臣。
名單上擬的是中將，主席搖搖頭，大手一揮，直接提到了上將。
這時候的評定標準很硬：拿戰績說話，誰本事大誰就上。
可翻著翻著，主席的手停住了，臉色也變得凝重起來。
他在找一個名字。
按理說，憑這個人的資歷和貢獻，在中將那一欄里應該穩穩當當占個位置。
可主席來回翻了好幾遍，那個熟悉的字眼就像人間蒸發了一樣，根本沒影兒。
主席把負責評銜的工作人員叫過來，開口就問：“怎么沒看到周駿鳴同志？”
這事確實透著古怪。
一個能讓主席掛念、本來穩拿中將的人，怎么會莫名其妙“掉隊”了？
想要把這個謎題解開，咱們得把時光倒流二十年，去看看周駿鳴當年是如何在刀尖上做選擇的。
第一道生死關，卡在1934年。
那會兒周駿鳴的日子，簡直是在鬼門關里打轉。
他底子不薄，原本是馮玉祥手下的軍官，后來起義投了紅軍，干到了紅五軍團的團長。
可惜運氣不好，因為生病被送回鄉養病，好不容易拉起一幫人馬，結果因為形勢突變，落到了敵人手里。
在牢里，國民黨那幫人什么刑具都用上了，把人折磨得死去活來，也沒能從他嘴里撬出一個字。
眼看硬的不行，敵人就開始玩陰的。
他們找了個叛徒來給周駿鳴“洗腦”，拋出一個毒誘餌：只要你點頭，假裝回紅軍那邊去，暗地里給我們當內應搞破壞，立馬就放你一條生路。
這簡直是把人往絕路上逼。
不答應？
立馬就是個死。
答應了？
以后怎么跟組織交代？
萬一組織不信，那你就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的叛徒，脊梁骨都得被人戳斷。
周駿鳴心里跟明鏡似的：死倒是痛快，可要想留著有用之身報效國家，那才叫難。
他把心一橫，決定玩一把大的：將計就計。
表面上，他裝作扛不住了，順從地答應了敵人的“招安”條件。
敵人信以為真，前腳剛把他放出來，他后腳就直奔部隊，見到組織就把這事兒從頭到尾倒了個干凈，一點沒藏著掖著。
組織上信任他，派他去豫鄂邊區接著打游擊。
這會兒，周駿鳴顯露出了過人的眼光。
他琢磨著，自己剛從虎口脫險，雖然組織沒懷疑，但這瓜田李下的，要是直接插手現有的隊伍，萬一日后出點什么岔子，整個邊區的組織都得跟著遭殃。
于是，他主動提了個讓人意想不到的要求：我不進現在的隊伍，我去開辟個新場子，單獨拉一支游擊隊起來。
這哪是為了避嫌，分明是把所有的風險都攬到了自己一個人頭上。
就這樣，他把自己“流放”到了確山縣那荒涼的鐵幕山上。
到了山上，現實的冷水潑得人透心涼。
名義上是“單獨領導”，說白了就是光桿司令從零起步。
滿打滿算只有七個人。
手里的家伙什兒？
只有三支破土槍。
更糟糕的是，后來跟大部隊斷了線。
那幾年主力紅軍長征走了，留下的游擊隊就像沒娘的孩子，只能自己在山里野蠻生長。
這七個人活得連叫花子都不如。
大冬天趴在冰窩子里，餓了啃野菜樹皮，身上披著爛布條，還得時刻提防國民黨的圍追堵截。
在這種絕境下，很多人沒扛住。
原來的隊長犧牲了，省委書記也沒了，身邊的戰友一個個倒在血泊里。
折騰到最后，就剩下周駿鳴帶著兩三個弟兄在深山老林里轉悠。
換個意志不堅定的，這日子早就沒法過了：沒爹疼沒娘愛，缺槍少糧，圖個啥？
可周駿鳴是塊硬骨頭。
他硬是憑著一股子狠勁，在確山扎下了根，把這只有兩三個人的火種，慢慢扇成了幾百人的熊熊烈火。
時間來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第二個大難題擺在了面前。
周駿鳴終于跟中央接上了頭。
這本來是天大的喜事，可上面傳下來的命令讓他傻眼了：停止游擊戰，跟國民黨聯手抗日。
周駿鳴腦子一時轉不過彎來。
昨天國民黨還在漫山遍野地搜山抓人，要把咱們趕盡殺絕，今天就要跟他們稱兄道弟？
再說了，人家國民黨壓根沒正眼瞧這支小小的游擊隊，還在變著法兒地想吃掉他們。
帶著一肚子的問號，周駿鳴千里迢迢跑到了延安。
毛主席親自見了他，對他這些年孤懸敵后的成績豎了大拇指。
至于為什么要合作抗日，主席站在國家民族存亡的高度，給他掰開了揉碎了講道理。
道理是聽明白了，可周駿鳴心里還是有個疙瘩：“主席，咱們想講和，可國民黨看不起咱們，還要消滅咱們，這咋整？”
就在這時候，站在旁邊的朱老總撂下了一句擲地有聲的話。
這句話，成了周駿鳴后半輩子的行事準則。
朱老總說：“人家看不起你，是因為你拳頭不夠硬。
回去拼命發展力量，等你壯大到他啃不動你的時候，他就得乖乖坐下來跟你談判。”
這招叫以斗爭求團結。
這一句話，直接把周駿鳴的思路打開了。
他恍然大悟。
回到確山后，他不再糾結“人家打不打我”，而是把心思全花在“怎么讓自己變強”上。
他帶著弟兄們攻打土圍子，從地主武裝手里搶槍，整頓隊伍。
沒過多久，隊伍就像滾雪球一樣，從幾百人一口氣擴充到了1200多號人。
這就是實力的分量。
當這1000多人的隊伍拉出來時，國民黨的臉色立馬變了。
他們再也不敢小瞧這支武裝，趕緊派人過來求和談合作。
緊接著，這支部隊改編成了新四軍第四支隊第八團，周駿鳴當團長，正式開赴抗日最前線。
往后的日子那就是一路高歌猛進。
半塔保衛戰、孟良崮戰役、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周駿鳴帶著當年那七個人起家的底子，最后打出了一個威名赫赫的師，前前后后消滅了近十三萬敵人。
回到開頭那個懸念：這樣一個戰功彪炳的猛將，為什么1955年的授銜名單上沒他的名字？
工作人員給了毛主席一個答案：周駿鳴同志已經轉業到地方了。
就在授銜前不久，周駿鳴接到了國家的調令，去國務院當了水利部副部長。
這會兒的他，沒在軍營里待著，而是跑到了工地上。
他正指揮著成千上萬的民工，熱火朝天地修建那個著名的新中國水利工程——南灣水庫。
按照當時的硬性規定，只要離開軍隊去地方任職，原則上就不再授軍銜。
毛主席聽完，沉默了半晌。
雖然覺得有點可惜——畢竟憑周駿鳴的資歷，掛個中將銜是綽綽有余的——但主席心里更多的是欣慰。
從當年的“富家少爺”到“紅軍團長”，從“深山游擊隊員”到“新四軍虎將”，再到現在的“水利部長”。
你看周駿鳴這一輩子，好像總是在做“舍棄”的買賣：
舍棄了地主家的好日子去當兵吃苦；
舍棄了現成的組織去開辟荒山野嶺；
舍棄了軍人的榮耀去治理江河水患。
可你要是細琢磨他心里的賬，會發現他從來沒丟掉一樣東西：那就是當年朱老總對他說過的那句話，“國家只有干革命這一條出路”。
至于肩膀上扛的是金燦燦的將星還是工地上的泥土，對他來說，大概真的沒那么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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