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顯駿影 神駒馳騁來

唐代三彩黑釉陶馬

　　馬是對人類文明進程影響最為深遠的物種之一，兼具生產、交通、軍事、禮儀、外交等多重價值。無論是作為衡量社會等級和軍事實力的重要標志，還是充當維持政令通達與物資流通的主要工具，抑或是絲綢之路上連接文明的關鍵紐帶，馬的身影始終活躍在中華文明演進的脈絡之中。正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躍馬揚鞭——馬年新春文化展”匯集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簡牘博物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青州市博物館、綿陽市博物館等多家機構館藏文物，時間跨度自史前至明清，品類涵蓋骨角遺存、青銅車馬器、陶俑、簡牘、繪畫、瓷器、玉器等，多角度展現馬在中華文明長卷中的千姿百態，生動闡釋馬在中華文化中的深厚內涵。

　　馬的足跡，最早踏響在文明初現時。距今約5500年的哈薩克斯坦博泰遺址，留下了人類最早馴馬的實證。在中國境內，距今約3700年的甘肅省齊家文化遺址也發現馬骨遺存。自商代晚期起，車馬坑遍布王畿故地，馬不再只是山野間的生靈，而成為嵌入國家架構的重要資源，成為衡量國力、維系秩序的特殊存在。春秋戰國時期，西域良馬源源東來，相馬術漸成體系，選種、辨質、飼育皆有法度，馬的馴化與選育，就此成為推動歷史車輪前行的隱秘力量，在刀兵與阡陌之間，寫下了早期文明的雄渾序章。

　　自商周以降，車馬便超越了交通與征戰的實用屬性，化作禮樂制度的具象載體。展品中，戰國錯銀羊首青銅車軎引人駐足：羊首卷角，鳥首曲喙，通體錯銀流云婉轉。這件車軸末端的構件，體現了古代車輛的構造智慧，也象征著使用者的貴族身份與等級秩序。在“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年代，戰車的數量、車馬的規制、器飾的繁簡，皆是宗法與王權的標尺，“千乘之國”“萬乘之君”的稱謂，將車馬與國運緊緊相連。

　　秦漢一統，車馬禮制更趨森嚴。秦俑二號坑出土的鞍馬俑，四蹄如柱，耳似削竹，鞍韉釘紋細密，肚帶參扣規整，一絲不茍的造型，復刻出秦代戰馬的雄姿，也映照著秦人以馬興國、嚴苛選馬的制度初心。楊家灣西漢彩繪陶兵馬俑，大小騎俑列陣成軍，黑紅紫三色駿馬昂首佇立，騎士控韁持兵，軍陣嚴整，見證了漢初騎兵的崛起。武威出土的東漢青銅軺車，車馬、傘蓋、御奴俱全，作為儀仗前導，輕巧中透著莊重，是漢代車輿之制別尊卑、序上下的實物印證。

　　工藝之巧，藏于鞍轡之間，一場胡服騎射的變革，徹底改寫了古代戰爭與交通的格局。自趙武靈王效仿游牧民族改車戰為騎射，馬鞍、馬鐙、鞍韉、絡頭不斷革新迭代，馬具的完善，讓騎兵逐步取代戰車，成為疆場主力，更讓千里驛傳、萬里通商成為可能。秦鞍馬俑上完整的馬具結構，漢代不斷優化的騎乘裝備，凝聚著古代工匠的巧思與智慧。

　　蹄聲踏沙，萬里相通，馬以超凡的耐力與速度，成為絲綢之路上最忠實的行者。西漢張騫鑿空西域，天馬西來，草原之路與綠洲之路交織成網，絹馬貿易、茶馬互市綿延千載，馬既是貿易的大宗商品，更是文明交流的核心紐帶。甘肅懸泉置出土的《傳驛馬名籍》簡，墨痕清晰，詳細記錄著“傳馬”（拉曳傳車）和“驛馬”（供人騎乘）的名號、年歲、身高，嚴苛的登記制度和高居六畜之首的價格充分顯示了漢王朝對驛馬的重視。這些奔走在郵驛與商路上的駿馬，載著文書、物資與文化，穿梭于戈壁綠洲，讓東西方文明在此相遇相融。

　　正如展覽結語所言：馬，在中國歷史上是行地無疆的腳力，更是負重致遠的伙伴。從商周車輅、秦俑戰陣的赫赫威儀，到漢唐絲路、驛傳通衢的聲聲蹄響，它馱負過王侯將相的旗幟，也拉動了黎庶蒼生的炊煙；既被鑄入青銅、寫進簡牘，也被吟成詩詞、繪進丹青。

　　120余件（套）與馬相關的文物展品猶如一幅主題畫卷徐徐展開：西漢綿陽木胎漆馬，髹黑漆，施朱彩，昂首振鬃，雄健中帶著蜀地獨有的氣韻；青州彩繪陶馬，絡頭當盧齊備，杏葉垂墜，紋飾精巧，將實用與審美融為一體；唐馬雕塑一改秦漢時期古拙之風，展現高昂彪悍之姿，其中的三彩黑釉陶馬，造型雄健，黑釉流光，是唐三彩馬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宋代《狩獵圖》中，駿馬騰空，獵手逐獵，馬具服飾兼具遼金風韻與中原筆法，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藝術結晶；至明清，馬的祥瑞寓意愈發深厚——青玉海馬馱書帶飾，以龍馬負圖的上古典故，承載著文運與天命的美好寄托；道光粉彩四馬圖碗，四馬悠然，姿態各異，以閑逸之態隱喻海晏河清、天下太平；西洋畫師艾啟蒙筆下的《十八駿圖卷》，融中西畫法于一體，駿馬毛發纖毫畢現，動態靈動……從雕塑到繪畫，從玉器到瓷器，馬已然化作昂揚奮進、志在千里的精神符號，融入中國人的精神血脈。

　　文物無言，駿影有聲。在一件件跨越時空的文物中，我們感受著銀鞍白馬的意氣、老驥伏櫪的壯志、龍馬精神的昂揚。

　　本版圖片由中國國家博物館提供（《二馬圖》除外）

《中國教育報》2026年02月13日 第04版

作者：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