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說共情是一種稀缺能力？

大家還能背誦《岳陽樓記》嗎？

我帶著孩子散步的時候，偶爾還會在孩子面前背誦這篇千古名文。上周末，我背誦完之后，突然想到一個問題，當年范仲淹并沒有親自去岳陽樓，只是對著滕子京寄給他的岳陽樓圖卷，怎么能寫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長煙一空，皓月千里”這樣精準、優雅的句子？看完圖卷，他怎么就能悟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哲理？怎么就發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宏愿？是什么能力讓他創作出這篇千古名文？

這時，我腦海里蹦出兩個字“共情”。我豁然開朗，是因為范仲淹具有超強的共情能力。

我還想起另外一件事。去年我媽媽生了一場大病，在醫院住了好長時間。隔幾天就要抽一次血。我媽媽非常抗拒扎針，她說她太疼了，能不能讓醫生不要抽了？當時我只想著盡快把病治好，絲毫感受不到扎針給媽媽造成的痛苦。

上周我感冒發燒，去診所輸液。當護士給我扎針的時候，我突然明白了媽媽有多疼，突然能夠感受到她當時的痛苦。因為我自己扎針這件事讓我產生了共情能力，對媽媽的痛苦有切身體會。

“事須親見而始信之，凡人皆然。”古人誠不欺我。

什么是共情？

這是個心理學概念，意思是能夠想象自己置身于對方處境，并體會對方的感受的能力。從定義上來看，共情至少涉及到兩個層面：一是分辨他人的情緒；二是對他人的處境能夠感同身受。

共情是一種十分稀缺的能力。魯迅對此有深刻感悟。他說：“下一個男人病得要死，那間隔壁的一家唱著留聲機；對面是弄孩子。樓上有兩人狂笑；還有打牌聲。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著她死去的母親。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我只覺得他們吵鬧。”

“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因為缺乏共情能力。

首先，真正的共情，并非簡單的情緒共鳴，它是一種需要巨大心理能量投入的“建設性勞動”。它要求我們暫時懸置自我的判斷與立場，嘗試穿越自身經驗與偏見的迷霧，去貼近另一個靈魂的“內在真實”。這過程絕非愜意的心靈按摩，而常常伴隨著不適、困惑，甚至是精神上的“負重前行”。去共情一個與自身立場相左者，意味著要接納價值觀受挑戰的風險；去共情一個身處絕境的個體，意味著要分擔一份或許無力化解的痛苦。在崇尚效率、追逐舒適的時代，這種需要主動“承重”的心理活動，天然與追求即時滿足、規避精神消耗的集體傾向相抵觸。于是，浮于表面的情緒消費常替代了深度的情感共建，因為前者只需剎那的悸動，后者卻需持續的付出。

這正應了另一句箴言：“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 我們或許在理性上“知道”共情的重要，但若非親身投入那種試圖理解截然不同生命境遇的艱難努力，便難以真切體悟其所需的耐心、勇氣與智慧之“難”。

其次，現代社會的結構與節奏，正系統性削弱著共情賴以生根的土壤。高度分工的原子化生存，將個體包裹在各自的功能性角色與信息繭房之中，“親見”與“經過”的范圍被急劇壓縮。人與人之間深層的、整全的生命經驗交流被簡化為事務性的往來。生活的快節奏與高流動性，使得建立穩定、深入的信任關系——共情最肥沃的溫床——變得困難。我們接觸的“他者”越來越多，但往往是碎片化的、標簽化的。我們習慣于在認知層面對他人進行快速歸類，而非在存在層面去感受一個具體、鮮活、矛盾的生命。社交媒體看似拉近了距離，但其構建的景觀社會，往往將復雜的苦難與掙扎，簡化為可供傳播、消費甚至娛樂的符號，進一步消解了共情所需要的具體性與嚴肅性。

在宏大敘事與流量邏輯的夾擊下，個體的獨特苦痛極易被淹沒，共情失去了它最應錨定的對象，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更深層地，一種隱性的文化轉向，加劇了這種稀缺。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強調效用、計算與結果，情感本身的價值被貶抑，除非它能轉化為某種“生產力”。市場話語浸潤心靈，人與人之間潛在地被塑造為競爭主體而非命運共同體。在此氛圍下，過度共情甚至可能被視為一種“軟弱”或“不經濟”的奢侈。與此同時，相對主義與價值虛無的迷霧，有時在解構了僵化教條的同時，也動搖著共情的倫理根基——如果一切價值皆虛妄，一切感受皆平等，那么為何要費力去理解、承擔他人的痛苦？共情，要求一種既超越冷漠、又超越濫情的“有溫度的客觀”，一種基于共同人性體認的擔當，這在價值飄搖的時代，尤為艱難。

然而，正因其稀缺，共情的價值在今天才愈發璀璨如暗夜孤星。它不僅僅是一種人際潤滑劑，更是一種認識世界、安頓自我的根本性方式。對他者痛苦的深切共情，是抵御人性冷漠化、社會荒漠化的最后防線。它提醒我們，在一切數據、標簽與立場之下，是一個個會痛、會愛、會恐懼的溫熱生命。這種能力，是道德想象的發動機，讓我們能“看見”原本看不見的苦難，關心原本不相干的他人，從而為更公正、更寬容的公共生活提供可能。“事非經過不知難”，一旦我們通過共情，哪怕只是部分地“經過”了他人的處境，那份“知難”便會轉化為不容漠視的責任感與聯結感。

于個人而言，共情能力更關乎一種深刻的自足與自由。能真誠地體察他人，意味著自我的疆界具有可滲透的彈性，而非僵固的堡壘；意味著我們能夠接納世界的復雜與矛盾，而不必訴諸簡單的仇恨或排斥。這種心靈的能力，使我們得以超越孤立的自戀，在與他者生命的聯結中獲得更廣闊的歸屬感，也反觀自身存在的厚度。它是一種內在的豐饒，是機械反應與條件反射之外，人之為人的尊嚴所在。“事須親見而始信之”，而高貴的共情，恰恰試圖超越這一本能局限，引導我們相信那些未曾親見、卻真實存在的悲歡，并以此拓展我們生命的寬度與深度。

因此，共情的稀缺，警醒著我們時代某種精神的“營養不良”。培育這份稀缺能力，需要我們主動進行一種“反向的修行”：在喧囂中練習沉默的傾聽，在判斷前嘗試漫長的理解，在虛擬聯系泛濫時，珍惜并投入那些需要眼神交匯、時間淬煉的真實關系。它要求我們勇敢地走出自我中心的心理舒適區，去觸碰那些不確定的、甚至令人不安的他者世界。

文末作個總結。共情，終究不是一種可輕易獲取的技術，而是一種需要以心靈去踐行的藝術，一種需要勇氣與耐心去培育的德性。在這個信息爆炸而理解匱乏、連接眾多而共鳴稀少的時代，選擇共情，或許正是選擇守護我們共同人性的最后一座花園，選擇在荒原之上，依然相信并締造溫暖的可能。這稀缺之光，雖微而貴，足以照亮彼此，抵御那無邊蔓延的幽暗。它讓我們銘記：唯有嘗試“親見”他人內心的風景，并勇敢地“經過”理解的坎坷，我們才能真正相信，那看似遙遠的靈魂，與我們共享著同一片人性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