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被忽悠！中美經濟，“世紀大離婚”，根本就是一場騙局

過去幾年，一個在輿論場被不斷放大的說法是：中美經濟正在走向“世紀大離婚”。在這一敘事中，全球化被描繪成即將終結的舊秩序，產業鏈被人為切割，資本、技術與市場被迫各自站隊，仿佛世界經濟正不可逆地退回到陣營對抗的年代。

但如果拋開情緒化表達，僅從經濟結構與運行邏輯出發，這種判斷本身就站不住腳。中美經濟不是一段可以通過政治意志輕易終結的關系，它更像是一套高度耦合的復雜系統，一旦強行拆解，付出的代價將遠超任何一方能夠承受的范圍。

所謂“離婚”，在現實中更像是一種說給選民和市場聽的語言，而不是一條真正可落地的路徑。

首先必須承認一個被頻繁回避的事實：中美經濟關系的核心，并不是情感或意識形態，而是效率。在過去四十多年里，中美之所以形成今天這種深度交織的結構，并非出于善意，而是因為這種分工在全球范圍內實現了成本最小化與效率最大化。美國提供技術、資本、品牌和終端需求，中國提供制造能力、工程效率、完整產業鏈和規模優勢。這種組合并不完美，但在很長時間內，它是全球經濟運行中“性價比最高”的方案。

也正因為如此，中美經濟關系不是一條可以輕易切斷的直線，而是一張密不透風的網絡。從消費品、電子制造到新能源、醫藥、航運和金融體系，任何一個看似“局部”的脫鉤，都會迅速通過價格、通脹、供應穩定性反饋到全球體系之中。

近幾年的現實已經反復驗證了這一點。無論是強推供應鏈回流，還是通過行政手段限制技術與資本流動，其結果并不是“更安全的體系”，而是更高的成本、更頑固的通脹和更脆弱的全球供應鏈。所謂“去風險”，在執行中往往演變成“加風險”。

從美國自身角度看，推動“經濟脫鉤”的沖動，本質上是一種政治周期下的短期選擇。它迎合的是國內選民對產業空心化、就業流失的焦慮，卻刻意忽視了一個更深層的現實：美國的問題并不源于中國，而源于自身產業結構、財政紀律和社會分配機制的長期失衡。

把結構性問題外包給“外部對手”，在政治上或許有效，但在經濟上卻注定無解。制造業并不會因為提高關稅就自然回流，產業競爭力也不會因為封鎖對手就自動恢復。相反，當中國制造被人為抬高成本，最終買單的，往往仍是美國消費者與企業自身。

而從中國的角度看，所謂“徹底脫鉤”同樣并非理性選項。中國確實在推動產業升級、技術自主和內循環體系，但這并不意味著拒絕全球市場。恰恰相反，一個體量如此龐大的經濟體，如果失去外部需求、技術交流與資本互動，其內部效率與創新活力反而會受到抑制。

內循環從來不是自我封閉，而是更高層次的開放。

更重要的是，中美經濟關系并不是雙邊問題，而是全球問題。今天的全球化，早已不是簡單的“出口—進口”關系，而是跨國分工、跨境投資、全球金融體系與技術擴散共同構成的復雜網絡。在這一體系中，中美分別處在需求端與供給端、規則端與執行端的關鍵位置。

如果中美真的走向全面“離婚”，最先受到沖擊的并不是彼此，而是第三方國家和整個全球經濟秩序。發展中國家將失去穩定的制造中心和消費市場，發達經濟體將面臨成本上升和增長放緩，全球投資將長期處于不確定性陰影之下。

因此，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中美會不會“離婚”，而是這種敘事本身所制造的幻覺。它讓人誤以為全球化可以輕易被逆轉，讓人低估了現代經濟體系的復雜性，也讓政策制定者高估了行政力量對市場結構的塑造能力。

歷史反復證明，全球化或許會調整形態，但不會倒流。分工可以升級，鏈條可以重組，權重可以變化，但效率最終會戰勝情緒，現實會修正敘事。

中美經濟關系未來必然會發生變化，但這種變化更可能是“再平衡”，而不是“離婚”。它將表現為更復雜的競合關系，而非簡單的切割；為結構調整留下空間，而非制造非此即彼的對立。

從這個意義上說，堅持中美經濟不應“離婚”，并不是一種理想主義立場，而是一種對現實約束的清醒認知。在一個高度互聯的世界里，強行分裂只會讓所有人付出更高代價。

真正理性的選擇，從來不是逃離全球化，而是在全球化中重新定位自身的位置。這一點，對中美如此，對世界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