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變“六常”？中方派人赴新德里面談，印度提了個不情之請

2月10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與印方外交秘書唐勇勝共同主持了最新一輪中印戰略對話。

此次面對面磋商，是兩國近年來系統性重啟各層級交往機制以來的關鍵性高層互動。會談聚焦多項可操作性強的合作路徑，雙方明確表達加快修訂新版《航空服務協定》的意愿，并就簡化簽證流程、縮短審批周期、擴大互免范圍等具體舉措達成初步共識，旨在實質性提升人員跨境流動效率。

對話伊始，議程設置體現出鮮明的務實導向：恢復直航頻次、優化短期訪問簽證政策、拓展商務與學術交流通道成為優先討論事項。

這些調整將直接惠及留學生群體、跨國企業員工、家庭團聚人員及出境游客，亦有助于加速項目對接節奏、縮短供應鏈響應時間。值得注意的是，印方還主動提及岡仁波齊轉山朝圣活動的常態化安排，包括通關便利、醫療保障與交通接駁等細節設計——此類貼近民生的協作議題，既具備較強落地可行性，也易于轉化為雙邊關系回暖的可見指標。

隨著會談氛圍逐步升溫，印方順勢引入聯合國安理會改革議題，正式呼吁中方充分理解印度謀求常任理事國地位的戰略訴求，并在相關進程中給予建設性支持。

這一提法承載著顯著的政治分量，觸及全球治理體系權力再分配的核心命題，也對現行國際制度架構構成結構性挑戰。將其置于雙邊戰略對話框架下提出，本質上是一次有策略的立場探詢，意在借由雙邊關系改善的窗口期，推動中方在關鍵多邊議題上釋放更具實質意義的政策信號。

印度謀求“入常”的主張并非臨時起意。自上世紀90年代起，“提升全球治理參與度”即被納入國家長期戰略藍圖，而獲得安理會常任席位，則被視為最具象征價值與制度紅利的目標選項之一。

印方持續援引其世界第二人口規模、全球第五大經濟體量、維和行動貢獻排名前列、南亞區域主導力等事實依據，強調當前安理會構成已難以真實反映21世紀國際力量格局的演變趨勢，亟需通過機制性改革賦予新興國家更穩固的發言平臺與更有效的決策參與權。

對印度而言，席位本身只是起點，真正關切在于能否同步獲得與現有五常完全對等的制度性權限，尤其是涉及否決權行使規則、決議草案發起資格、常設委員會席位配置等核心環節的權利安排。

為促成目標實現，印度長期開展多軌外交努力，持續爭取主要國家政治層面的公開背書。

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等國曾在不同場合以不同措辭表達過原則性支持，但這類表態普遍帶有明確限定條件，典型表述包括“改革須基于廣泛協商”“方案應體現地域公平性”“具體權利分配需經深入磋商”等。

實際效果顯示，國際聲援雖多，實質性進展卻極為有限，關鍵程序節點遲遲未能突破。與此同時，印度聯合日本、德國、巴西組成“四國集團”（G4），推動將常任與非常任理事國雙重擴容、增設非洲代表席位等一攬子方案提交聯合國大會審議，意圖通過集體發聲強化議題能見度，并持續向改革惰性施加壓力。

該路徑確能放大輿論聲勢，亦可延緩議題邊緣化風險，但無法繞過根本性制度壁壘——安理會改革牽涉《聯合國憲章》修訂，法定門檻極高，絕非僅靠外交游說或聯合聲明即可完成。

制度性障礙主要體現為兩個維度：其一是成員國間存在深刻分歧，圍繞擴容必要性、新增席位數量、地區配額比例等問題尚未形成基本共識；不少中小國家擔憂擴容后權力固化加劇，自身話語權反而被稀釋，或引發區域主導權競爭白熱化。

其二是嚴苛的程序約束，《聯合國憲章》第108條明確規定，任何修正案須獲三分之二會員國同意，且全部現任常任理事國均須批準方可生效。

這意味著只要任一常任理事國投下反對票或拒絕簽署，整個改革進程即告中止。此種“全體一致”機制，客觀上抬高了改革成本，也導致各國在口頭表態與實際行動之間普遍存在明顯落差。

除制度剛性外，政治聯盟層面的阻力同樣不容忽視。國際社會始終存在一支堅定反對擴容的力量，其核心顧慮在于：一旦競爭對手獲得更高階制度身份，可能重塑區域力量對比，進而威脅既有安全架構與利益格局。

在南亞方向，巴基斯坦對印度“入常”持一貫否定立場；歐洲內部亦存張力，意大利等國對德國入常提議保持審慎觀望；東亞方面，韓國對日本類似訴求高度敏感；拉美區域則面臨代表性訴求與內部協調難題，多重矛盾交織使改革方案長期陷于碎片化博弈，難產統一框架。

在此現實背景下，印方選擇在中印戰略對話中突出“入常”議題，反映出其對推進窗口期的認知趨于緊迫，試圖以雙邊關系提質升級為杠桿，撬動中方釋放更具分量的支持姿態。

印方潛在考量包含雙重邏輯：一方面，借助中印高層互動釋放“亞洲兩大文明古國深化互信”的敘事，在國際輿論場構建“地區大國協同引領全球治理變革”的正當性圖景；另一方面，力求將中方潛在立場與美、英、法、俄等國已有表態形成疊加效應，增強議題在聯合國框架內的推動力度，促使改革討論持續升溫并進入實質性磋商階段。

對中方而言，回應此類請求需兼顧多重維度。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問題關乎國際秩序根基，任何立場表達都必須統籌考慮基本原則、地區穩定、制度可持續性以及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協同。

支持“安理會更具代表性與工作效率”的總體方向，與支持某一特定國家獲取常任席位，屬于性質不同的兩層議題。前者可在原則層面展開建設性探討，后者則涉及席位總數設定、地域平衡機制、表決權結構設計、否決權限制方式、過渡期安排等一整套復雜技術性問題。

若在具體方案尚未明晰之際作出傾向性承諾，不僅會顯著增加后續協調難度，還可能誘發其他新興力量的連鎖反應，甚至動搖多邊主義合作基礎。

更具操作性的思路在于：中印關系的深化宜優先錨定可量化、易驗證、見效快的合作領域，例如加快恢復定期客運航班、擴大電子簽證適用人群、拓展邊境貿易口岸功能、建立公共衛生聯合應急機制、共建災害預警信息共享平臺等。

上述事項不僅能迅速轉化為民眾獲得感與企業運營效率提升，更能通過持續積累正向互動成果，穩步夯實互信基礎。若將安理會席位這類高度敏感、長周期、強博弈屬性的結構性議題，過早綁定于雙邊關系回暖節點，反而可能模糊焦點、抬升預期、分散資源，最終拖累務實合作議程的推進節奏。

因此，印方提出“入常”訴求本身符合其一貫戰略邏輯，不具突發性；真正的難點在于，安理會改革既依賴絕大多數聯合國會員國的廣泛認同，又必須獲得五大常任理事國的一致首肯，還需妥善回應各區域集團關于代表性、公平性與權力平衡的深層關切。

指望一次高層對話或少數國家表態即實現制度性突破，客觀上并不現實。更為穩健可行的路徑是：先將雙邊關系中那些看得見、摸得著、落得實的合作事項逐項做深做透，把溝通機制建穩、把執行渠道打通、把互信存量做大；在此基礎上，再以更加從容的節奏，在聯合國及其他多邊平臺上，就改革基本原則、路線圖設計、階段性目標等展開長期、理性、包容的政策對話。

現階段，中印在民航復航、簽證便利化、岡仁波齊朝圣安排等領域的積極進展，已對普通民眾出行、中小企業經營、宗教文化交流產生切實利好，也為雙邊關系注入了可持續的穩定動能。

至于“入常”這一宏大命題，仍將是未來數十年國際政治舞臺上的高頻議題，但其最終能否邁入修憲程序，取決于全球范圍內共識的漸進凝聚、技術方案的反復打磨以及關鍵節點的政治決斷，而非某個單一國家的單點發力或某次雙邊會談的即時成果。

對話可以保持高頻次、寬領域、深層次推進，合作可向更多元、更精細、更惠民的方向拓展，而對于高度敏感的制度性議題，則需匹配更加精準的節奏把控與更富耐心的戰略定力，方能確保來之不易的務實成果不被高強度政治訴求所沖淡或覆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