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種跡象表明，中國要再拋美債，美元沒救了？特朗普承認犯下大錯

中國正加快減持美國國債步伐，特朗普察覺形勢嚴峻，一面派遣高級別代表赴華接觸，一面坦承自己曾犯下關鍵性決策偏差。

而美方真正亟須啟動的，是深刻反思自身政策邏輯！

美東時間2月9日，特朗普在福克斯新聞直播訪談中談及美聯儲議題時罕見展現謙抑姿態，首次公開指出其第一任期期間存在一項重大用人失策——即任命杰羅姆·鮑威爾出任美聯儲主席一職。

他明確表示，當時財政顧問團隊極力主張該人選，自己最終予以首肯；但以今日視角回溯，這一決定顯然值得商榷。

這番表態絕非單純追溯舊事，而是將當前美國經濟承壓的部分成因，有意識地歸因于貨幣政策執行主體，為后續可能出現的市場震蕩與增長放緩預先鋪設解釋路徑。

美國宏觀經濟壓力已具象化呈現：聯邦政府債務總額刷新歷史紀錄，債務與GDP之比持續攀高；債務體量越大，對利率變動越敏感；一旦利率走升，不僅推高政府利息支出，更會抑制企業信貸可得性、抬升居民房貸負擔，并壓制股票與債券等資產估值中樞。

美聯儲需在遏制通脹與維系經濟動能之間艱難取舍：加息與縮表雖有助于錨定通脹預期，卻同步加劇融資難度，進而拖累實體經濟活躍度及公共財政可持續性。

美債收益率上行將顯著加重再融資壓力，亦促使投資者重新評估財政健康狀況，風險補償要求隨之抬升，多重效應共振導致債券價格波動率明顯放大。

特朗普將焦點聚焦于鮑威爾，實質是在爭奪經濟敘事的話語權。未來若出現增長減速、失業率回升或資本市場回調，指責美聯儲“政策過度緊縮”將成為最便捷的政治歸因方式之一。

其團隊同步釋放可能調整美聯儲人事安排的信號，點名提及凱文·沃什等潛在替代者，意在引導市場形成未來貨幣政策轉向寬松的預期，從而緩解利率對財政空間與資產定價的雙重擠壓。

然而，美聯儲決策受制于通脹走勢、就業數據、金融系統穩定性等多重硬約束，僅靠更換負責人無法逆轉美國債務結構失衡、長期財政赤字以及中長期經濟周期性疲態等深層癥結。

與此同時，外部資本對美債的配置行為亦發生結構性變化。權威數據顯示，中國近期連續多月調降美債持有規模，黃金儲備則呈現穩步上升態勢。

主權國家外匯儲備調整，本質是安全性、流動性、收益性及地緣政治風險四維權衡的結果。美債雖長期被視作高流動性核心資產，但在高利率周期中，其價格彈性顯著增強；疊加單邊制裁工具日益頻繁啟用，各國對資產“可控性”與“抗凍結能力”的重視程度空前提升。

在此背景下，部分經濟體增加黃金配置比例實屬自然選擇——黃金不依附于任何主權信用，跨周期保值特性突出，且在極端情境下具備更強的變現能力與處置自主性。

將中國減持美債與增持黃金并觀，更宜理解為儲備資產組合的戰略再平衡。這種多元化操作是金融安全體系的基礎配置邏輯，而非短期套利行為；相反，若一國外匯儲備過度依賴單一幣種資產或特定清算通道，遭遇外部沖擊時的騰挪余地將被嚴重壓縮。

近年來國際社會已目睹多起外匯儲備遭凍結、跨境支付通道受限的實例，客觀上倒逼各國強化對“資產可掌控、可動用、可轉移”的剛性需求。技術層面，此類儲備結構調整通常采用分階段、漸進式推進策略，旨在最大限度降低市場擾動，保障流動性管理平穩運行。

在此大勢下，美國財政部對外溝通頻率明顯提升。財長貝森特曾向媒體證實，多位高級官員近期低調訪問北京，外界普遍研判此行聚焦金融穩定、經貿協調及雙邊市場預期管理，核心目標在于緩釋誤判風險、鞏固合作基礎。

美債市場穩健運行離不開全球資金持續參與。若主要債權國集體下調配置權重，將直接影響收益率曲線形態與期限溢價水平，進一步抬高聯邦政府融資成本。美方加強對外對話的真實意圖，正在于防范集中拋售風險、維系國際市場信心，推動調整過程更具可控性與有序性。

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美債持有方行為呈現明顯分化：部分國家因貿易盈余積累、本國外匯管理目標或國內利率環境變化而選擇增持；另一些則基于風險對沖、資產負債匹配或匯率調控需要而實施減持。

“有增有減”本屬常態，但若減持陣營持續擴容至更多經濟體，則市場將更關注長期趨勢——即美元計價資產在全球官方儲備中所占份額是否進入系統性下行通道。

儲備結構變遷雖屬慢變量，但一旦形成廣泛共識，市場定價往往提前反應于期限利差變動與避險資產需求升溫之中。

關于金價波動，美方曾出現將上漲歸因為“外部投機力量干預”或“人為操控”的說法。事實上，黃金價格由實際利率、通脹預期、美元強弱、地緣沖突烈度、各國央行購金節奏以及整體風險情緒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

將復雜的價格形成機制簡單歸咎于某國單方面操縱，既缺乏可驗證的數據支撐，也易被市場視為情緒化表達。

金價走高，往往意味著市場正對通脹黏性、金融系統脆弱性或地緣不確定性進行更高定價，同時也反映出部分資金正尋求與美元資產相關性更低的另類配置選項。

黃金價格變動對美元信用的影響，主要體現于市場心理層面——金價攀升常伴隨對美元實際購買力下滑、金融體系穩定性減弱的隱憂，但絕不等于美元國際貨幣地位面臨即刻崩塌。

美元體系的韌性，根植于美國龐大的經濟總量、深度發達的金融市場、健全的法治框架，以及全球支付清算網絡形成的強大路徑依賴。

當然，該體系亦面臨現實挑戰：高債務疊加高利率帶來的財政不可持續風險、制裁工具濫用引發的信任折損、以及新興結算機制與替代性貨幣使用場景的逐步拓展，均構成結構性壓力。

上述兩股力量并存，決定了全球貨幣秩序更可能走向漸進式演化，而非爆發式更迭。

從風險管理本質出發，持續降低單一資產集中度、拓展儲備資產種類、提升黃金等非主權信用資產比重，已成為諸多國家在不確定性加劇時期的標準操作。

此類舉措的根本目的，在于增強應對外部沖擊的緩沖能力，減少極端情形下的被動約束，同時保障對外支付功能與金融系統穩定空間。將其簡單標簽化為“投機行為”，顯然背離現代中央銀行資產負債管理的基本常識。

特朗普對鮑威爾的公開質疑，折射出美國國內政治力量對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持續滲透，也凸顯高債務環境下利率政策的極度敏感性；而主權資金對美債與黃金的雙向重配，則標志著全球金融參與者正對風險屬性與安全邊界展開新一輪系統性重估。

二者交織作用的結果，迫使美國必須在控通脹、穩增長、壓付息成本、保美債吸引力等多重目標間尋求前所未有的精細平衡。

更換美聯儲負責人或可調節政策溝通語調與邊際偏好預期，卻無法單獨破解債務結構扭曲、財政收支失衡及產業競爭力衰退等根本性難題；全球儲備格局的演進也不會因一次外交斡旋而中斷。真正能夠塑造長期趨勢的，始終是政策公信力、宏觀運行穩定性以及制度環境的可預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