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日報中央廚房-民生無小事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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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與人類相伴逾六千年。考古證據表明,中國境內發現的家馬骨骼的最早證據,來自于距今約4000至3600年的甘肅永靖大何莊遺址。《甲骨文合集》中“馬”字已具奔騰之形。《周禮·夏官》專設“校人”掌王馬之政,周代“千乘之國”以車馬定國力。漢代張騫“鑿空”西域,引入大宛“汗血寶馬”,推動中原馬種改良與絲路文明交融。唐太宗的“昭陵六駿”名動天下,唐代還設太仆寺統管全國馬政,官營牧場遍及隴右,杜甫《高都護驄馬行》贊“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至元代,蒙古馬隨鐵騎縱橫歐亞,其耐寒負重、忠誠堅韌的特性,成為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對話的活態見證。從驛站“八百里加急”的政令通達,到茶馬古道的商貿往來;從農耕時代的犁耕運輸,到邊疆戍守的忠誠伙伴,馬始終是中華文明演進中沉默而堅韌的同行者。這種跨越數千年的共生歷程,使馬的生物特性——忠誠、堅韌、奮進深深融入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
馬的文化意涵深植于中華文明沃土。《鹽鐵論》稱“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曹操“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寄寓了生命韌性,李賀“何當金絡腦,快走踏清秋”承載了士人抱負,杜甫“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彰顯了責任擔當,馬的形象始終與民族精神同頻共振。而凝結而成的“馬的精神”也必然成為中華文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髓的具象化表達,更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的中國精神的生動載體。比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隱含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以天道運行喻君子剛健進取;“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強調腳踏實地的積累智慧。馬之奔騰,恰是“自強不息”的動態寫照;馬之負重,正是“厚德載物”的品格隱喻。從文明特質的視角,“馬的精神”深刻映照中華文明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恰如“躍馬揚鞭”的突破銳氣,彰顯文明創新性與連續性的辯證統一;“萬馬奔騰”的協同格局,體現統一性與包容性的有機融合;“馬不停蹄”的接續奮斗,印證文明綿延不絕的連續性特質;“吃苦耐勞”的堅韌品格,折射歷經磨難而生生不息的文明韌性與和平追求;“一馬當先”的引領擔當,蘊含“協和萬邦”的理念與共同體意識。這種將自然物象升華為精神符號的智慧,體現了中華文明“知行合一”的實踐哲學——不尚空談,而重篤行;不慕虛華,而求實效。
當“十四五”圓滿收官時,2025年,我國GDP跨越140萬億元關口;糧食產量連續兩年站穩1.4萬億斤臺階;制造業規模有望連續16年保持全球第一,等等。這些成就并非偶然的堆砌,而是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交融激蕩的碩果。“十五五”時期是中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承前啟后,具有重要的歷史和戰略意義。站在歷史新起點,恰逢馬年,深入剖析理解“馬的精神”蘊含的深刻內涵,以其作為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生動注腳,有著新的時代意義和實踐價值。
躍馬揚鞭:以突破銳氣推動創新發展
“躍馬揚鞭”體現的是掙脫羈絆、奮蹄疾馳的突破銳氣,其精神內核與中華文明“革故鼎新”的變革智慧一脈相承。《禮記·大學》中說:“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強調的是與時俱進的革新自覺;《周易·革卦》彖辭明確:“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揭示的是變革乃天道人事之常,彰顯的是中華文明海納百川的包容胸襟。
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并非斷裂式顛覆,而是在堅守文化根脈基礎上的“守正創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變革乃文明存續之道。中華文明的創新具有“因革損益”的辯證特質,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所以載入史冊,正在于其將馬從戰車附屬提升為獨立騎兵力量,實現軍事效能的革命性飛躍,正在于把握了“變”與“常”的辯證關系,變的是戰術形式,守的是強國安民之本,踐行的是自強務實的智慧。這種“執兩用中”的變革智慧,使中華文明在歷史長河中既保持主體性,又不斷煥發新生機,恰如駿馬奔騰,蹄聲鏗鏘而方向不偏。
而這種勇氣,也內化為中國人“敢為人先”“敢破敢立、先破后立”的品格基因。從商鞅“徙木立信”奠定變法基石,到張騫“鑿空”西域開辟絲路,中華民族在歷史長河中始終葆有破舊立新的膽識。再比如,制定和實施五年規劃是我們黨治國理政一條重要經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一個重要政治優勢。新中國成立后,從“一五”計劃156項工程奠基工業體系,到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對“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作出戰略部署,深入研判我國所處的戰略方位和面臨的發展時期,深刻把握國際形勢、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等新變化,對全局作出部署。其深層邏輯就在于,中華文明崇尚“經權之道”,既有“咬定青山不放松”始終堅守的根本原則(經),又有“察勢者智,馭勢者贏”靈活應對的時勢變化(權),體現了民族精神中實事求是的實踐理性與時代精神中敢闖敢試的“躍馬揚鞭”的創新銳氣。
新時代以來,這種勇氣還轉化為科技自立自強的堅實步伐。比如,國產大飛機C919歷經十余年攻關實現商業首航,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為全球200余個國家和地區提供服務等。這些實踐深刻表明,真正的突破的勇氣,源于對時與勢的深刻把握,是自強不息民族精神與改革創新時代精神的有機統一。而“躍馬揚鞭”的勇氣價值不在于標新立異,而在于以理性認知為基、以人民福祉為本,在守正創新中開辟發展新境界。
萬馬奔騰:以協同活力凝聚奮進合力
“萬馬奔騰”體現的是群體協作、活力迸發的壯闊圖景,其精神內核與中華文明“和合”文化深度契合。“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中華文明強調差異共生方能生生不息。“君子和而不同”,揭示的和諧并非無原則附和,而是多元共濟。“萬馬奔騰”,隱喻的是個體差異與集體目標的有機統一,體現的是“群馬同心,其利斷金”的協同哲學。
同時,“萬馬奔騰”的協同圖景,深刻體現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統一性與“和而不同”的包容性。費孝通先生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指出,各民族、各區域如駿馬奔騰,形態各異卻同向同行,共同構成中華民族共同體。“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這種包容共生的智慧,使中華文明能夠將不同文化元素熔鑄為有機整體。古代驛站系統“十里一鋪,三十里一驛”,依靠無數驛卒與駿馬接力傳遞,保障“八百里加急”政令通達,正是“萬馬奔騰”式協同的制度化體現,彰顯“大一統”文明對資源整合的卓越能力,成為我們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的歷史底蘊。
這種協同智慧也凝結為中國人的集體主義品格。從“人心齊、泰山移”的民間諺語,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家國情懷,中華民族始終將個體融入集體,在團結中凝聚力量。新中國“兩彈一星”工程匯聚全國千余家單位力量,彰顯“萬人一桿槍”的協同偉力;在大災大難面前一方有難、八方相助,體現協同共進的治理智慧。這與西方個人主義邏輯迥異,彰顯的是中華文明“天下為公”的價值追求,讓個體價值在服務集體中得以升華,深刻體現中國精神中團結統一的民族品格與集體主義的時代內涵。
新時代協同實踐更顯蓬勃生機,比如國內統一大市場,就是通過統一市場規則和基礎設施,促進資源的高效配置和公平競爭;“東數西算”工程八大國家樞紐節點全面啟動,“萬企興萬村”行動吸引企業結對幫扶,帶動群眾增收致富。這些實踐啟示著,協同并非簡單疊加,而是通過制度設計激發要素活力,在尊重差異中尋求最大公約數。這種“群策群力”的實踐,既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制度優勢的體現,更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理念在新時代的生動踐行,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提供文化參照,深刻詮釋了“獨行快,眾行遠”的東方智慧。唯有萬馬齊奔,方能踏出通向復興的康莊大道。
馬不停蹄:以接續奮斗夯實發展根基
“馬不停蹄”體現的是久久為功、接續奮斗的堅韌意志,其精神內核與中華文明持之以恒的實踐哲學深度共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鍥而不舍,金石可鏤”的精髓,強調的是持續積累的偉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實干,揭示的是偉大成就源于點滴耕耘。古代驛站“換馬不換人”的制度設計,保障文書晝夜兼程傳遞,正是“馬不停蹄”精神的制度化表達;而類似都江堰“深淘灘,低作堰”的千年歲修,大運河貫通南北的持續運維,皆是功在不舍智慧的歷史實證,體現中華文明久久為功的治理定力。
“馬不停蹄”的持續奮斗,是中華文明連續性特質的生動注腳。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指出,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原生文明,其奧秘在于強大的文化連續性與歷史韌性。這種連續性并非靜態延續,而是在動態發展中保持文明內核的穩定。中華文明的連續性體現為“歷史記憶的傳承性”與“文化基因的穩定性”。從傳說中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執著,到塞罕壩三代人“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接力,中華民族始終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與“功成必定有我”的擔當,在歷史長河中綿延不絕、薪火相傳,彰顯中國精神中占據歷史主動的深沉力量。
這種韌勁,熔鑄為中國人的實干品格。蒙古馬作為中國北方重要馬種,其耐寒、耐粗飼、持久力強的生物特性,恰是“馬不停蹄”精神的自然原型。蒙古馬在零下40攝氏度的嚴寒中負重前行,日行百里而不知疲,與高原牧民共生共榮,鑄就堅韌的品格,與中華民族的堅韌不拔、勤勞奮進相互映照,成為民族韌性的文化表達。新時代新征程上,這種韌勁已經化為步步為營、穩扎穩打的工作成效。比如贏得了脫貧攻堅戰,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出列,駐村干部累計走訪農戶超10億戶次。
“馬不停蹄”的深層價值,還在于將勇攀高峰、接續奮斗的精神追求轉化為日日行不怕千萬里的行動自覺。啟示著奮斗需有戰略定力,避免運動式治理;需要有歷史耐心,踐行“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是刻畫在中國人身上的實踐哲學,也彰顯著中國人“言必信、行必果”的誠信品格與“釘釘子”精神的時代價值。偉大夢想的實現,從來系于腳踏實地的耕耘。
吃苦耐勞:以韌性耐力直面時代挑戰
“吃苦耐勞”體現的是負重前行的生命韌性,其精神內核與中華文明“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的奮斗哲學血脈相連。“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中國人將吃苦耐勞視為成長的淬煉;“醲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中國人將樸素平淡作為涵養心性的修為。蘇武北海牧羊十九載,“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詮釋著“威武不能屈”的氣節風骨。蒙古馬作為“馬的精神”最典型的生物載體,體型雖不雄偉,卻能在風雪中刨開積雪覓食,負重百斤日行數十里,其“吃苦耐勞”的生物本能,經由數千年共生歷程,升華為中華民族的精神標識。
“吃苦耐勞”的堅韌品格,深刻詮釋了中華文明歷經磨難而生生不息的連續性與崇尚和平的文明底色。“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是中華文化的基本內涵,前者體現的是前進的勇氣,后者彰顯的是包容的韌性。這種勇氣和韌性使中華文明在數千年風雨中始終堅守“以和為貴”的和平理念,堅守通過勤勞智慧創造美好生活,而非訴諸武力擴張,彰顯了中華文明和平性的深層邏輯,發展依靠自身奮斗,成果惠及天下蒼生。
這種韌性,也升華為民族的精神底色。從“寶劍鋒從磨礪出”的民間智慧,到“梅花香自苦寒來”的文人風骨,中華民族在歷史磨難中淬煉出愈挫愈勇的生存哲學。中國人把“吃苦”與“圖強”辯證統一看待,吃苦不是目的,而是通往幸福的必經之路,體現中國精神中勤勞勇敢的民族品格與艱苦奮斗的時代要求。
新時代,“吃苦耐勞”的內涵與時俱進。在物質豐裕的今天,已從體力忍耐升華為專業堅守與心智韌性,轉化為共克時艱的集體奉獻。倡導此精神重在培育儉以養德的生活態度與奮斗幸福觀的價值認同,彰顯中國人“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的憂患意識與“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生存智慧。
一馬當先:以引領擔當開創新局面
“一馬當先”體現的是引領方向的擔當魄力,其精神內核與中華文明“士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倫理深度交融。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皆彰顯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精神。“一馬當先”精神的品質,在于領頭駿馬以無畏姿態開辟通途,象征開拓者的先鋒氣概與歷史擔當。
“一馬當先”的引領擔當,既體現中華文明敢為人先的創新性,又彰顯“天下為公”的統一性追求。《尚書·堯典》有“協和萬邦”之訓,《禮記·禮運》倡導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精神,使中華民族在歷史關鍵節點總能涌現出引領時代的“領頭馬”。而伯樂相“千里馬”,強調的是識才用才對激發“一馬當先”潛能的關鍵作用,體現中華文明選賢與能的治理智慧。中華文明賡續五千年而不斷,在文明的發展歷程中總是以“一馬當先”的和平的姿態促進文明交流、增進人民福祉,與西方殖民擴張的“先行者”的殖民侵略、零和博弈邏輯有著本質區別。
這種引領,體現了中國人即便身為“頭雁”,卻有著心為天下、造福眾生的品格。從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忠誠,到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擔當,中華民族始終推崇“關鍵少數”的示范作用。士人先賢,總是以弘道明德為己任,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追求,這就是中國人對于“一馬當先”的深刻理解和將其作為精神底色,以己之一身點燃希望、凝聚共識,彰顯愛國主義的深厚情懷與改革創新的時代銳氣。
新時代開拓者續寫華章,傳承著“一馬當先”的精神底色。面對高科技領域的“卡脖子”問題,一撥又一撥科研人員前赴后繼,不斷突破。真正的引領,是在把握規律中開拓新路,在承擔責任中凝聚共識,在發揮“領頭馬”作用的同時,形成“萬馬奔騰”的群體活力的良性循環,彰顯中國人“勇于擔當、善于作為”的時代品格。
“馬的精神”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符號,其生命力源于與中國人優秀品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血脈相連。“躍馬揚鞭”呼應“自強不息”的進取哲學,彰顯文明創新性與連續性的辯證統一;“萬馬奔騰”對應“和而不同”的協同智慧,體現統一性與包容性的有機融合;“馬不停蹄”體現“持之以恒”的實踐理性,印證文明綿延不絕的連續性特質;“吃苦耐勞”熔鑄“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的韌性品格,折射歷經磨難而生生不息的文明韌性與和平性追求;“一馬當先”傳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精神,蘊含“協和萬邦”的和平理念與共同體意識。五者有機統一,構成中國精神的生動注腳,彰顯中華文明“知行合一”的實踐特質。
面向“十五五”,需以文化自覺推動精神傳承。倡導“馬的精神”,要的是張弛有度的奮斗節奏,避免將“馬不停蹄”異化為內卷;強化制度性引領與團隊協同,使“一馬當先”與“萬馬奔騰”良性互動;將“萬馬奔騰”的協同理念融入發展新局,以“一馬當先”去貢獻“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東方智慧。馬年說馬,“馬的精神”并不是抽象符號,而是可感可觸的中國溫度與中國力量。偉大夢想的實現,系于腳踏實地的耕耘;民族復興的征程,正由無數平凡而堅韌的“奔馬”共同馳騁。在歷史與未來的交匯點上,這份源自文明深處的精神動能,必將助力中國式現代化巨輪行穩致遠,為人類文明進步書寫飽含中國智慧、彰顯中國氣派的壯麗篇章。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發展促進中心
編輯: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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