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春寒料峭。
一天,位于東北的偽滿洲國牡丹江省林口縣的刁翎鎮的監獄里,日寇把關在獄中的抗聯女戰士田仲樵從獄中提了出來。
本來田仲樵以為,自己將再次面臨酷刑,然而她走進審訊室后,才發現了不對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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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田仲樵
對面椅子上坐著的是她心心念念的丈夫荀玉坤,本來按照地下工作原則,夫妻被捕后,為了避免被敵人利用,相互之間不能打招呼。
然而當田仲樵走進審訊室后,荀玉坤竟然主動開口:
“仲樵,別怪我把你供出來啊,我已經跟日本人干了,我是想勸你也和我一起干。”
田仲樵吃了一驚,這才意識到丈夫已經叛變了,心里既是震驚又是憤怒,她抄起桌子上的煙灰缸就向荀玉坤砸了過去,日偽惱羞成怒,將她又拖回了牢房。
茍玉坤的叛變,對黨組織來說可稱得上是毀滅之災,當時他和田仲樵一樣,都是中共吉東省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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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決定撤銷滿洲省委,之后分別在北滿(松江)、吉東、東滿、南滿四個大游擊區建立省委。
1936年12月,道北特委負責人于化南與抗聯第五軍軍長兼黨委書記周保中等決定在道北特委的基礎上建立吉東省委。并于次年3月正式成立,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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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一夫任吉東省委書記,委員由周保中(組織)、王光宇(宣傳)、王潤成、劉曙華、關書范、陳翰章、張中華等,同時劉曙華當選為省委執委成員。
不過很不幸的是,吉東省委成立后不久,就迎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1938年5月,時任抗聯第二路軍總指揮周保中決定率部西征,與在南滿活動的抗聯第一路軍打通聯系,當時宋一夫被指定為西征部隊軍政總負責人。
可由于途中遭到日偽軍重兵圍堵,宋一夫在未經請示的情況下,就擅自改變了行軍路線,轉向五常,準備同汪雅臣領導的抗聯十軍。
沿途中,抗聯戰士不斷因為日偽圍追堵截,出現重大傷亡,宋一夫在行軍過程中,愈發對革命悲觀失望。
同年7月30日,心灰意冷的宋一夫和副官帶著槍支、經費叛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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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周保中
宋一夫叛逃之后,直接造成了西征部隊士氣全無,隸屬抗聯第二路軍的第四軍在西征途中全軍覆沒,軍長李延平被叛徒殺害;抗聯第五軍第一師師長關書范則因為妻子劉兵野被捕,直接嚇破了膽,投降了日偽,成了可恥的叛徒。
值得一提的是,關書范就是那個被“八女投江”掩護突圍的抗聯領導人,然而他最終卻辜負了為他犧牲的烈士。
宋一夫叛變后,改名宋效賢,任偽濱江省警務廳警佐,開始帶領日偽軍大肆搜捕抗聯指戰員。
1939年春,因為宋一夫的出賣,日偽當局在林口縣的刁翎鎮將田仲樵抓捕,這一次因為丈夫茍玉坤叛變,田仲樵吉東省委委員的身份也沒能藏住,敵人知道田仲樵是共產黨的“大官”后,對她用盡了酷刑,企圖逼迫她交代地下黨組織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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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敵人到底還是小瞧了田仲樵。
之前我們聊抗聯女戰士,一般都會提到趙一曼,提到“八女投江”,然而卻很少提到田仲樵。
在抗戰時期東北地區險惡的環境下,我黨的高級女干部還是比較少的,而田仲樵是抗戰時期我黨在東北地區最高的婦女領袖。
與趙一曼是四川人不同,田仲樵是土生土長的東北人,1900年前后,田仲樵的父母從吉林省樺甸縣遷移到了黑龍江省穆棱縣八面通高麗營子村。
1907年1月20日,田仲樵出生在黑龍江省穆棱縣八面通高麗營子村。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田仲樵在東北參加了抗日救國會,從事地下交通工作,不僅掩護婦女兒童轉移,還負責發抗日宣傳單,甚至于她還有辦法把宣傳單頁發到日偽軍所在地。
1932年,田仲樵在中共滿洲省委吉東局的領導下,開辟了一條黑龍江省穆棱縣到蘇聯的交通線,這條交通線后來掩護了很多中共中央領導人秘密前往蘇聯。
后來吉東局多次遭到敵人破壞,不少領導人相繼被捕,為了恢復對吉東地區的領導,組織上決定成立吉東特委作為過渡單位,期間也是田仲樵多次冒著危險前赴各地與各地中心縣委、區委聯系。
不僅如此,田仲樵作為吉東特委的交通員,也是她負責與其他各地的抗日部隊取得聯系,巴彥抗日游擊隊司令張甲洲、抗聯四軍李延祿、五軍柴世榮、抗聯二路軍總指揮周保中、抗聯三軍趙尚志、李兆麟,朝鮮次帥、朝鮮人民軍總司令、朝鮮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崔庸鍵等抗日將領都和田仲樵打過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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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李范五
1935年,田仲樵在李范五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6年春節,田仲樵通過內線得知有人叛變,向敵人供出了牡丹江地下黨領導機關,她設法及時通知了吉東特委安全轉移。
也正因為如此,田仲樵于1936年底就被日偽當局抓捕過,盡管在獄中受了酷刑,她卻始終沒有承認自己的身份,后來憑借自己的機智出獄。
1937年3月,田仲樵不顧危險,接受周保中的任命,出任寧安縣中心縣委書記,趕赴牡丹江市開展抗日活動,在田仲樵的努力下,牡丹江市的抗日工作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到了1938年以后,由于東北抗日形勢急轉直下,不少人都經手不起考驗,叛變投敵。
同年7月30日,中共吉東省委書記(抗聯第五軍政治部主任)宋一夫叛變后,致使吉東地區地下黨組織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田仲樵化妝成乞丐在林口縣活動時,不慎被叛徒認出被捕,面對敵人嚴刑拷問,田仲樵自始至終都沒有說出黨的機密,一口咬定,自己是一個叫花子,不是什么縣委書記。
眼見田仲樵交代不出什么有用的情況,日偽也放松了對她的看管,將之放在刁翎日軍工作班監督。
一次偶然的機會下,田仲樵聽到了自己的丈夫荀玉坤和郭郁洲、吳湘塵等 (抗聯第五軍第一師原師長關書范部下)在和日軍談話:
“關書范一月初與貴軍的協定沒有預期執行,是因為我們回去拉隊伍的時候,被柴世榮發現,告訴了周保中,周保中當時就槍斃了關書范,開除了我們的黨籍,撤銷了我們的職務,并將我們四人扣押,是我們趁看守不備逃出軍部,再次來投奔你們的。”
(根據不同的資料,對田仲樵發現丈夫叛變的說法也不同,有的說田仲樵的丈夫是茍玉坤,也有的稱趙志超,不知道是否為同一人,資料里說茍玉坤(趙志超)這個人平素就抽大煙,而且不務正業,后來因偶然發現妻子田仲樵與地下黨接頭,這才被組織吸收,教養好后留在抗聯工作,后來任第五軍第一師軍需處長,后來伙同關書范叛變。有的資料里說日偽當局曾要田仲樵與茍玉坤對峙,也有的說是田仲樵洗衣服時偶然聽見)
一聽說茍玉坤叛變,田仲樵當即決定,除掉這個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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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仲樵先是模仿抗聯第五軍軍長柴世榮的筆記用暗語寫了一張紙條, 以柴世榮的口吻說要茍玉坤長期潛伏在敵人內部。
這張紙條偽造的足以以假亂真,因為不光是柴世榮的筆記,紙條上所提到的刁翎鎮后山的秘密聯絡點,實際上也是真的,不過因為第五軍但是也已經不在林口活動,所以這個秘密聯絡點即便是暴露了,也不會給組織造成問題。
趁著給敵人洗衣服的空擋,田仲樵悄悄從里面抽出茍玉坤的衣服,把這張紙條縫在里面。
為了坐實這件事,田仲樵還趁敵人不注意,專門去了刁翎鎮后山一趟,在哪兒同樣放了張紙條。
正如田仲樵預料的那樣,日本人后來果然發現了這張紙條,頓時勃然大怒,他們早就因為茍玉坤交代的情報有限,懷疑他是假投降,這些紙條等于說“坐實”了茍玉坤“假投降,真潛伏”。
惱羞成怒的日本人一怒之下,槍斃了茍玉坤,后來才意識到可能是中了計。
田仲樵在為組織除了這一害后不久,即在群眾幫助下逃出了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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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田仲樵在準備與延安中共中央派來的特派員倪景陽同志接頭時,又一次被宋一夫察覺告密被捕。
這一次,就連敵人也意識到田仲樵可能有身份,于是采用了更酷烈的刑罰對她,田仲樵不僅沒屈服,還趁著敵人看守松懈之際,計劃從二樓跳出逃跑。
然而因連日受刑,田仲樵身體虛弱,跳樓直接造成她大面積骨折。
日偽當局把田仲樵抬回后,不僅在肉體上折磨她,還從精神上折磨她,在送他去哈爾濱偽警察廳途中,給她套了一身和服。
在酷烈的刑罰下,田仲樵“瘋了”,日偽當局也覺得她沒什么價值了,就任由她自生自滅。
194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后,田仲樵經黨組織營救出獄,這是她才恢復了精神,在她的聯絡下,抗聯第十軍殘部與當時打入東北的東北抗聯教導旅的李兆麟手中。
田仲樵歸隊后,受到嚴格的審查,后來還是周保中、李范五親自出面證明。
不過,這時的田仲樵已經不能夠再參加工作。
多年的牢獄之災,使得田仲樵滿身傷病,后來逐漸沉重,竟致癱瘓,就連心臟和精神方面也有極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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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東北烈士紀念館
建國后,組織上安排她住在了剛成立的東北烈士紀念館里,又從道外北六道街找來一個姓紀的老大夫,經過漫長的康復治療,她的精神和身體都好了很多,能夠自由走路了。
因為傷殘的關系,田仲樵始終未婚,但卻收養了十幾個烈士遺孤。
時間一晃,幾十年過去了。
2004年7月,電視臺的東方時空欄目要拍攝一部《尋找英雄》的紀錄片,節目組在東北采訪期間,有人介紹了曾在東北烈士紀念館里工作過的田仲樵。
那時的田仲樵已經98歲高齡,因病情危急的關系正在一員搶救,當她聽說有電視臺的工作人員上門采訪時,竟然奇跡般睜開了眼睛,流下了兩行熱淚:
“你們還記得我們呢!”
一句話,令在場的工作人員也忍不住動容落淚。
2005年3月15日,一代抗聯女英雄田仲樵病逝于哈爾濱,享年9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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