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冠華去世之后，章含之和喬家兒女出書隔空論戰，各有各的道理

“不得了了，外交部長的家被人洗劫一空！”
1973年秋天，一通急促的電話直接打到了公安部部長李震的辦公桌上，報案人的聲音顫抖中帶著壓不住的火氣。
李震一聽，冷汗都要下來了，這可是嚴重的政治事件，大批人馬火急火燎地趕到現場，結果一看，傻眼了。
沒有什么蒙面大盜，也沒有什么破壞現場，搬空這個家的，不是別人，正是喬冠華的親兒子喬宗淮。

01

咱們先把時針撥回到故事的最開始，那時候的喬家，還是讓人羨慕得眼紅的模范家庭。

在老一輩人的記憶里，喬冠華和龔澎，那簡直就是外交界的天花板。男的才華橫溢，一支筆能抵十萬雄兵；女的風姿綽約，是新中國第一代女外交官里的門面擔當。連毛主席當年都忍不住夸贊，說他們是“天生麗質雙飛燕，千里姻緣革命牽”。

那時候的報房胡同，總是充滿笑聲的。

喬宗淮和妹妹喬松都，就是在這樣一個光環籠罩的家庭里長大的。在孩子們的記憶里，母親龔澎不光是那個在記者會上侃侃而談的女強人，更是一個溫柔到骨子里的媽媽。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只要有母親在，那就是穩當的。喬冠華雖然在外面是叱咤風云的“喬老爺”，回到家，在龔澎面前，也得收起那份傲氣，乖乖地享受家庭的溫暖。

那時候的日子，真叫一個順風順水。

可是，老天爺似乎總喜歡在最完美的時候，狠狠地劃上一刀。

1970年，這個年份對于喬家人來說，是灰色的。56歲的龔澎因為腦溢血，突然就走了。

這一下，天塌了。

那一年的喬冠華，仿佛一夜之間老了十歲。那個在聯合國大會上意氣風發的男人，回到家就像丟了魂一樣。據當時去過喬家的人說，喬冠華那種悲傷是滲進骨子里的。大半夜的，鄰居們經常能聽到隔壁傳來壓抑的哭聲，有時候實在忍不住了，就是號啕大哭。

他會拿著放大鏡，一張一張地看龔澎以前的照片，一看就是大半天，誰勸都不聽。

那時候的喬宗淮26歲，喬松都17歲。兄妹倆雖然也痛得撕心裂肺，但看著父親這個樣子，更多的是心疼。他們陪著父親，守著這個充滿了母親氣息的老宅子，小心翼翼地維護著家里的一切，生怕父親觸景生情，又怕父親走不出來。

那三年的時間，父子三人的關系，是那種相依為命的緊密。

雖然家里少了那個最重要的人，冷清得像個冰窖，但只要心還在一起，這個家就還沒散。那時候誰也沒想到，這種平靜的悲傷，竟然是另一場更大的家庭風暴的前奏。

如果不發生后來的那些事，這也就是一個讓人唏噓的悼亡故事。但人性的復雜，往往就在于它經不起時間的熬煮。

02

大概是1973年的樣子，喬家的氣壓開始變了。

一個女人的名字，開始頻繁地出現在喬冠華的生活里——章含之。

這可不是一般人。章士釗的女兒，毛主席的英文老師，人長得漂亮，氣質那更是沒得挑，關鍵是年輕，比喬冠華小了整整22歲。在那個年代，這可是個大新聞。

對于喬冠華來說，這簡直就是絕處逢生。在經歷了喪妻之痛的三年黑暗后，章含之的出現，就像是一束強光，硬生生照進了他的生活。他覺得這是枯木逢春，是老天爺對他的補償，他想抓住這最后的幸福，想重新活一回。

這想法有錯嗎？站在喬冠華的角度，似乎也沒毛病。

但是，這事兒落在兒女眼里，那滋味可就太難受了。

你想啊，母親才走了三年，那個位置在孩子們心里還是熱乎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突然間，父親要領著一個這么年輕、這么強勢的女人進門，還要讓她成為這個家的新女主人。

這在喬宗淮和喬松都看來，簡直就是一種背叛。

那種感覺，就像是父親把對母親的感情，打包送給了另一個人。再加上那個特殊的年代，人們的觀念本來就保守，這種“老少配”本身就容易招閑話，更何況是發生在這樣顯赫的高干家庭里。

家里的氣氛，開始變得詭異起來。

以前父子三人坐在一起，那是互相取暖；現在坐在一起，那是大眼瞪小眼，空氣里都帶著火藥味。喬冠華想讓孩子們接受章含之，想證明自己現在的選擇是對的；而孩子們呢，越看越覺得心里堵得慌，越看越覺得這個家已經不是原來的家了。

這種矛盾，不是吵一架就能解決的，它像一根刺，扎在肉里，不拔出來疼，拔出來流血。

雙方都在忍，都在等對方先低頭。喬冠華覺得，我是老子，我追求幸福你們當兒女的應該支持；子女覺得，你是父親，你怎么能這么快就忘了媽媽？

這種沉默的對峙，終于在1973年的那個秋天，徹底爆發了。

爆發的導火索，就是那場著名的“搬家”事件。

03

那天是個什么情況呢？

喬冠華去上班了，不在家。報房胡同的老宅里，只剩下喬家的兄妹倆。

也就是在這一天，喬宗淮做出了一個決定：搬家。

既然這個家馬上就要迎來新的女主人，既然這里已經容不下他們對母親的回憶，那就走吧，把屬于母親的東西，都帶走。

于是，一場在后來看來驚心動魄的搬家開始了。

這事兒后來成了雙方各執一詞的“羅生門”，咱們得把兩邊的說法都擺出來，讓大家看看這事兒有多那個。

先看看章含之是怎么說的。在她的回憶錄里，那場面描寫得簡直是觸目驚心。

她說那天她和喬冠華回到家，推開門的一瞬間，兩人都傻了。

屋子里空空蕩蕩，像是被臺風掃過一樣。不光是家具、被褥這些大件沒了，連廚房里的鍋碗瓢盆都沒放過。章含之用了極其夸張的描述，說甚至連一個吃飯的勺子都沒剩下。

但這還不是最要命的。

最讓喬冠華崩潰的，是他視若珍寶的那些唱片。

熟悉喬冠華的人都知道，老爺子這輩子沒啥別的愛好，就是好這一口古典音樂。那些貝多芬、莫扎特的原版唱片，是他從國外一張一張搜集回來的，那是他的精神寄托，是他的命根子。

章含之在書里言之鑿鑿地說，那500多張珍貴的原版古典唱片，被子女們一張不剩地卷走了。

面對著家徒四壁的景象，喬冠華當時就受不了了，老淚縱橫，覺得自己被親生骨肉給拋棄了，給算計了。

看到丈夫這么傷心，章含之那個火氣也是蹭蹭往上冒。她二話沒說，直接拿起了通往公安部的紅機電話。

她要報警。

她對電話那頭的李震說，外交部長的家被盜了，被洗劫一空了。

這操作，說實話，挺猛的。把家務事上升到刑事案件，甚至政治事件，這在當時那個環境下，稍有不慎就是要把人往死里整的節奏。

但是，這事兒真的像章含之說的那么邪乎嗎？

咱們再來看看喬家女兒喬松都是怎么回擊的。

幾十年后，喬松都在自己的回憶錄里，對這一段那是徹底的否認。

她說，這完全就是潑臟水。

首先，根本沒有什么“洗劫一空”。他們搬走的，只是屬于母親龔澎的遺物，還有就是兄妹倆自己的生活用品。那是他們對母親的念想，是不想讓母親用過的東西，落在后來人的手里，更不想讓母親的痕跡被當成垃圾一樣清理掉。

至于那讓喬冠華痛哭流涕的“500張唱片”？

喬松都更是直言不諱，說這簡直是天方夜譚。

她反駁說，爸爸哪有那么多唱片？家里的唱片頂多也就幾十張。而且這些唱片，不是父親一個人的私有財產，那是全家人一起聽的，是大家共同的回憶。那時候母親還在，一家人圍著留聲機聽音樂，那是多么美好的時光。怎么到了繼母嘴里，就成了父親一個人的寶貝，還變成了500張？

喬松都覺得，這分明就是為了渲染他們的“不孝”和“貪婪”，故意編造出來的數字。

這中間的真真假假，恐怕只有當事人心里最清楚。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天警察確實來了，而且場面相當尷尬。

公安部的人火急火燎地趕過來，以為出了什么驚天大案。結果進門一調查，發現搬東西的是喬部長的親兒子，搬走的也是家里的舊物。

這算什么？

這是典型的清官難斷家務事。

警察們也是面面相覷，這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最后只能定性為家庭糾紛，灰溜溜地收隊了。

但這件事的后果，那是相當嚴重的。

04

那通報警電話，徹底斬斷了喬冠華和子女之間最后的一絲溫情。

你想想，后媽報警抓繼子，親爹在旁邊默許（或者是無力阻止）。這事兒擱誰身上，心不寒？

從那天起，報房胡同的老宅，就真的成了一個回不去的地方。

喬冠華很快就搬出去了，住進了章含之在史家胡同51號的院子。而報房胡同那邊，大門上換了一把新鎖。

這把鎖，不僅僅是鎖住了一所房子，更是鎖住了父子、父女之間的那扇門。

這之后，就是長達十年的隔絕。

在這個過程中，還發生了一件特別讓人心酸的事，也是后來雙方筆戰的一個焦點。

那是喬冠華晚年的時候，身體已經不行了，住在醫院里。

按理說，老父親病重，兒女哪有不來看的道理？

坊間一直流傳著一個說法，說是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李先念，看喬冠華晚景凄涼，特意批示，允許喬宗淮去醫院探視父親。

喬宗淮拿著批條，心急火燎地趕到醫院。

結果呢？

被擋在了病房外面。

是誰擋的？

兩本書，又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

章含之在書里說，是為了讓喬冠華安心養病，怕他情緒波動太大，不利于治療，所以才沒有讓見。

而喬松都則在書里悲憤地寫道，那是繼母故意阻撓，是她在行使作為妻子的“特權”，硬生生地剝奪了他們見父親最后一面的權利。

她說，那時候他們只能在醫院的走廊里徘徊，隔著那道門，離父親那么近，卻又那么遠。

直到1983年，喬冠華帶著無盡的遺憾和糾結，閉上了眼睛。

他走的時候，身邊只有章含之。而他的兒女，只能在遠處，默默地送別這個給了他們生命，卻又在晚年和他們漸行漸遠的男人。

這場豪門恩怨，并沒有隨著喬冠華的離世而畫上句號。

相反，因為有了書寫回憶錄這回事，這場戰爭從現實生活，延燒到了紙面上，延燒到了歷史的記錄里。

05

時間一晃，幾十年過去了。

當年的恩恩怨怨，本來應該隨著當事人的老去而慢慢淡化。

可是，并沒有。

章含之先出了書，《我與喬冠華》。在這本書里，她把那段往事寫得那叫一個詳細。字里行間，都在控訴喬家子女的“冷漠”、“貪財”和“不孝”。在她的筆下，那是一群為了家產、為了利益，不惜傷害老父親心的人。她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個堅定的守護者，守護著喬冠華，也守護著這個破碎的家。

這本書一出來，那是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大家都覺得，哎呀，這喬家子女怎么能這樣呢？

喬松都坐不住了。

這也是人之常情，任誰被這樣公開指責，還被扣上這樣的帽子，都得炸毛。更何況，這不僅僅是關乎他們自己，更關乎他們那個已經去世多年的母親龔澎。

于是，喬松都也拿起了筆，寫了那本《喬冠華與龔澎：我的父親母親》。

這本書，就是為了回擊，為了正名。

她在書里一一反駁了章含之的說法。她說，我們不是貪財，我們是為了尊嚴；我們不是不孝，是被逼無奈。她把那些年受的委屈，把母親龔澎在這個家里的地位，把繼母如何在這個家里“清除異己”的過程，全都抖摟了出來。

兩本書，就像是兩個平行世界。

在這一本里，你是惡人；在那一本里，我是受害者。

看客們看得津津有味，一會兒覺得這個有理，一會兒覺得那個也對。

但仔細想想，這事兒哪有什么絕對的對錯呢？

章含之維護自己的丈夫，站在她的立場，她覺得自己是在保護喬冠華不受傷害，這似乎也沒毛病。

喬家子女捍衛生母的尊嚴，想拿回屬于母親的遺物，不想看著父親被別人“搶走”，這也是人之常情。

錯就錯在，他們都太執著了。

都太想在這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家庭倫理題里，爭出一個滿分。

結果呢？爭得越兇，傷疤揭得就越深，血流得就越多。

那個曾經在聯合國仰天大笑，震驚了世界的喬冠華，大概做夢也想不到，自己身后的名聲，竟然會和這幾百張唱片、幾把椅子、幾個鍋碗瓢盆糾纏在一起。

這場持續了幾十年的“文字戰爭”，最后誰贏了？

我看誰也沒贏。

章含之在2008年也走了。她走的時候，不知道有沒有放下這段恩怨。

現在，當事人都已經作古，只剩下那一堆發黃的紙張，還在書架上靜靜地對峙著。

喬冠華的墓碑孤零零地立著，周圍是風吹過的聲音。

你說這人這一輩子，爭來爭去，到底圖個啥？

那時候喬冠華視若性命的那500張唱片（如果真有那么多的話），現在估計早就不知道流落到哪個角落積灰了。當初為了這些身外之物，鬧得父子反目，至死都沒能真正和解，這筆賬，怎么算都是虧的。

也許在另一個世界里，沒有了那些紛紛擾擾，喬冠華終于能安安靜靜地聽完一張唱片了吧。

至于這人世間的是是非非，就留給后人去評說吧，反正啊，這清官難斷的家務事，最后都成了茶余飯后的談資，風一吹，啥也沒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