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的奢侈：當朝鮮導游發現“決定今晚吃什么”是一種特權

李貞雅第一次見到“搶著買單”的場景，是在北京簋街的一家川菜館。

那是她作為朝鮮國際旅行社模范導游，赴華研修的第三天晚上。圓桌中間的火盆咕嘟咕嘟冒著紅油，毛血旺、辣子雞、水煮魚擺得滿滿當當。她已經學會了不動聲色地觀察——在中國，餐桌上的豐盛不是表演，而是日常。

飯局接近尾聲時，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

“這頓我來！”戴眼鏡的王老師已經掏出了錢包。

“不行不行，昨天就是你請的。”做建材生意的趙總按住他的手，同時朝服務員招手。

第三個聲音插進來：“都別爭，說好了今天我做東！”年輕的程序員小陳已經打開了手機支付界面。

三個中國男人幾乎要站起來，手臂交疊，嗓門一個比一個大，臉上卻都帶著笑。服務員站在兩米外，見怪不怪地等著——她知道，這場“戰爭”總會決出勝負。

李貞雅端著茶杯的手停在半空。在她三十一年的人生經驗里，付錢從來不是需要“爭搶”的事情。

在平壤，一切都有標準。她接待外國旅游團，餐標是旅游局統一制定的：早餐每人3000朝元標準，午餐5000，晚餐7000。結賬時，她只需要將單據交給會計，由單位統一結算。個人不需要觸碰錢，更不需要選擇。

即使是私人聚會——如果那也算聚會的話——也是按配額分配。去年她哥哥結婚，婚宴在“統一食堂”舉辦。每桌八個菜，每道菜的分量精確到克。來賓不需要付錢，但需要上交糧票和肉票。沒有“請客”的概念，只有“共同承擔配額”。

“他們……在做什么？”她低聲問旁邊的翻譯小楊。

小楊笑了：“搶著買單啊，中國男人的面子工程。”

“面子？”

“就是尊嚴，榮譽感。誰買單，誰就有面子。”

李貞雅仔細看著那幾個男人的臉。趙總終于“獲勝”了，他成功把二維碼遞給了服務員。掃描成功的“嘀”聲響起時，他臉上露出一種混合著得意和放松的表情。而“失敗”的王老師和小陳，則搖著頭笑著，拍拍趙總的肩：“下次一定我來啊，不許搶！”

那種輕松，那種把付出當成榮譽的姿態，讓她感到一陣眩暈。

第二天參觀王府井百貨，另一場震撼接踵而至。

在女裝區，她看見一對年輕情侶。女孩試了一件連衣裙，站在鏡子前轉圈。男孩靠在柜臺邊，笑著說：“喜歡就買，你穿好看。”

女孩看了看吊牌，猶豫了：“太貴了，要兩千多呢。”

“沒事，我這個月項目獎金剛發。”男孩已經掏出了銀行卡。

女孩眼睛亮了，摟住男孩的脖子親了一下。店員包裝衣服時，男孩順手又從旁邊的貨架上拿了一條絲巾：“這個配著更好看。”

李貞雅突然想起去年春天，平壤第一百貨商店來了一批中國進口的羊毛衫。她嫂子排了三小時隊，終于搶到一件。全家人輪流試穿——不是買，是“分配”。那件羊毛衫最終給了即將相親的堂妹，因為“她更需要體面的衣服”。而嫂子自己，繼續穿著領口磨破的舊毛衣。

“在中國，”她問小楊，“女人可以自己買衣服嗎？不需要丈夫或父親同意？”

小楊奇怪地看她一眼：“當然可以啊，現在很多女性收入比男性還高呢。”

“那如果……她想買很貴的東西呢？”

“刷自己的卡唄，只要賺得到錢。”

李貞雅摸了摸自己的制服口袋。里面有一張中國的臨時銀行卡，研修團給每人發了三千元“生活費”，用于體驗中國消費。昨晚她查過余額——還剩下兩千八百多。她只敢買最便宜的東西：一瓶水，一支筆，一本筆記本。

她不是沒有錢。在朝鮮，她的工資算是高的。但錢能買的東西太少了。大部分商品需要配額，需要資格，需要排隊。有時候，有錢不如有關系。有時候，有關系也不如有個好成分。

第五天，研修團訪問一家互聯網公司。休息時，她看見幾個年輕員工在茶水間爭論午飯吃什么。

“點外賣吧，懶得下樓了。”“我想吃麻辣香鍋。”“昨天才吃的，今天換壽司吧。”“要不投票？”

他們真的掏出手機，發起了一個五分鐘的投票。最后麻辣香鍋以兩票優勢勝出。一個女孩開始操作手機：“那我下單了，老規矩AA，微信轉我啊。”

五分鐘后，每個人手機都響起了轉賬成功的提示音。

李貞雅站在茶水間門口，感覺自己像個來自古代的穿越者。在她的單位，午飯是食堂統一配發的：一勺米飯，一勺泡菜，一碗湯。如果有重要接待任務，可能會加一勺燉土豆。沒有選擇，也不需要選擇。大家端著一樣的飯盒，坐在一樣的長凳上，吃著一樣的食物。

“你們每天……都可以自己決定吃什么嗎？”她終于忍不住問。

一個戴眼鏡的男孩抬起頭：“差不多吧，附近外賣有幾百家呢。就是容易選擇困難癥。”說完他自己先笑了。

選擇困難癥。

李貞雅第一次聽到這個詞。在她的世界里，選擇是奢侈的，甚至是危險的。小時候，她因為說“想吃蘋果而不是橘子”，被老師批評“有資產階級享樂思想”。從那以后，她學會了只說“組織分配的都好吃”。

研修進入第二周，真正的沖擊來了。

周末，小楊帶她去自己家做客。八十平米的兩居室，裝修簡單但溫馨。小楊的媽媽在廚房忙活，爸爸在沙發上看電視，七歲的兒子在玩平板電腦。

午飯很家常：西紅柿炒雞蛋、青椒肉絲、清炒西蘭花、紫菜蛋花湯。但李貞雅注意到，每個人面前都有一小碟不同的蘸料——爸爸的加了更多辣椒，媽媽的放了醋，孩子的有番茄醬。

“每個人口味不一樣嘛，”小楊媽媽笑著說，“自己調自己喜歡的。”

吃飯時，電視里在播一檔購物節目。主持人亢奮地推銷著空氣炸鍋：“現在下單，立減三百！還可以分期付款，每月只要八十八！”

小楊爸爸哼了一聲：“又是騙人的。”小楊媽媽卻有點心動：“我看王阿姨家買了一個，炸薯條不錯。”“你想買就買唄，”小楊說，“我幫你下單。”“不要不要，我就說說。”

但李貞雅看見，小楊已經偷偷拿出手機，幾分鐘后抬頭說：“媽，下單了，后天到貨。”

小楊媽媽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拍了一下兒子的肩：“你這孩子！”

那種輕松，那種“想買就買”的自由，讓李貞雅鼻子突然一酸。她想起自己的母親，去年咳嗽一直不好，醫院開的藥效果不佳。有親戚說中國有一種止咳藥很好，但那是“進口藥品”，需要特別審批。父親跑了一個月，蓋了七個章，最后還是沒批下來。母親說：“算了，老毛病了，忍忍就好。”

吃完飯，小楊的兒子跑過來，舉著平板電腦：“媽媽，我想買這個樂高。”

小楊看了一眼價格：“太貴了，等你生日再說。”“我用我的壓歲錢買！”“壓歲錢不是讓你亂花的。”“可是我真的想要……”

最后是爺爺解的圍：“這樣吧，如果你這星期自己整理房間，不讓你媽催，爺爺贊助一半。”

孩子歡呼著跑開了。

李貞雅看著這一幕，突然明白了“搶著買單”背后更深層的東西——那不是簡單的面子，而是一種權力。一種“我可以決定”的權力，一種“我能讓我愛的人快樂”的權力，一種“生活可以有選擇”的權力。

在朝鮮，權力屬于國家，屬于集體，屬于領袖。個人不需要權力，只需要服從。

但在中國，每個普通人都握著一份小小的權力：決定今天吃什么，決定給家人買什么，決定如何花自己的錢。這份權力如此普通，普通到中國人自己都察覺不到它的存在。就像魚察覺不到水。

研修最后一天，歡送宴上又上演了搶著買單的戲碼。這一次，李貞雅沒有感到震驚，而是感到一種深深的、骨髓里的悲哀。

她悲哀不是為中國，是為自己，為那個她必須回去的世界。

趙總又一次“獲勝”了。他舉著付款成功的手機，像舉著一面勝利的旗幟。大家起哄讓他講兩句，他站起來，說得很簡單：“能請大家吃飯是我的榮幸，真的。咱們這半個月處得跟兄弟姐妹似的，這點錢算啥。”

沒有豪言壯語，但每個人都鼓掌。李貞雅也跟著鼓掌，手掌拍得生疼。

散場時，小楊悄悄塞給她一個信封：“李姐，這是我們幾個湊的一點心意，你拿著，回去買點自己喜歡的東西。”

李貞雅像被燙到一樣縮回手：“不行，不能……”

“沒事的，就當我們請你的。”小楊硬塞進她手里，“你回去……就用這錢，給自己買件好看的衣服。不是制服，就是普通的、好看的衣服。”

信封不厚，但握在手里沉甸甸的。

她摸了摸口袋里的那個信封。里面有兩千塊錢，還有一張小紙條，上面是小楊的字跡：“李姐，要對自己好一點。”

對她好一點。

在朝鮮，沒有人告訴她可以對自己好一點。她學到的是：對祖國忠誠，對領袖熱愛，對工作負責。自己？自己是集體的一分子，是革命機器上的螺絲釘。螺絲釘不需要對自己好，只需要牢固。

回到平壤的第二天，李貞雅去了第一百貨商店。她拿著那兩千塊錢——已經換成了朝元，厚厚的一疊。

女裝部在二樓。貨架上掛著的衣服款式陳舊，顏色黯淡。她看中了一件深紅色的毛衣，摸上去很柔軟。她看了看價格標簽：150,000朝元。

她三個月的工資。

導購員走過來，面無表情：“同志，需要幫忙嗎？”

李貞雅想說“我看看”，但話到嘴邊變成了：“這件……需要配額嗎？”

“不用，外匯商品，付現就行。”

外匯商品。也就是用人民幣、美元才能買的“特供區”。她手里的朝元，在這里和廢紙差不多。

李貞雅在柜臺前站了很久。導購員已經不耐煩地去整理其他貨架了。最后，她默默地轉身離開。

走出百貨商店時，平壤的天空灰蒙蒙的。她攥著口袋里那疊厚厚的朝元，突然想起了在北京看到的那個買連衣裙的女孩，想起了小楊一家吃飯時每人不同的蘸料，想起了那幾個為午飯投票的年輕人，想起了趙總搶著買單時臉上的光。

回到旅行社宿舍，李貞雅打開行李箱。最底層，用衣服仔細包著的，是小楊送的那支口紅。中國品牌，色號叫“正紅”。

她走到鏡子前，慢慢地、仔細地涂上口紅。鏡子里的人嘴唇鮮紅，臉頰卻蒼白。制服筆挺，但空蕩蕩的。

有人敲門，是同事：“貞雅同志，主任讓你去一趟，匯報研修成果。”

“好的，馬上來。”

她對著鏡子最后看了一眼，然后拿起紙巾，一點一點擦掉口紅。鮮紅色在紙巾上化開，像血，像那些她見過卻再也摸不到的中國霓虹燈。

擦干凈嘴唇，她重新變成李貞雅同志——朝鮮國際旅行社模范導游，政治可靠，業務熟練，永遠知道什么該說，什么不該說。

推開宿舍門時，走廊盡頭傳來電視聲，是晚間新聞開始了。女主播字正腔圓的聲音在走廊里回蕩：“在我黨英明領導下，我國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社會主義優越性充分顯現……”

李貞雅挺直腰背，朝主任辦公室走去。

高跟鞋敲在水磨石地面上，發出清脆而空洞的聲響，一下，一下，像心跳，也像倒計時——倒計時到下一次，她必須再次微笑著對游客說：“我們國家實行最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每個人都過著幸福滿足的生活。”

而她知道，在鴨綠江的另一邊，此刻正有無數普通人在決定今晚吃什么，在給家人買禮物，在為了誰買單而笑著爭執。那些平凡的、瑣碎的、不值一提的選擇，構成了一個她永遠無法真正擁有的世界。

那個世界不完美，但它允許人們有“選擇困難癥”。而在她的世界里，最大的困難恰恰是——沒有選擇。選擇的奢侈：當朝鮮導游發現“決定今晚吃什么”是一種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