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參加同事的婚禮，我一眼相中了伴娘，她紅臉：你也太直白了

1991年，我二十五歲，在縣物資局跑業務，一個月掙一百八，不算少，卻也攢不下什么。阿江跟我同一年進的單位，坐我對桌，整天愁眉苦臉地打算盤，我總笑他是會計的命，他反嘴說我是野馬的命——成天騎著輛二八大杠，滿縣城竄著談生意、催貨款。

阿江結婚那天是十一月十六，我記得格外清楚，因為頭天夜里下了場冷雨，清晨起來，滿地梧桐葉濕漉漉地貼在水門汀上，踩上去咯吱作響，帶著初冬的涼意。我翻出自己最體面的藏青色中山裝，熨了兩遍，領口還是有點皺，算了，反正也不是我結婚，體面過得去就好。

婚禮在物資局斜對面的春風飯店辦，就八桌，沒請太多人，都是親戚和單位同事。我幫著阿江在門口迎賓，寒風里呵出的白氣一團團消散，新郎倌緊張得直搓手，手心都冒了汗。我遞了根煙給他，打趣道：“你抖什么？新娘子又不是今天才認得，都處九個月了。”

他接了煙攥在手心里，沒點，忽然沒頭沒腦地說：“李亮，我覺得跟做夢一樣。”我沒接話，那時候我還不懂，人這輩子，能有幾次這樣像夢一樣、滿心都是歡喜與忐忑的時刻。

新娘子姓周，叫周梅，是紡織廠的女工，圓臉盤，一笑就露出兩個深深的酒窩，性子爽朗得很。阿江跟她是相親認識的，處了九個月，吵過三回架，每一回都是我當和事佬。有一次他氣哭了周梅，還是我騎了十二里路的自行車，專程送道歉信過去，回來就罵他：“你這臭脾氣，能找著周梅這樣的姑娘，真是老天爺瞎了眼。”他就嘿嘿笑，不還嘴，眼里滿是寵溺。

吉時一到，新娘入場，大家伙兒都站起來鼓掌，我也跟著拍，眼睛卻不自覺地往新娘身后瞟——那兒安安靜靜站著個姑娘，穿一件乳白色開衫，里頭露出淺灰色襯衫領子，長發披到肩上，別著一枚深藍色發卡，垂著眼睛，嘴角含著一點淡淡的笑，像冬日窗玻璃上結的第一片霜花，干凈又溫柔。

我湊到阿江耳邊問：“那伴娘是誰？”“王雪，紡織廠的會計，跟周梅一個宿舍。”他壓低聲音，擠眉弄眼地補了句，“怎么，有想法？”我沒說話，只是目光又落回那個身影上，挪不開了。

婚禮儀式順順當當走完，開席了。我坐的那桌離主桌近，隔著兩桌人，能清清楚楚看見王雪的側臉。她話不多，偶爾低頭吃飯，偶爾幫周梅理理裙擺、擦擦嘴角，安安靜靜的，與周圍的喧鬧格格不入。有一回她抬眼，目光正正撞上我的，我一愣，沒躲，她也愣了一下，眼底閃過一絲慌亂，卻也沒躲，就那樣對視了兩秒，才輕輕移開視線。

很快就到了敬酒環節。阿江兩口子一桌桌轉過來，王雪跟在后面，端著一個托盤，上面擱著酒瓶和酒杯，動作輕柔又利落。輪到我這桌時，阿江已經喝高了，臉紅得像豬肝，摟著我肩膀非要跟我干一杯。我站起來端起酒杯，眼睛卻越過他，直直看著身后的王雪。

“我叫李亮。”我開口，聲音比預想中更穩，“物資局的，跑業務，跟阿江坐對桌。”周圍幾個人立馬笑起來，打趣說李亮你這是自我介紹，還是查戶口啊？我沒理他們，就那樣看著她，等著她的回應。

她輕輕抬眼，臉頰微微泛紅，低頭抿了一下嘴唇，再抬起來時，耳根已經染上了緋色：“我知道你。”她的聲音很輕，“阿江說過。”“他說我什么？”我追問，心里竟有幾分忐忑。她頓了頓，小聲說：“說你……是野馬。”

這回輪到我笑了，阿江在旁邊拍著桌子嚷嚷：“好啊王雪，你出賣我！”她沒辯解，只是微微別過臉，嘴角彎起一個淺淺的弧度，眼里藏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笑意。人聲嘈雜，酒杯碰撞的聲音此起彼伏，她端著托盤站在燈光里，光線從她身后打過來，勾出一道細細的銀邊，顯得格外溫柔。

“王雪。”我又開口，語氣不自覺地放軟，“這名字好聽。”她猛地抬起眼睛，眼底有嗔怪，有意外，還有一點藏不住的羞澀，輕聲說：“你也太直白了。”聲音輕得幾乎被周圍的喧嘩蓋過去，但我聽清了，一字一句，都刻進了心里。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腦子里反復回放著那幾秒鐘的畫面——她站在燈光里，臉微微紅著，眼神躲閃，輕聲說“你也太直白了”。我翻來覆去，怎么也睡不著，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怦怦直跳。

第二天上班，阿江請了婚假，沒來單位，對桌空蕩蕩的，我老走神，撥算盤撥錯了三回，做賬也漏了兩項。科長拍著我桌子問：“李亮，你魂兒丟哪兒了？”我隨口扯了句：“沒丟，丟家里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魂，早就落在了春風飯店那個穿乳白色開衫的姑娘身上。

下了班，我沒回家，騎著我的二八大杠，徑直去了紡織廠。紡織廠大門朝東，門口有個傳達室，老大爺正戴著老花鏡看報紙。我支好車，走進傳達室，有點拘謹地說：“大爺，我找個人。”“找誰？”“王雪，財務科的。”

老大爺摘下老花鏡，上下打量我一眼，語氣帶著點審視：“你是她什么人？”我頓了一下，硬著頭皮說：“朋友。”他哼了一聲，拿起電話搖了搖，說了兩句，放下電話讓我等著。大概五分鐘后，走廊那頭走過來一個人，正是王雪。

她今天穿了一件藏青色呢子外套，頭發還是披著，那枚深藍色發卡換成了米色的，更顯溫婉。她看見我，腳步明顯頓了一下，眼里閃過一絲驚訝：“你怎么來了？”我站在傳達室門口，手里還捏著車鑰匙，來之前打了半天的腹稿，什么“路過”“辦業務順便”，這會兒全忘了，腦子一片空白。

“我……”我支支吾吾半天，才擠出一句，“我昨天忘了問你，你下班一般幾點。”她沒說話，就那樣眼睛亮晶晶地看著我，嘴角帶著一點若有若無的笑意。“五點半。”她輕聲說。我低頭看了看表，五點四十，比她下班晚了十分鐘。

“那你，”我鼓起勇氣抬頭，“吃飯了嗎？”她彎起嘴角，沒有回答，轉身就往廠里走。我站在門口，看著她的背影，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懊惱得想抽自己一巴掌，怎么這么沒用。可走了五六步，她忽然停下腳步，側過臉，笑著說：“你騎車的吧？載我去東風飯店，那兒的小籠包不錯。”

我心里一喜，快步跟上去，步子邁得太急，差點絆一跤。那是我第一次載王雪，我的二八大杠后座綁了塊海綿墊，是去年我媽給縫的，說以后帶姑娘，不能硌著人家。我以前總覺得多余，那天，卻頭一回覺出這塊海綿墊的好來。

她側坐在后座，手輕輕扶著座墊邊緣，沒有攬我的腰。初冬的風刮在臉上有點冷，我把車速放得很慢，慢到旁邊一個老伯蹬著三輪車都超了我們，還回頭好奇地看了一眼。我不在乎，只覺得，這樣慢慢騎著車，載著喜歡的姑娘，連風都是溫柔的。

東風飯店在城東，兩層小樓，一樓賣小籠包和餛飩，味道很地道。我們揀了個靠窗的位置坐下，她要了一客鮮肉小籠包，我點了一客薺菜的。等包子的時候，她把手放在桌上，十指交叉，指甲修得很短，干干凈凈的，透著一股秀氣。

“你跑業務，都跑哪兒？”她先開了口，打破了沉默。“縣里都跑，有時候去市里，最遠跑過上海。”我說。“上海？”她眼睛亮了一下，語氣里帶著一絲向往，“我沒去過。”“下回帶你去。”我脫口而出，說完才覺得太冒失，我們才第二次見面，這話顯得太過唐突。

她沒接腔，只是低頭拆一次性筷子，用筷子尖輕輕戳著桌面，臉頰又微微紅了。小籠包很快上來了，熱騰騰地冒著氣，她夾起一個，咬了一小口，立馬被燙到了，輕輕呵著氣，眉頭微微皺起，樣子可愛又嬌憨。我趕緊把自己那碟醋推過去，輕聲說：“沾點，涼得快。”她看了我一眼，眼里帶著笑意，沾了點醋，慢慢吃完了那個包子。

從那以后，我們常常去東風飯店。有時候吃小籠包，有時候吃陽春面，最奢侈的一回，我們叫了兩個炒菜，一葷一素。她總搶著付錢，我不讓，她就認真地看著我說：“李亮，我不喜歡總讓人請，我們各付各的，或者輪流請，這樣才自在。”我看著她認真的樣子，沒再爭執，心里卻暖暖的——她不是那種嬌縱貪心的姑娘，這份通透，更讓我心動。

那個冬天過得很快。我跑業務的時候，會特意繞到紡織廠門口，有時候能碰見她下班，就載她去吃飯，或者就在廠門口站一會兒，說幾句話；有時候碰不見，就站在門口，看一會兒紡織廠的大門，再默默離開。她話不多，但我說的每一句話，她都認真聽著；她說的每一句話，我也都記在心里。

她說她老家在臨縣，父母都是老師，從小就教她踏實做人；她說她初中畢業讀了財會中專，分到紡織廠四年了，雖然工作安穩，卻總覺得少了點什么；她說她喜歡下雨天，因為雨聲能蓋過一切喧囂，世界會變得很安靜，能讓人靜下心來想事情。我說我喜歡晴天，晴天跑業務方便，不用風吹雨淋。她笑了，說：“你這人真沒意思。”但她說這話的時候，眼睛彎彎的，沒有一點真的責怪。

臘月里，我出了一趟遠門，去溫州追一筆貨款，住了七天。那時候沒有手機，聯系不便，我只托阿江給她帶了個口信，說我公出，歸期不定。等我回來的時候，已經是臘月二十三，小年了。我沒回家，直接騎車去了紡織廠，傳達室的老大爺都認得我了，擺擺手就讓我進去了。

財務科在二樓，我爬上樓，走廊里靜悄悄的，只有算盤珠子碰撞的細細碎碎的聲音。她的辦公室門虛掩著，我輕輕推開一條縫，就看見她坐在窗邊的桌子前，低頭撥算盤，穿一件棗紅色的毛衣，頭發用發卡別到耳后，露出白皙的脖頸。冬日下午的陽光斜斜地打進來，落在她的肩頭，細細的灰塵在光柱里緩慢浮動，畫面安靜又美好，我站在門口，看了很久，舍不得打擾。

大概是感覺到了動靜，她抬起頭，看見我站在門口，風塵仆仆，手里還拎著行李包，眼里閃過一絲驚喜，隨即又染上了一絲委屈。“我回來了。”我輕聲說，聲音里帶著一絲疲憊，也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愧疚。她看著我，沒說話，過了很久——也許只有幾秒鐘——她低下頭，繼續撥算盤，珠子碰撞的聲音，似乎比剛才更輕了。

“溫州冷嗎？”她沒抬頭，聲音很輕。“還好，就是老下雨。”“帶傘了嗎？”“帶了。”她嗯了一聲，又撥了兩下算盤，然后放下算盤，站起身，走到窗邊，背對著我。窗玻璃上起了一層薄霧，她用指尖，輕輕畫了一個圈。

“阿江說你去七天，”她的聲音很輕，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哽咽，“我數了，是八天。”我張了張嘴，喉嚨里像堵了什么東西，說不出話來。我知道，她不是真的在數天數，她是在擔心我，是在等我。“第八天早上回來的，”我說，“夜里的車，到站天剛亮。”她沒有轉身，只是輕輕“嗯”了一聲。

“以后，”她忽然開口，聲音帶著一絲堅定，“別托人帶話了。”我把行李包放在地上，心里一暖，也一酸，點點頭說：“好。”她轉過身來，臉上帶著一點笑，眼眶卻是紅的，輕聲說：“你這個人，真是……”她沒有說下去，但我懂，懂她的擔心，懂她的委屈，也懂她藏在心底的歡喜。

那天晚上，我們還是在東風飯店吃的飯，她要了一碗餛飩，我要了一碗面。窗外飄起了細雪，一片一片落在玻璃上，很快就化了，留下一道道水痕。送她回宿舍的路上，雪下大了，她把圍巾往上拉了拉，露出半張臉，眉眼彎彎的。我推著車，她走在我旁邊，兩個人的腳步踩在雪地里，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響，格外清晰。

到了她宿舍樓下，她站住了，轉過身看著我，輕聲叫了一句：“李亮。”“嗯。”我應著，心跳不由得加快。“你那天說，帶我去上海，”她低下頭，看著自己的鞋尖，雪花落在她的頭發上、肩膀上，有一片停在她的睫毛上，還沒等落下就化了，“還作數嗎？”

我看著她，心里一片滾燙，語氣無比堅定：“作數。只要你想去，什么時候都作數，我一定帶你去。”她抬起頭，看了我一眼，笑了，笑得眉眼彎彎，眼里閃著光，像落了星星。然后，她轉身跑進樓里，跑了幾步，還回頭看了我一眼，揮了揮手。

我在雪地里站了很久，直到雪花落滿了肩頭，渾身發冷，心里卻暖得發燙。我知道，這個冬天，我不再是孤身一人，我有了牽掛，有了期待，有了想要拼盡全力去守護的人。

年后，單位分了一批福利房，阿江兩口子搬了進去，請我們去暖房。周梅燒了一桌子好菜，王雪也來了，穿著一件淺粉色的毛衣，顯得格外溫柔。吃飯的時候，周梅忽然打趣我：“哎，李亮，你怎么還不找對象？要不要我給你介紹一個？保證跟我一樣靠譜。”

阿江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下，擠眉弄眼的，我沒理他，放下筷子，目光落在王雪身上，語氣平靜卻堅定：“不用了。”“怎么，眼光太高啊？”周梅追問。我笑了笑，看著王雪，一字一句地說：“有了。”

周梅愣了一下，隨即反應過來，笑著追問道：“誰呀？哪兒的？我們認不認識？快給我們說說。”阿江咳嗽一聲，打圓場說：“那個，菜涼了，我去熱熱。”王雪抬起頭，對上我的目光，臉頰慢慢紅了，從臉頰一直紅到耳根，低著頭，專心致志地扒拉碗里的米飯，耳朵卻豎得高高的，顯然也在等我的回答。

“她臉皮薄，”我看著王雪，語氣放軟，“等成了，再正式介紹給你們認識，免得嚇著她。”周梅笑了，眼神曖昧地在我和王雪之間來回瞟，沒再追問。那天晚上，我送王雪回宿舍，走到半路，她忽然停下了腳步。

“李亮。”“嗯。”“你怎么知道，”她低著頭，看著地面，聲音很輕，“我一定愿意？”夜風很輕，帶著早春那種將化未化的涼意，路燈光昏黃，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長，顯得格外單薄。

我站在她面前，想了想，坦誠地說：“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但我想試一試，我不想錯過你。哪怕只有一絲希望，我也要拼盡全力去爭取。”她沒說話，過了一會兒，輕輕嘆了口氣，輕聲說：“你這人，真是……”還是沒有說下去，但我能感覺到，她的語氣里，沒有拒絕，只有溫柔。

她往前走了一步，離我很近，近到我能聞到她頭發上淡淡的洗發膏香味，是蜂花的，很樸素，卻很好聞，我認得那個味道。“我等你這句話，”她的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卻字字清晰，“等了一個冬天。”

那一刻，我所有的忐忑和不安，都煙消云散，只剩下滿心的歡喜和感動。我伸出手，輕輕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軟，微微發涼，卻沒有躲開，反而輕輕回握了我一下。早春的夜風依舊微涼，但我們的手，卻越握越緊，暖得能驅散所有的寒意。

那年春天，出了件大事——物資局要改制了。風聲傳了小半年，四月終于落地，單位拆分，人員分流，我們這批年輕的業務員，首當其沖。科長找我談話，給了我兩個去向：一是留在縣里，去新組建的物資公司，工資降一檔，勝在安穩，還是鐵飯碗；二是去局里剛成立的三產，說是三產，其實就一個執照、兩間辦公室，從頭做起，自負盈虧，能不能活下去，全看自己的本事。

我幾乎沒有猶豫，就選了第二個。阿江得知后，罵我瘋了，好好的鐵飯碗不要，非要去捧個泥飯碗，說不定干不了多久就倒閉，到時候連飯都吃不上。我沒多解釋，那幾天，王雪正好出差去市里開培訓會，不在縣里，我沒法跟她商量，也不想讓她跟著擔心，我想等一切安頓好，再慢慢告訴她。

等她出差回來，我已經把所有手續都辦完了，徹底離開了物資局，成了那個“泥飯碗”三產的一員。那天我去車站接她，她下車看見我站在出站口，笑著朝我走過來，可走近了，看見我臉上的神色，腳步又停住了，輕聲問：“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我換工作了，”我深吸一口氣，坦誠地說，“不在物資局了。局里成立了個建材經營部，我去那邊了。沒有底薪，拿提成，跑得好就多掙點，跑不好……就沒錢。”我低著頭，不敢看她的眼睛，怕看到她的驚訝和失望，怕她覺得我太沖動，太不靠譜。

可她沒有我想象中的驚訝，也沒有失望，只是平靜地看著我，輕聲問：“跑不好呢？”“跑不好，就沒錢吃飯，說不定經營部也會倒閉。”我聲音低沉地說。她沉默了幾秒，然后把手里的行李包遞給我，語氣平靜卻堅定：“那你就多跑跑，好好干，我相信你。”

我抬起頭，看著她，眼里滿是驚訝和感動，喉嚨里像堵了什么東西，說不出話來。“你不怪我？”我輕聲問，“怪我沒跟你商量，就擅自做了決定？”她腳步慢下來，側過臉看我，嘴角帶著一點笑：“你自己的事，自己拿主意就好，我又不是你什么人，有什么好怪你的。”

我站住了，她也站住了，沒回頭，但我看見她的耳朵紅了。“你是我什么人？”我鼓起勇氣，輕聲問。她沒回答，過了一會兒，小聲說：“走不走？餓死了，我想吃東風飯店的小籠包。”我笑了，心里的石頭終于落了地，牽著她的手，往東風飯店的方向走去。

那天晚上，我們在東風飯店吃了最后一頓飯——不是我們之間的最后一頓，是那家飯店的最后一天營業。老板要回老家過年，店面盤出去了，說明年再來，這里就會變成一家理發店了。我們還是點了兩客小籠包，一客鮮肉，一客薺菜，跟我們第一次來的時候一樣。

包子還是那個味道，醋還是那個醋，可她吃得很慢，像在細細品味，又像在告別。“李亮，”她放下筷子，輕聲說，“你那個建材經營部，缺不缺會計？”我抬起頭，看著她，眼里滿是驚訝：“你怎么問這個？”“我們廠里，”她垂著眼睛，輕聲說，“效益越來越差，可能要裁一批人，我大概也在其中。”

那個晚上，我們說了很多話。她說紡織廠的效益一年不如一年，去年的年終獎只發了一半，今年恐怕更差，裁人是遲早的事；她說她不怕吃苦，不怕累，就怕沒有方向，怕自己的本事沒地方用；她說她念中專的時候，學過工業會計，也學過商業會計，建材行業的賬目，給她一點時間，她就能摸透，就能做好。

“我跟你商量了嗎？”她抬起頭，眼睛亮晶晶地看著我，笑著說，“這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拿主意，就像你當初換工作一樣。”我看著她，忽然想起去年十一月那個晚上，她站在春風飯店的燈影里，紅著臉說“你也太直白了”。快一年了，這個溫柔又勇敢的姑娘，一直都在我身邊，默默支持著我。

“王雪，”我輕聲說，語氣里帶著一絲愧疚，“經營部很小，就兩間辦公室，連我在內一共三個人，條件很差。工資是我給你開的，從我的提成里勻，可能比你現在在紡織廠的工資還低。”她沒說話，只是靜靜地看著我。

“而且剛起步，什么都不穩定，說倒閉就倒閉，”我繼續說，“說不定干半年就散伙，到時候，我連你這點工資都給不了。”她還是沒說話，眼里卻沒有一絲猶豫。“但是，”我看著她的眼睛，語氣無比堅定，“有我一口飯吃，就絕不會讓你餓著；我一定會好好干，一定會讓你過上好日子，一定會帶你去上海。”

她低下頭，過了一會兒，我看見一滴水珠落在桌面上，不是醋，也不是小籠包的湯汁，是眼淚。我慌了神，趕緊翻口袋找手帕，手足無措地說：“對不起，我是不是太自私了，不該讓你跟著我吃苦……”她沒有抬頭，聲音悶悶的：“你這人真是……”

我等著她說下去，可她沒說，只是伸手，把我面前那碟醋挪過去，沾了一個小籠包，慢慢吃完了。吃完后，她抬起頭，臉上還帶著淚痕，卻笑著說：“以后，我就跟著你干了，你可不能反悔。”我用力點點頭，握住她的手，緊緊的，再也不想松開。

七月，王雪從紡織廠辦了離職手續，沒有絲毫留戀；八月，她正式到建材經營部報到，沒有正式編制，沒有勞保，沒有福利，工資少得可憐，卻干得格外認真。阿江說我們倆都瘋了，放著安穩的工作不干，非要去闖一條未知數的路。他沒說錯，那兩年，我們確實瘋了，瘋了一樣努力，瘋了一樣想要把經營部做起來。

經營部剛起步，人手少，什么活都得干。我整天在外跑業務，風吹日曬，有時候為了一個訂單，要跑好幾趟，甚至要在人家門口等半天；她留在店里，記賬、開票、跑稅務、催貨款，有時候人手不夠，還得幫著搬貨、理貨，累得腰酸背痛，卻從來沒抱怨過一句。

有一回，市里來了個大訂單，要得特別急，我們倆連夜在倉庫理貨，她穿著寬大的工作服，蹲在地上點數量，頭發散了也不管，拿手背一抹額頭的汗，臉上沾了一道黑灰，像個小花貓。我看著她，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強烈的沖動——這輩子，就是她了，我一定要好好努力，絕不能辜負她的信任和陪伴。

那時候，我們顧不上說情話，顧不上談未來，眼里只有經營部，只有我們共同的目標。慢慢地，經營部從三個人變成了五個人，又從五個人變成了十個人；我們換了兩次辦公室，從兩間狹小的屋子，變成了四間寬敞的辦公室，從四樓搬到了一樓，門口掛了塊白底紅字的招牌，逢集的時候，來問價、訂貨的人，能排到馬路上。

1992年冬天，我們還清了第一筆貸款，沒有慶祝，只是在東風飯店的舊址——那家新開的理發店里，剪了個頭發，算是給自己一個鼓勵；1993年春天，我們簽下了第一個年合同，那一刻，我們倆站在辦公室里，看著那份合同，相視而笑，所有的辛苦和委屈，都煙消云散；1993年秋天，建材經營部正式更名為“光明建材公司”，我是經理，她是財務主管，我們終于，有了自己的“陣地”。

掛牌那天晚上，公司的員工鬧著要慶祝，我們去飯店吃了頓飯，喝了很多酒。阿江也來了，摟著我肩膀，一臉愧疚地說：“李亮，你小子行啊，當年我以為你瘋了，原來瘋的是我，是我鼠目寸光，沒看清你的本事。”王雪坐在桌對面，沒怎么喝酒，笑瞇瞇地看著我們鬧，眼里滿是驕傲和歡喜。

散席后，我送她回宿舍，她沒讓我騎車，說想走走，醒醒酒。秋天的夜晚有點涼，路旁的梧桐樹開始落葉，踩上去沙沙作響。她穿著一件乳白色的開衫——不是當年那件，那件早就穿舊了，這是新的，樣子差不多，她說她格外喜歡這個款式，干凈又舒服。

“李亮，”她忽然開口，聲音很輕，“你還記不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記得，怎么會不記得，”我說，“阿江結婚，你是伴娘，穿一件乳白色開衫，別著一枚深藍色發卡，站在周梅身后，安安靜靜的。”

“那天，你跟我說了什么，你還記得嗎？”她又問。我想了想，笑著說：“我說我叫李亮，物資局的，跟阿江坐對桌；我說你名字好聽；你說我太直白，還說阿江說我是野馬。”她輕輕笑了一聲，眼里滿是懷念。“還有呢？”她追問。

我站住了，她也站住了，站在路燈下，側著臉看我，燈光落在她的發頂，泛著一圈淡淡的暈。“你說，‘你也太直白了’，”我說，“然后，你就端著托盤，跟阿江去下一桌敬酒了。”她低下頭，沉默了一會兒，輕聲說：“那天晚上，周梅問我，覺得你怎么樣。”

我等著她說下去，心跳不由得加快。“我說，太直白了，才第一次見面，就說這種話，有點冒失，”她的聲音很輕，“周梅問我，那你是喜歡，還是不喜歡。”“你怎么說？”我急切地問，心里有幾分忐忑。

她抬起頭，看著我，眼里閃著光，輕聲說：“我沒說。”夜很靜，遠處隱約傳來貨車的轟鳴，風吹過梧桐樹葉，沙沙作響。她站在我面前，離我很近，近到我能聞見她頭發上熟悉的蜂花香，這么多年，從來都沒變過。

“李亮，”她看著我的眼睛，語氣無比堅定，“我現在可以說了。”我屏住呼吸，看著她，等著她的答案。“我喜歡，”她說，一字一句，清晰而堅定，“從第一次見面，你直白地說我名字好聽的時候，我就喜歡你了。”

那一刻，所有的思念、牽掛、歡喜和感動，都化作了一個吻。我輕輕伸出手，攬住她的腰，低頭，吻住了她的唇，她沒有躲開，輕輕閉上眼，雙手緊緊抓住我的衣角。這個吻，遲到了兩年，卻包含了我們所有的深情和堅守。

1994年春天，我們在物資局的老禮堂辦了婚禮。阿江是司儀，周梅是證婚人，王雪沒要伴娘，笑著說：“當了那么多次伴娘，總算輪到自己當新娘了，不用別人陪，我自己就很好。”

她穿了一件乳白色的婚紗，不是租的，是她自己畫了樣子，請以前紡織廠的老同事幫忙做的，簡單又好看。頭發披著，別著一枚深藍色的發卡，跟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一模一樣。敬酒的時候，她端著酒杯，站在我身邊，臉紅紅的，像當年那個羞澀的小姑娘。

“李亮，”她低聲叫我，“你這人真是……”我等著她說下去，她笑了，眼眶里閃著淚光，輕聲說：“太直白了，可我喜歡。”禮堂里人聲鼎沸，酒杯碰撞的聲音、歡聲笑語的聲音，交織在一起，格外熱鬧。我低頭，吻了吻她的額角，輕聲說：“謝謝你，謝謝你當年愿意當阿江的伴娘，謝謝你愿意等我，謝謝你愿意跟著我吃苦，謝謝你，出現在我的生命里。”

她靠在我肩頭，輕輕點點頭，眼里的淚水落了下來，卻是幸福的淚水。窗外，是1994年的春天，梧桐發了新葉，日光溫軟，微風不燥。禮堂里，擠滿了我們的朋友、同事和親人，吵吵嚷嚷，熱熱鬧鬧，像這世上最平常的一場婚禮。

可只有我知道，這場平常的婚禮，藏著我們兩年的并肩打拼，藏著無數個日夜的辛苦付出，藏著一份從初見時就生根發芽的深情，藏著一個直白的告白，和一段相守一生的約定。

后來，我們真的去了上海，不是特意去旅游，是去談一筆大訂單，忙完工作，我帶著她逛了外灘，看了東方明珠，她笑得像個孩子，眼里滿是歡喜。再后來，我們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的孩子，光明建材公司也越做越大，從一個小小的經營部，變成了縣里有名的建材企業。

每次想起1991年那個初冬，想起阿江的婚禮，想起那個穿乳白色開衫、別著深藍色發卡的姑娘，想起我直白的告白，想起我們一起吃苦打拼的日子，我都覺得，這輩子，最幸運的事，就是在阿江的婚禮上，遇見了王雪，就是當年，我足夠直白，沒有錯過她。

原來，最好的愛情，從來都不是轟轟烈烈，而是初見時的一眼心動，是低谷時的并肩同行，是平淡中的彼此堅守，是哪怕歷經風雨，也始終相信對方，始終不離不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