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寧可關200年也不執行死刑，背后不是“人道”那么簡單

2007年，英國“死亡醫生”哈羅德·希普曼在監獄自盡。這名殺害至少215名病人的連環殺手，最終僅獲終身監禁——此時英國廢除死刑已42年。

這種“重罪輕判”在西方并非孤例。2011年，挪威的布雷維克殺害77人，依法最高只能判21年監禁。為什么西方寧愿判200年也不執行死刑？背后是一套復雜的歷史與利益邏輯。

但宗教解釋越來越站不住腳。歐洲世俗化程度已很高：荷蘭只有20%的人定期參加宗教活動，法國更低至10%。宗教虔誠度下降，但廢除死刑的步伐卻加快了，說明還有其他驅動力。

2008年金融危機暴露了廢除死刑對精英階層的好處。華爾街那些制造次貸泡沫、導致全球數百萬人破產的銀行家們，沒有一個承擔刑責。最重的懲罰不過是罰款——花旗集團被罰7.5億美元，相當于他們一周的利潤。

如果有死刑呢？理論上，某些金融欺詐可能構成“大規模危害社會”，但在廢除死刑的體系里，最壞結果不過是牢獄之災。而對于富豪來說，監獄生活可以“優化”：

廢除死刑，等于給精英買了終極保險。無論犯多大罪，命總能保住。

更直接的動力是經濟利益。在美國，關一個犯人年花費3.5萬-6萬美元。截至2023年，美國有15.5萬終身監禁犯。按平均坐牢40年算，總花費將達2200億-3700億美元。

這催生了龐大產業。美國兩大私營監獄公司CoreCivic和GEO集團，2022年總營收超40億美元。他們的商業模式簡單粗暴：囚犯就是客戶。囚犯越多、關得越久，利潤越高。

這些公司每年花數百萬美元游說政客：

律師行業也是受益者。一個死刑案件幾年內結束，但終身監禁案件可以上訴幾十年，律師費源源不斷。

西方國家常把“廢除死刑”作為人權標桿攻擊他國。歐盟將其設為入盟硬性條件，美國國務院年度人權報告必提此事。

但他們的行動卻暴露了雙重標準：

2003年伊拉克戰爭：

這些國家在國內小心翼翼保護每個罪犯的生命權，在國外卻可造成數十萬平民死亡。所謂“生命權”原則，原來是有選擇性的——自己人的命是命，別人的命只是數字。

在西方死刑辯論中，受害者家屬的聲音常被邊緣化。

1995年俄克拉荷馬爆炸案造成168人死亡。主犯麥克維被處決時，一位失去女兒的母親說：“12年了，我終于能告訴她正義得到了伸張。”

但在廢除死刑的國家，這種“了結”很難實現。挪威布雷維克案中，一位受害者父親質問：“我兒子永遠回不來了，殺人犯21年后可能出獄，這叫正義？”

西方媒體更關注罪犯的“改造權利”，受害者家屬的憤怒常被貼上“非理性復仇”標簽。這種話語權的不平等，讓辯論從一開始就偏向一邊。

廢除死刑派常引用數據證明“死刑無特殊威懾力”。美國國家科學院2012年報告稱，沒有證據表明死刑比終身監禁更能降低犯罪率。

但這些研究有問題：

實際上，美國謀殺率最高的路易斯安那州（每10萬人15.8起）和最低的新罕布什爾州（0.9起）都保留死刑。決定犯罪率的主要是貧困程度、槍支管控、毒品問題等，而非單一刑罰政策。

實踐中，中國死刑適用非常嚴格：

對于販毒集團首腦、連環殺手、恐怖分子等，死刑被視為對受害者家屬的必要交代。一位中國法官解釋：“當一個人殘忍剝奪他人生命時，他實際上放棄了自己生命的同等權利。法律的任務是恢復平衡。”

西方邏輯：宗教救贖觀+精英保險+產業利益+國際話語權工具

中國選擇：傳統正義觀+現實威懾需求+多數民意+受害者權利平衡

每種選擇都有代價。廢除死刑可能讓某些罪犯“占便宜”，保留死刑則存在誤判風險（中國通過嚴格復核最大限度降低）。

真正重要的是坦誠：西方國家應承認廢除死刑背后的多重動機，而非包裝成“純粹的人道進步”；保留死刑的國家也應持續完善司法，避免冤錯案。

最終，任何關于生命的討論都不應忘記那些再也無法發聲的受害者。他們的權利，與罪犯的權利一樣值得關注——這或許是超越立場分歧的共同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