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么要進行資本管制？

今天跟大家聊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

一個朋友今天跟我抱怨，說春節準備出國旅游，但外匯只允許兌換5萬美元，這太不自由了，這是我自己的錢，為什么連兌換都要受限制？

我告訴他，你這是典型的“身在福中不知福”。

為什么？

因為這種資本管制，表面上看是限制了你的自由，實際上是保住了你我的飯碗，甚至保住了這個國家的國運。

1 資本管制

要講清楚這件事，我們就不能只看眼前，得把時間軸拉回到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前。

上點歲數的人都知道當年的“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虎”，是何等風光？一個個經濟增速驚人，被西方媒體捧上了天。

但是，這些國家都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

他們在工業底子還沒打牢、金融監管體系還不健全的時候，就聽信了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忽悠，過早地開放了資本賬戶，允許資金自由進出。

結果呢？以索羅斯為首的國際游資，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熱錢，像嗜血的鯊魚一樣涌入亞洲。

他們先是制造泡沫，推高股市和樓市，讓當地人沉浸在財富暴增的幻覺里，然后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通過做空貨幣和股市，瞬間撤走所有資金。

一夜之間，泰銖崩盤，韓元腰斬，幾十年的國民財富被洗劫一空，韓國甚至不得不發動國民捐金戒指來替國家還債。

這一幕，給當時正在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留下了巨大心理陰影，也深刻地塑造了后來三十年中國的金融國策。

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們定下了一個鐵律：人民幣可以在貿易項下自由兌換，但在資本項下必須嚴格管制。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可以賣襪子、賣手機賺外匯，這是做生意，國家舉雙手支持；

但是如果你想把賣襪子的錢、炒房賺的錢，幾十億上百億地換成美元轉出去，對不起，此路不通。

這道墻最初建立的初衷，其實也并不是為了管制資本，純粹是為了防止重蹈亞洲金融危機的覆轍。

你要知道，金融戰的殘酷程度一點都不亞于熱戰。

如果你的大門洞開，幾千億美元的熱錢瞬間涌入，你的匯率會暴漲，出口企業會全部死絕；

然后熱錢獲利后瞬間撤離，你的匯率會崩盤，進口成本飆升，通貨膨脹會吃掉老百姓的存款。

所以，中國必須資本管制，這也是符合經濟學規律的。

在經濟學上有一個著名的“蒙代爾不可能三角”理論——

就是一個國家不可能同時實現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三者只能取其二。

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必須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我要印錢還是收水，必須我自己說了算，不能看美聯儲臉色），同時我們又需要相對穩定的匯率來保障外貿（不能讓匯率上躥下跳搞死出口企業）。

那么，被犧牲掉的，注定只能是“資本自由流動”。

這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戰略選擇，是用局部的“不自由”換取了全局的“穩定”。

看看那些放棄了資本管制的新興市場國家吧，土耳其、阿根廷、越南，哪一個不是被美元潮汐收割得死去活來？

中國之所以能在歷次美元加息周期中穩坐釣魚臺，靠的就是資本管制的這道墻。

但是，你以為資本管制的作用只有這一面碼？并不是。

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膨脹，這道資本管制的防火墻，在客觀上產生了一個意想不到、但對中國國運至關重要的“意外之喜”——

它把中國人的錢，盡可能地留在了中國。

我們要承認一個很現實的人性問題：資本是逐利的，同時也是膽小的。

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當一個人或者一個家族積累了巨額財富之后，他們本能的動作是什么？

是想把錢轉移到他們認為更安全、法律體系更偏向富人的西方發達國家。

這不全是道德問題，這是資本的避險本能。

如果沒有這道墻，你想想看，中國過去四十年靠著幾代人996積累下來的龐大財富，會發生什么？

王總會立刻把北京的寫字樓賣了，換成紐約的公寓；

李總會把深圳的工廠抵押了，把錢轉到瑞士的信托賬戶；

甚至稍微有點積蓄的中產，也會忙著把人民幣換成美元存在匯豐銀行。

這種規模的資本外逃，不是幾億幾十億，而是幾萬億甚至幾十萬億美元的級別。

后果是什么？后果是中國的失血性休克。

我們的外匯儲備也就是3萬億美元，看似很多，但如果十幾億人每人換兩千美元，這3萬億瞬間就會被擠兌光。

一旦外匯儲備枯竭，人民幣就會大幅度貶值，這就意味著我們辛辛苦苦積累了幾十年的國家財富，通過匯率貶值的方式，被無償輸送給了西方。

更可怕的是，如果錢都跑了，國內的錢從哪里來？

中國之所以能成為“基建狂魔”，之所以能有高鐵、有5G、有龐大的產業鏈，是因為我們有著全世界最高的儲蓄率和投資率。

這些錢，大部分都是國內企業和居民的存款。

正是因為資本管制，這些錢“出不去”，它們被迫留在了國內。

既然出不去，資本就不能閑著，它就必須在國內尋找出路。

于是，這些錢流向了房地產，流向了制造業，流向了互聯網，流向了國家發行的債券。

說得直白一點，中國資本管制把那些本來可能逃走的財富，強行按在了國內，變成了維系國家運轉血液。

這就好比一個高壓鍋，只有把蓋子捂嚴實了，里面的壓力和溫度才能上來，才能把肉燉爛。

如果氣都漏光了，這鍋肉永遠煮不熟。

中國經濟就是一個巨大的高壓鍋，資本管制就是那個沉甸甸的鍋蓋。

它讓國內的資本即使在預期不好的時候，也只能在鍋里打轉，哪怕是空轉，它也是在中國的金融體系內空轉，肉是爛在鍋里的。

這就保證了我們有充足的資金去投基建，去進行產業升級，去搞科技研發。

你想想，如果老板們賺的錢都能隨便轉走，中國拿什么去搞半導體？拿什么去造航母？

所以，現在的邏輯就很清晰了，對資本的態度，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區別。

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底層邏輯是什么？八個字：贏家通吃，來去自由。

你在美國賺了錢，想去英國買城堡，去加勒比海買島嶼，或者去瑞士存金條，沒人管你。

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呢？官方表述是“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把這句話翻譯成大家能聽懂的“大白話”，那就是：

我們也承認贏家通吃，承認你能賺大錢，但是，贏家的資金流動，特別是往境外的大額流動，必須受到嚴格管控。

這個邏輯很容易理解：

你在這個國家賺了錢，享受了中國的人口紅利、基建紅利和政策紅利，那你的財富就不能拍拍屁股走了，必須反哺這個國家。

你可以買豪宅，可以買豪車，可以投資建廠，甚至可以奢侈消費，這些都無所謂。

因為只要錢還在國內打轉，它最終會通過消費、投資、稅收的循環，再次回到社會的毛細血管里。

但是，如果你想把在中國賺取的巨額財富轉移到海外，去填補美國的股市泡沫，或者去供養歐洲的貴族生活？

沒門！

這不是因為我們仇富，也不是因為我們要搞閉關鎖國，而是因為作為后發國家，我們的原始積累太脆弱了。

歐美國家搞資本自由，是因為他們已經收割了全世界幾百年。

他們是莊家，規則是他們定的，錢流到哪里他們都能賺。

我們正在爬坡過坎的關鍵時期，身上的每一兩脂肪、每一滴血液都不能隨便流失。

如果不扎緊這個口袋，中國就會像拉美國家一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永遠只能做西方的打工仔，永遠別想翻身。

當我們理解了這層深意，再看那些因為轉不出錢而抱怨的人，你會發現他們的抱怨是多么可笑。

這道資本管制的墻，雖然擋住了一部分人轉移財富的路，但它守住的是14億人的飯碗，守住的是中國經濟崛起最寶貴的本金。

這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資本主義最本質的修正：

我們允許資本增值，但不允許資本通過“叛逃”來規避社會責任。

好了，講透了資本管制的雙重邏輯，也就是“防守”與“留財”的關系，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更深層次的思考：

為什么說這種看似不自由的制度，反而在全球比爛的時代，成了中國最大的后發優勢？

2 資本與國家

現在，請大家思考一個問題：哪一個制度更好？

很多人是不是直觀感覺西方那一套更爽？“我的錢我想去哪就去哪”，聽起來多自由，多誘人。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包括國內很多公知和經濟學家，都是這么認為的。

他們覺得中國的資本管制是落后的象征，是阻礙經濟全球化的絆腳石。

但是，最近幾年，這個認知正在發生顛覆性的變化。

在這里我先說一個結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制度層面是遠遠優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

而且我敢斷言，在未來某一天，一眾老牌歐美發達國家，最后都會被迫來抄中國的作業。

為什么？

因為西方那套資本無國界的玩法，已經把他們自己逼到了懸崖邊上。

我們就拿蘋果公司為例。

蘋果是全宇宙最賺錢的科技企業，富可敵國。

按道理，美國政府應該從蘋果身上收到巨額的稅收，用來修繕美國那破破爛爛的地鐵，用來改善美國的公立教育，對吧？

大錯特錯。

真實的內幕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美國政府很難從蘋果的海外利潤中收到像樣的稅。

蘋果公司擁有一支由全球頂尖會計師和律師組成的避稅團隊，他們搞出了一個著名的“雙層愛爾蘭夾荷蘭三明治”架構。

簡單的說，就是把全球的利潤通過復雜的知識產權授權，轉移到愛爾蘭的空殼公司。

2016年，歐盟委員會經過深入調查，曝出了一個驚天數據：

蘋果在愛爾蘭的某些年份，實際繳納的有效稅率竟然低至0.005%！

這是什么概念？

蘋果每賺100萬歐元的利潤，只交50歐元的稅！

你哪怕是在街邊賣煎餅果子，稅率都比這個高！

不僅僅是蘋果，谷歌、亞馬遜、Facebook，幾乎所有的跨國巨頭都在這么干。

開曼群島、百慕大、愛爾蘭、盧森堡，這些所謂的“避稅天堂”，云集了全球幾十萬億美元的財富。

這就是資本主義“來去自由”的代價。

資本是自由了，國家卻被掏空了。

一個正常的國家要維持運轉，要提供國防、治安、醫療、教育，錢從哪里來？必須依靠稅收。

稅收的本質，就是一種二次分配游戲——損有余而補不足。

但是現在，在西方制度下，最富有的那群人、最賺錢的那些企業，通過“資本自由流動”，合法的把錢轉走了，跑到了政府收不到稅的地方。

那政府沒錢了怎么辦？

政府不能關門啊，警察還要發工資啊。

結果只有一個：把稅收的重擔，死死地壓在跑不掉的中產階級和工薪階層身上。

這就是為什么你看到歐美的中產階級活得越來越累，根本存不到錢，一失業就被斬殺的根本原因。

我們來看一組觸目驚心的數據。

根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的統計，從1979年到2019年這40年間，美國工人的生產率提高了近60%，但是普通工人的實際工資（扣除通脹后）增長了多少？

幾乎是零。

1973年，美國一個藍領工人的平均時薪，換算成今天的購買力，大概是23美元左右。

到了2019年，這一數字依然徘徊在23-24美元。

整整40年，美國工人的工資原地踏步！

但這40年里，美國的物價翻了多少倍？醫療費用翻了多少倍？大學學費翻了多少倍？

這40年創造的巨額財富去哪了？

全進了最頂層那1%的人的口袋里，然后被轉移到了開曼群島。

歐洲呢？也好不到哪里去。

很多在歐洲生活過的朋友都知道，歐洲的個稅高得嚇人。

一個德國或者法國的工程師，月薪5000歐，聽起來不錯，但扣掉個稅、社保等亂七八糟的費用，到手可能只有2800歐左右。

收入的40%甚至50%都交給了國家。

為什么歐美工薪族的稅負這么重？

原因就是政府在大企業和富人身上收不到稅！資本長了腿，跑了！

為了維持福利國家的運轉，政府只能把刀架在那些跑不掉的打工人的脖子上，因為中產階級的房產、工資都在國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這不僅是經濟問題，這是政治問題。

這導致了西方社會結構的徹底撕裂。富人越來越富，且不承擔社會責任；中產越來越窮，且承擔了所有的重負。

再看中國。

中國除了嚴防死守不讓錢出去，在內部還有一套完全區別于西方的特殊打法。

大家仔細去研究一下中國的經濟數據，會發現一個中國特有的名詞——“規模以上企業”（簡稱“規上企業”）。

什么叫規上企業？工業上通常指年主營業務收入2000萬元以上的企業。

在中國，你一旦做大，成為了“規上企業”，你的納稅稅率和監管力度，和小微企業完全是兩個概念。

在西方，企業越大，避稅手段越多，實際稅率越低。

在中國，邏輯是反過來的：企業越大，責任越重，稅率越高。

你看一下我們的增值稅。

對于規上企業，特別是制造業，增值稅稅率通常是13%。這是實打實的硬稅，配合現在的金稅四期系統，你每一筆進銷項都在大數據監控之下，想逃稅？門都沒有。

但是，對于那些數量龐大的小微企業、個體戶、夫妻店，國家是什么政策？

增值稅率極低，通常是3%，甚至在某些時期降到1%或者直接免征！

在所得稅方面，小微企業更是享受各種減免，年應納稅所得額在一定范圍內的，實際稅負可能只有2.5%或者5%。

大家看懂這個邏輯了嗎？

這完全是顛覆西方經濟學常識的。

在歐美，亞馬遜交0稅，街角咖啡店交重稅，因為亞馬遜能請得起千萬年薪的律師團隊搞避稅，咖啡店老板只能硬抗。

在中國，“規上企業”、“頭部大廠”，他們是納稅的主力軍，跑都跑不掉，必須承擔13%以上的增值稅和25%的企業所得稅。

那些處于毛細血管末梢的小微企業，國家反而在拼命給他們減負，讓他們活下去，因為他們承擔了最大的就業。

不是簡單的劫富濟貧，而是通過制度設計，讓占據社會最多資源的“強者”承擔最大的社會責任，從而保護弱者的生存空間。

如果我們也學西方，搞完全的資本自由流動，會發生什么？

那些大廠、大企業，還有那些日進斗金的直播網紅們，他們會立刻聘請最貴的律師，把利潤轉移到維爾京群島，把資產變成海外信托。

到時候，中國龐大的高鐵網絡誰來維護？我們的航母誰來出錢造？我們的社保基金誰來填補？

最后只能是你、我，這些月薪幾千上萬的普通打工人，去承擔高昂的人頭稅。

到時候，我們月薪一萬，到手可能就只有五千！你能接受嗎？

恰恰是因為我們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對資金跨境流動有嚴格的管控，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這道墻才把巨額的財富強行留在了國內。

因為跑不掉，所以大企業只能乖乖在國內納稅。

因為跑不掉，富人只能在國內消費。

因為跑不掉，資本只能在國內尋找投資機會，哪怕是去投一些回報率不高的基礎設施。

這就保證了國家不需要把過重的稅負轉嫁給底層老百姓。

這就是為什么中國的個稅起征點可以不斷提高，為什么我們能有錢搞扶貧，搞基建。

這種“資本管制”和“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的智慧，其實在中國的歷史上早有預演。

熟悉歷史的朋友都知道，明朝是怎么亡的？

很多人說是亡于李自成，亡于滿清。

其實，明朝是窮死的。

明朝中后期，發展出了極其繁榮的商品經濟，這就是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江南的士大夫、豪商巨賈富得流油。

但是，明朝的稅收制度極其奇葩。

它實行的是“優免”制度，只要你有功名，你是舉人、進士，你就不用納稅。

這就導致了一個可怕的后果：土地兼并。

老百姓為了避稅，把土地掛靠在官紳名下。

結果就是，官紳階層占有了國家80%的財富，卻幾乎不交一分錢的稅。而國家財政的重擔，全部壓在了剩下20%的自耕農身上。

越有錢的越不交稅，越沒錢的越要交稅。

到了崇禎年間，遇到天災人禍，國家要打仗，要救災，但是國庫里能夠跑耗子。

崇禎皇帝求爺爺告奶奶讓大臣捐款，結果這幫富得流油的官僚一個個哭窮，最后李自成進京，從這幫官僚家里搜出了幾千萬兩白銀。

這就是典型的“資本自由”的惡果——財富向少數人集中，且逃避了國家責任。

那清朝為什么能延續快三百年？

因為清朝搞了一項顛覆性的改革，叫“攤丁入畝”和“火耗歸公”。

特別是雍正皇帝，他是中國歷史上最懂“資本管制”的皇帝。

所謂的“官紳一體當差納糧”，就是打破了明朝那個“富人不納稅”的潛規則。

不管你是當官的還是大地主，只要你有地，就得交稅。

它強行把財富留在了國庫，而不是流進了官紳的私囊。

中國人善于借鑒歷史，中國現在的治國手段，就是吸取了歷史經驗教訓，而結合實際做出的：

越是大企業、壟斷巨頭，越必須成為納稅的主力軍；越是資本大鱷，越要接受國家的監管。

至于小微企業和個體戶，國家反而不斷減稅降費，那是放水養魚的對象。

3 終極答案

講到這里，我們再回頭看看世界。

為什么最近幾年，全球化在逆轉？為什么特朗普要搞貿易保護？為什么歐洲極右翼勢力在抬頭？

根本原因不是因為美國人歐洲人變得封閉了，而是因為全球化的紅利分配出了大問題。

過去四十年，歐美資本在全球化中吃得盆滿缽滿，華爾街的精英們把工廠搬到中國，降低了成本，利潤翻倍，股價飛天。

他們拿著綠卡，住在紐約的頂層公寓，享受著全球化的紅利。

但是，美國俄亥俄州的鐵銹帶工人呢？他們的工廠倒閉了，工作丟了，社區破敗了，最后只能沉迷于芬太尼。

資本背叛了國家，背叛了人民。

巴菲特自己都說過一句很諷刺的話：“我交的稅率，居然比我的秘書還要低。”

這正常嗎？這絕對不正常。

現在發生的一切——全球最低企業稅率談判、關稅壁壘、產業回流、供應鏈重組——

本質上都是憤怒的選民和焦慮的歐美政府，正試圖把叛逃了四十年的資本，重新抓回籠子里。

大家注意看新聞，2021年，G7達成了一項歷史性協議，要設定15%的全球最低企業稅率。

這是什么意思？

這就是歐美國家承認了：我們搞不定資本外逃了，我們必須聯手搞一個“資本管制”，誰都別想跑，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這一點稅收回來。

這說明什么？

說明西方正在開始抄中國的作業。

他們終于意識到，如果沒有強大的國家力量去節制資本，去管控財富的流向，所謂的“民主”和“自由”最終會被金錢吞噬。

但是，我得說句實話，西方現在想改，太難了。

因為他們的政權本身就是資本資助的，想讓資本家革自己的命，無異于與虎謀皮。

而中國，作為后發國家，我們在設計市場經濟之初，就保留了社會主義的底色。

最初，很多人以為這是保守，是不開放。

現在回頭看，這簡直是神來之筆。

我們不需要像西方那樣，等到社會撕裂、貧富差距大到不可收拾的時候再去想辦法“補牢”。

我們從一開始就修好了“羊圈”。

中國的資本管制，不是為了限制誰的發展，而是為了保證這艘巨輪在驚濤駭浪中，所有的船員都能同舟共濟，而不是船長和大副帶著金銀財寶坐救生艇先跑了，留下一船乘客去面對冰山。

所以，下次當你再抱怨換匯麻煩，抱怨錢出不去的時候，請你想一想：

正是因為這道墻，你的工資才沒有變成別人的利潤，你的稅收才沒有變成別人的豪宅，這個國家的財富，才真正留在了這片土地上。

這就是中國為什么要進行資本管制的終極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