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類太成功，反而讓垃圾焚燒廠集體失業？

“快沒東西可燒了。”這是國內許多垃圾焚燒廠正在面臨的現實焦慮。

就在十年前，“垃圾圍城”還是許多城市的心病。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十年間，我國新建了超1000座焚燒廠、2100多臺焚燒爐，如今我們擁有了全球處理能力最高的垃圾焚燒網絡，設計日處理能力已突破 110萬噸。

沒人能想到，這個龐大網絡正陷入“無米下炊”的困境：產能嚴重過剩，甚至可能成為全球垃圾處理壓力的潛在接收地。

據公開數據顯示：2005年，全國的垃圾焚燒廠僅67座，而到2025年末，全國垃圾焚燒廠數量達 1064座。從在運營垃圾焚燒廠垃圾焚燒爐設計處理能力來看，單日處理能力從2016年的23.8萬噸增長至2024年的116.6萬噸。

而住房城鄉建設部在《“十四五”城鎮生活垃圾分類和處理設施發展規劃》中提出，到2025年底，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能力達到80萬噸/日左右，城市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能力占比65%左右。這一目標顯然已經超額完成。

產能與實際垃圾量間的巨大鴻溝，讓行業平均負荷率跌至不足60%，這意味著全國有近四成的先進焚燒廠處于閑置狀態。

一些地區的產能過剩情況尤為嚴重。在陜西渭南，6座垃圾焚燒廠因互相“爭搶”垃圾導致運行負荷嚴重不足；河南鶴壁市的一個焚燒項目，實際運行負荷一度僅 50%。

這些投資數億、肩負環保使命的現代化工廠，如今卻在為“吃飽”而發愁。

一邊是產能過剩，另一邊是垃圾不夠燒，這樣的供需錯配到底從何而來？

最直接的原因是焚燒廠建設得太多、太快了。在特許經營模式和國家補貼政策的雙重激勵下，中國垃圾焚燒行業經歷了“黃金十年”的爆發式增長。從2015年到2024年，全國垃圾焚燒廠數量從104座猛增至 1010座，處理能力增長了16倍。不少區縣追求“一縣一廠”，部分項目規模設計過大，超出了實際需求。

人口結構變化和生活方式的轉變讓垃圾變少了。人口總量達峰、城鎮化速度放緩，直接影響了垃圾產生的基數。更關鍵的是，隨著綠色消費、簡約生活理念深入人心，光盤行動、無紙化辦公、二手經濟蓬勃發展，有效抑制了人均垃圾產生量的增長。

最具沖擊力的則是垃圾分類的成功推行。以上海為例，強制垃圾分類后，進入焚燒廠的干垃圾減少了約 20%。每天分出的濕垃圾占干濕垃圾總量的35%左右，這些有機質不再進入焚燒爐，而是進入厭氧車間轉化為沼氣。

面對龐大的閑置產能，一個尖銳而現實的問題浮出水面：這些“饑餓”的焚燒廠，是否會吸引其他國家尋求垃圾出口的目光，使中國從“洋垃圾”禁令國，意外變為全球垃圾的“終端處理場”？

這絕非危言聳聽。盡管中國自2018年起嚴格執行“洋垃圾”入境禁令，但全球垃圾處理壓力并未消失。中國自身形成的巨大處理能力洼地，在理論上構成了新的“價格洼地”和“容量洼地”。

在國內運營壓力下，一些焚燒廠已將目光投向存量填埋場。廣州計劃開挖約 350萬立方米存量垃圾，山東全省2024年焚燒廠共摻燒陳腐垃圾 154.41萬噸，約占焚燒總量的5%。但這種“考古式”自救成本極高，每噸陳腐垃圾的處理成本可達新鮮垃圾的3倍左右，并非長久之計。

當國內資源逐漸枯竭，而財務壓力與日俱增時，部分運營方轉向境外尋找“替代燃料”就可能成為一個極具誘惑的選項。

特別是通過一般工業固廢、可再生燃料等名義進行變相輸入，監管難度更大，風險也更高。

防范這一風險，必須構筑多層次的防火墻。首先必須重申并強化固體廢物進口禁令的剛性，絕不允許任何形式的突破；其次與其讓產能閑置或誤入歧途，不如引導其向更健康的方向轉型，國家最新出臺的《固體廢物綜合治理行動計劃》或許指明了方向；最后中國垃圾焚燒產業在技術、裝備和運營上已具備國際競爭力，不如開辟技術出海新航道。目前，中國企業以不同形式參與的海外垃圾焚燒項目已超過 50個。

垃圾焚燒廠從“消化不掉”到“吃不飽”的轉變，標志著一個環保新階段的開始。守住國門，避免成為全球垃圾的中轉站，這只是底線。更積極的作為，是讓這些曾為解決危機而建的龐大設施，成功轉型為城市資源循環的關鍵樞紐，甚至成為中國綠色技術惠及世界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