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一份來自法國的報告將幾十年前的《廣場協議》又拿了出來,并提出兩個“快刀”方案:要么歐盟對中國商品統一加征30%的關稅,要么使歐元對人民幣貶值20%-30%。用詞激烈、震驚,含有對中國進行強有力防范的意思。這背后是歐洲工業在和中國制造正面交鋒時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中國的貿易順差創了新高,汽車產量和出口都居世界第一,歐洲大面積的制造業在本土和出口市場上都遇到了中國的競爭;一邊和美國搶產業,另一邊和中國比成本,左右為難。
歐洲制造的老底子靠三根柱子:高端制造積累、能源價格穩定、全球化紅利。如今三足鼎立,俄烏沖突推高了氣電成本;美國通脹削減法案吸引歐洲投資;供應鏈重塑使歐洲成本處于劣勢。與此相反,中國在新能源、電池、電動車、裝備制造等領域能夠實現規模化爆發,對外依靠價格優勢,對內依靠技術與制造體系日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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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藥方直接針對關稅、匯率問題,目的是立竿見影,避開產業政策、創新投入、能源改革等“慢車道”。可落地性差,歐盟統一加稅需要成員國一致同意,目前德國已經表示反對對中國電動車加稅,一些南歐國家也不積極;讓歐元對人民幣大幅貶值幾乎就是紙上談兵,歐洲央行的獨立性和全球資本流動不能拍桌子決定。關鍵不在于招能否上馬,而在于它所帶來的心態轉變,在一些歐洲精英眼中,中國已經成為需要防范和壓制的目標,而不是一個可以互補和合作的對象。
最近馬克龍頻繁提到中歐貿易失衡,認為中國商業更加具有侵略性,目的是為了吸引更多的對歐投資、重塑規則。歐盟對華調查、貿易救濟增加,限制中國企業參與公共采購和投資,成為本報告的背景。歐洲被“碾壓”的原因在于自身結構上的搖擺不定,能源政策反反復復,核電、風光、天然氣之間反復權衡,使成本上升;制造業長期回報率不夠高,資本流向金融、科技服務等行業,工廠外遷;產業鏈離本土越來越遠,研發不能靠近迭代,滾動升級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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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優勢不只在于補貼,更在于超大規模本土市場不斷把技術應用推向量產;供應商跟著主機廠迅速迭代;物流效率大大提高;零部件配套密度非常驚人;規模經濟自然拉開了價格差距,歐洲盯著30%的價格差,背后是整個系統之間的差別。
《廣場協議》的隱喻需要引起注意,1985年日元升值表面上壓住了出口,實際上卻加快了資產泡沫和產業外遷,泡沫破裂之后全民買單,受益者主要是美國而非歐洲。如果今天歐洲主動綁進貿易對抗與貨幣博弈,那么制造業可能會更快地遷出,資本會更加謹慎,內部裂痕也會更大,難以重振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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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也認為歐洲需要進行深刻的改革,但是能源結構調整不是兩三年就能見效的,產業政策要回歸長期主義,資本要從追短期報表轉向堅守技術路線,供應鏈重建要兼顧安全和效率,教育和工匠體系要補課,緩解技工短缺。各國心里明白但是行動遲緩,政治周期短、政策變化大,產業不敢押注長期,所以貿易和貨幣的“快刀”就顯得很有吸引力。
現實不是全部灰色的,中歐之間存在深層次的互補關系,歐洲在材料、工藝、基礎科學、工業軟件方面底子比較厚,而中國在工程化、量產、成本控制方面進展比較快。如果細化板塊分工,合作就可以雙嬴。中國多次表示中歐經貿本質上是互補的,并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愿意做世界市場,對抗對雙方都沒有好處,短期內也看不到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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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并不是沒有其他的出路,只是時間上的成本比較高。能源端要重新評估核電、優化可再生能源與儲能組合、改革電力市場規則;產業端要梳理出戰略產業,確定長期支持路徑,防止半途而廢;對外端保持開放但不能盲目,界定好安全審查的范圍,防止把國家安全泛化;對內端給企業提供政策上的確定性,不要朝令夕改。只有這樣,底層競爭力才有可能回到它應該在的位置。
用匯率做萬能扳手的做法是不對的,產業競爭不是擰螺絲,而是工廠、供應鏈、人才和社會分工的全方位比拼,靠匯率很難解決根本問題。歐盟內部分歧加大,德國反對電動車加稅,南歐權衡就業和投資,東歐期待中資工廠入駐,各方拉扯使得對華政策難以簡單推進到對抗;歐盟決策過程復雜,貿然行動容易在外失去人心,在內打亂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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