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申辦邊區政府，閻錫山七次不準，地下黨縣長：電文換個寫法

1938年新年剛過，晉東北山區的風依舊刮得像刀子一樣。五臺山一帶的廟宇里掛著殘破的幡旗，山下的土路上，卻有一件事正悄悄推進：一封又一封電報，從晉東北發往閻錫山身邊的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內容都圍繞同一件事——在晉察冀交界地區，設立一個“邊區政府”。

電報的署名，是五臺縣長宋劭文。電報背后站著的，卻是剛在平型關立過戰功不久的八路軍第115師副師長聶榮臻。

有意思的是，這件看起來只是行政區劃的小事，卻前后拖了幾個月。閻錫山連著七次不準，晉東北根據地的軍政工作也就跟著被拖住了。直到一位同樣是地下黨員的縣長插上一句話：“電文換個寫法?！本置娌磐蝗淮蜷_。

一、五臺分兵后的那支小部隊

時間往前推幾個月。1937年10月，平型關大捷的硝煙還沒有散盡，第115師奉命在山西五臺地區進行部隊分拆，“五臺分兵”由此展開。

按延安的指示，115師主力要繼續東進、南下作戰，另一部分兵力則專門用來開辟敵后抗日根據地。承擔這項任務的，是時任副師長的聶榮臻，他帶走的兵力并不算多，只有2200人出頭。

這2200人里，真正的戰斗骨干，是楊成武率領的師直屬獨立團，大概1700余人。再加上騎兵營二百多人、警衛連四十幾人、孫毅負責的隨營學校百余人，以及師部勤雜人員一百多人，勉強湊成一個略微加強的團。

從數量看，兵確實不多?？蓮某煞挚矗植灰话恪霞t軍居多，打硬仗的底子很厚。后來一些回憶文章里常說聶榮臻“率三千余人開辟晉察冀根據地”，這說法多少有些籠統，其實那是后續不斷補充兵力之后的情況。

聶榮臻很快就感到壓力。新根據地要站住腳，既要打得過日軍，又得撐得住地方政權，沒有足夠的武裝，一切都只能停留在紙面。他向上級提出加強力量的申請，八路軍總部隨后從特務團調來兩個連，從685團二營撥來一個連，這才讓這支隊伍的規模接近三千。

這一小股部隊，從五臺山起步，挺進晉東北山區。理論上講，這片地盤仍屬于“山西王”閻錫山，各縣都設有縣政府，名義上都歸第二戰區節制。然而由于太原會戰吃緊，晉綏軍主力早就被抽走，晉東北山地里幾乎沒有成建制的閻系部隊。

日軍當時也顧不上這里。侵入山西的日軍重心放在太原、太原以南的交通要道，對這片偏僻山區暫時無力全面控制。雙方勢力形成了一個短暫的“真空地帶”。

聶榮臻等人正是抓住了這個空檔，在寺廟、鄉村之間穿插活動，把根據地的最初基礎扎在五臺周邊。廟宇成了臨時指揮所，山村成了糧秣來源，老鄉們則成了最早的情報員。

有一點他看得很清楚：如果不能盡快做大武裝力量，再好的地形、再好的群眾基礎，也站不穩。楊成武率領的獨立團先打出聲勢，連續攻下七座縣城，部隊在戰爭中“滾雪球”式發展，很快擴編為八路軍獨立第一師，隨后又改編為晉察冀軍區第一軍分區。

在這股力量的帶動下，聶榮臻先后組建了幾個軍分區。到1937年11月7日，晉察冀軍區在五臺地區正式宣布成立。那時軍區機關的規模，用當事人的調侃來說，“一盆菜就夠吃，一鋪炕就夠睡”，寒酸是真寒酸，架子卻已經立起來了。

短短一個多月后，軍區部隊便發展到一萬五千人左右。再往后，到1938年底，晉察冀軍區的兵力突破三萬人，其中第一軍分區接近兩萬人，在華北敵后已經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大部隊。

二、縣長都是“自己人”

兵越多，問題也越多。晉東北本就不富裕，戰前就算不上糧倉，如今戰亂一起，賦稅收不上來，物價又亂，幾十上萬人的吃喝、軍需，從哪里來，成了擺在軍區案頭的一件大事。

單靠部隊自己“自己解決”，遠遠不夠。要籌糧、籌款、組織運輸、修路架橋，離不開地方政府的配合。當時五臺、孟縣等地的縣政仍在原有架構下運轉，縣長都是閻錫山任命的人，這在很多人眼中是個障礙，卻也暗藏轉機。

轉機來自“犧盟會”。1936年底，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閻錫山出面組織了“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公開旗號是抗日救國，內部實際有多方力量參加。我黨派有干部參加領導工作，閻錫山也想借此搞所謂“政治革新”，從中挑選一批受過新式教育的青年去各縣擔任縣長。

五臺縣長宋劭文，就是這樣被選拔出來的。表面上看，他是閻錫山任命的縣官，履歷體面——北京大學歷史系高材生，犧盟會宣傳部長?？稍跈n案之外，還有一層身份：1933年就秘密入黨，是一位資歷不淺的地下黨員。

太原淪陷之后，閻錫山倉皇南撤，對于晉東北具體情況了解有限，卻對宋劭文的“能干”印象不錯。宋在五臺把工作搞得井井有條，又能把各種關系打理得既不激怒日軍，又能配合八路軍，這種“八面玲瓏”的表現，反而贏得了閻錫山更多信任。

不單五臺，附近孟縣的縣長胡仁奎也是地下黨員，早在1926年就入黨，資歷比宋還老。這樣一來，晉東北幾個關鍵縣城的地方政權，名義上歸閻錫山，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能為八路軍服務。

聶榮臻所部進入五臺一帶，很快就與宋劭文取得聯系?？h府倉庫打開，地方保甲配合，征糧、籌款、救護傷員、安置傷病殘戰士……這些本該相當棘手的工作，在宋、胡等人的協調下，一件件落地。有人感慨，“有縣長幫忙，部隊像是多了一條腿。”

到1937年底，晉察冀軍區擴大控制區域，軍政工作越做越多，靠幾位“白皮紅心”的縣長“打擦邊球”已經無法滿足需要。信息報上來，不再只是要糧要槍的訴求，還有稅收管理、司法糾紛、治安整頓等各種問題。

這時，一個想法在軍區領導層間逐漸成型：有必要在現有縣政之上，建立一個統一的區域性政權機構，把晉、冀、察交界地區的行政工作統起來，以便與晉察冀軍區形成對應，軍政協同推進抗戰。

于是，“晉察冀邊區政府”的設想被明確提出來。根據當時的行政與軍事分工，這樣一個跨省區的政府名義上仍應歸第二戰區領導。擇人出面申請，是關鍵一步。

宋劭文成了最佳人選。他既是五臺縣長，又受閻錫山信任，更得到聶榮臻完全托付。更巧的是，太原失守后，閻錫山倉促南撤，還特意給宋發電：“授權全權處理晉東北事務?！边@句“全權”，給了宋極大的空間。

在五臺山的一次商議中，聶榮臻向宋劭文攤開了自己的打算。兩人討論的核心，很直白：趁著晉察冀根據地快速發展，盡快把邊區政府牌子立起來，既有利于日后同國民黨方面的關系處理，也有利于統一領導群眾與武裝。

宋劭文當場表示贊同，很快執筆擬稿，先后發出請示電，送往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電文寫得極為規整，緊扣“抗日”、“團結”、“有利于戰區統一領導”等大義。在一般人看來，這樣的理由足夠充分。

結果卻出乎預料。閻錫山的批復簡單干脆：不準。原因也給得清楚——“只管一個晉，焉能管冀及察？”意思是，山西的事可以作主，但一旦牽涉河北、察哈爾，已經超出職權范圍。

電報往返一次，事情還可以說是溝通不暢；來來回回七次，理由都差不多，就不是簡單的“手續不合”了。宋劭文一度感到困惑，甚至有些愧疚——邊區建設節節上升，唯獨這件事被自己拖住，心理壓力可想而知。

三、第八封電報和邊區的新局面

轉機出現在1938年新年那幾天。胡仁奎從孟縣趕到五臺拜年，兩位老朋友久別重逢，本是喜事，可不多時就察覺氣氛不太對。胡仁奎見宋劭文眉頭緊鎖，便隨口打趣：“新年剛過，這么愁干什么？”

宋劭文猶豫片刻，還是攤開了話頭，把申請成立邊區政府的經過講了個大概，最后忍不住嘆了一句：“一連七封電，都下不來，實在對不起聶司令。”

胡仁奎聽完，先問了一個細節：“電報怎么寫的？”宋劭文下意識回答：“按常規寫法啊，大講成立邊區政府，有利于統一抗戰，有利于動員民眾，有利于軍政配合……”

話音剛落，胡仁奎笑了，邊笑邊搖頭：“難怪他不批，你說的這些，他聽著不順耳。”

這句話有些出人意料。宋劭文愣住了，急忙追問：“那該怎么寫？”胡仁奎對閻錫山的性格極為熟悉，想了想，直截了當地說出自己的判斷：閻錫山“無利不起早”。抗日大義當然要說，但如果看不到對晉綏系勢力的具體好處，他心里就會犯嘀咕。

于是，兩人在五臺的一間屋子里，當場琢磨起第八封電報的措辭。筆墨不重樣，中心意思卻來了個大轉彎。

新電報里，仍然提到抗日需要，但著墨不多，真正寫足篇幅的，是這樣幾層含義：一旦晉察冀邊區政府成立，名義上歸屬第二戰區，就可以趁戰局混亂之機，把“山西的影響”擴展到冀中、察南，以便戰后“統一籌劃”；邊區政府擬定的九位委員中，有五位是山西籍人士，骨干力量仍由晉人掌握；軍政間的協調，也可以優先服從第二戰區的總體部署。

用今天的話說，這封電報給閻錫山描繪了一張“政治地圖”——雖然晉東北已有不少地區在八路軍實際控制之下，但只要邊區政府的批文落在第二戰區手里，將來賬面上的“地盤”仍可以算在閻系名下。

不難看出，這種寫法相當有針對性?？谷?、團結、統一戰線等原則性表述還在，卻多了一層擺在閻錫山眼前的“現實利益”。如果說前七封電報偏重理想和原則，第八封則把算盤撥到了他最看重的一邊。

新電發出不久，太原方向終于有了不同的回音。1938年1月初，閻錫山復電同意成立“晉察冀邊區政府”，并特別說明，已就此事向武漢國民政府通報。言下之意，這個機構在國民政府的體系中也算“掛了號”。

值得一提的是，單看戰區劃分，其實第二戰區本就包括晉、察、綏三省全部以及河北一部分。閻錫山要批這件事，完全有依據。之前七次不允，很大程度上并非“管不了”，而是“心不安”。直到看到電報中關于晉綏系勢力擴展的描述，他才真正動心。

閻錫山身邊的“犧盟會”總會常務秘書，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位對晉察冀情況頗為了解的同志，適時向閻進言，認為不同意成立邊區政府，“恐為失策”。幾句話，把他的猶豫推向了另一端。

批文一下來，晉察冀這邊動作立刻加快。彼時，隨著根據地不斷擴大，聶榮臻已在1937年11月底把軍區機關移至河北阜平縣。阜平及周圍地區成了軍政匯集的中心。日軍隨后對晉察冀根據地展開所謂“九路圍攻”，試圖一舉摧毀這塊敵后基地，結果被八路軍堅決粉碎，反倒使根據地的軍民關系更加緊密。

在這樣的背景下，晉察冀邊區軍政民大會于1938年1月10日至15日在阜平召開。大會通過選舉，正式產生了華北敵后第一個區域性的抗日民主政權——晉察冀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晉察冀邊區政府”。

臨時行政委員會共有九名委員：聶榮臻、宋劭文、胡仁奎、張蘇、劉奠基、呂正操、孫志遠、婁凝先、李杰庸。主任委員由宋劭文擔任，副主任委員是胡仁奎。表面上看，兩人都是閻錫山任命的地方官員，實際上卻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再加上軍方的聶榮臻、呂正操等，我黨在邊區政府中掌握了實質性主導權。

從那一刻起，晉察冀根據地的軍政結構變得清晰：軍區負責作戰與武裝建設，邊區政府負責行政、經濟、司法及群眾工作，兩者相互配合，在敵后形成一套相對完整的政權體系。那張“政治地圖”，不再只是電報里的設想，而是落在地面上的現實。

邊區政府建立后不久，在聶榮臻委托下，宋劭文、胡仁奎又牽頭籌建了“晉察冀邊區銀行”。銀行成立后，發行了“邊區票”，規定在晉察冀根據地內部流通。隨著一場無聲的“貨幣之戰”展開，“察票”、“河北票”逐步被擠出根據地市場。

這里有個很關鍵的背景：察哈爾省銀行早已落入日軍控制，其發行的“察票”大幅貶值；“河北票”的印版也在天津被日軍奪取，敵人可以肆意增發。如果任由這兩種貨幣在根據地流通，經濟秩序勢必遭到破壞，物價會亂成一團，抗戰所需的物資無從保障。

通過邊區銀行的運作和嚴密的金融政策，晉察冀根據地逐步穩定了自己的貨幣體系。“邊區票”的信譽一點點建立起來?？箲饡r期通貨膨脹極為嚴重，各種紙幣紛紛貶值，許多老百姓手中的“法幣”不斷縮水，而晉察冀發行的“邊區票”卻相對穩定，甚至連部分敵占區群眾，也愿意兌成邊區票保存，這在當時頗為罕見。

與此同時，軍隊規模繼續壯大。1939年初，賀龍率第120師主力六千四百多人挺進冀中，與呂正操部在平原上堅持游擊作戰，形成了對華北日軍統治中心的直接威脅。雖然120師主力后來奉命返回晉綏，但到當年年底，晉察冀軍區的正規軍和游擊隊仍發展到九萬五千人左右，被延安譽為“敵后模范的抗日根據地及統一戰線的模范區”。

抗戰勝利前夕，晉察冀軍區所屬部隊發展到三十二萬余人，地方武裝和民兵約九十萬人，總數超過一百萬。這個數字背后，既有前線浴血奮戰的犧牲，也有邊區政府和各級政權日復一日的組織、調度與協調。兵力、政權、金融、交通、后勤，這些原本割裂的環節，逐漸融成一個整體。

說到這里，有一個小插曲頗為耐人尋味。1938年3月，加拿大共產黨員、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率醫療隊抵達延安，提出要到最前線去，為傷病員服務。交談中，他幾次強調希望去戰斗最激烈、條件最艱苦的地方。聽到這話，毛澤東笑著提起一本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

“書里有個魯智深，大鬧五臺山?！泵珴蓶|說，“五臺山現在在晉察冀，那里有聶榮臻，他就是新的魯智深。”一句輕描淡寫的比喻，把五臺山、晉察冀根據地，以及聶榮臻在那片土地上所做的艱苦探索，連在了一起。那位從平型關硝煙中走來的將領，此時已經不只是戰場上的指揮員，更是晉察冀邊區軍政體系的奠基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