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川東布防，不料副參謀長反對：解放軍必學三國時的鄧艾入川

1949年春天，長江以南已經硝煙漸散，西南卻還像一口悶著火的大鍋，遲遲沒有揭開蓋子。國民黨在東北、華北、華東節節敗退，表面上仍在部署“最后一戰”，內部真正清醒的人卻明白，大勢已經再難挽回。

有意思的是，就在這種表面強硬、內里虛弱的氣氛下，一位多年受盡猜忌、屢遭迫害的國民黨將領，悄悄把自己手中的權力，變成了幫助人民解放軍的“隱形兵團”。他既不是戰場上的統軍大將，也不是公開起義的部隊首腦，卻在關鍵關口，用幾紙命令、幾張防御圖，把整個西南戰局推向了另一個方向。

1949年8月29日，蔣介石飛抵重慶，在歌樂山官邸召開軍事會議，正是這盤“西南保衛戰”的起點。而這場會議上那句“共軍將學鄧艾入川”的判斷，看上去冠冕堂皇，背后卻另有深意。

一

那天出席歌樂山會議的，都是西南國民黨軍中的要員：張群、胡宗南、錢大鈞、宋希濂、楊森、劉文輝、羅廣文、沈策等人悉數到場。蔣介石壓抑著煩躁，開口就問：“共軍的主攻方向在何處？”

沒人搶著接話。空氣短暫凝固了一陣，誰都知道這是個不好回答的問題。西南還有接近九十萬國民黨軍，但三大戰役打下來，能打的主力已經折損殆盡，補不上來。蔣介石嘴上說“尚有一戰之力”，心里卻也清楚，這是最后一塊大棋盤。

胡宗南、宋希濂這些“嫡系”將領反倒透亮一些，他們私下甚至談過干脆放棄西南，向滇緬一線退走，留條后路。只是話不能當著蔣介石說出口，誰先表態誰就得背責任，大家便沉默看戲。

這時，一個聲音從會場一側響起：“從歷史上考查，三國時鄧艾伐蜀，就是由陜入川。歷代兵家入川，多從川北而來……”

發言的人是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參謀長沈策。中等身材，說話并不激昂，卻條理清楚。他指出：川北有川陜公路，交通方便，便于大兵團展開；川東則山高林密、地勢逼仄，人煙稀少，大軍行動不易。因此，他斷定共軍主攻方向，應當是川北，而不是川東或溯江西上。

胡宗南聽了，忍不住輕輕點頭。這正合他的心意，他本來就傾向于把防線壓在川北，秦嶺、米倉山、大巴山那一線，更符合他熟悉的作戰方式。蔣介石也順勢認可：“川北是共軍進攻重點，防御必須加強，秦嶺防線一定要守住，沒有我的命令，不許擅自后退。”

命令下去的那一刻，在場不少人暗暗松了口氣，看上去形勢似乎稍微明朗一些。但不得不說，真正明朗的，其實是解放軍一方的戰略布局。因為沈策那一番“從鄧艾說起”的分析，并不是臨時起意，而是精心安排過的結果。

二

有意思的是，從資歷和職務上看，沈策并不是歌樂山會場上最有分量的參謀官。他只是副參謀長，在他之上，還有代理參謀長劉宗寬中將。那天會議前后，不少人都在私下議論：既然劉宗寬才是參謀系統的一把手，為什么在這么關鍵的場合，他反而讓沈策“出頭”？

要解釋這個問題，就得把時間線拉長一些，從這位“背后的人”的經歷說起。

劉宗寬1905年7月出生在陜西蒲城縣一個中農家庭，啟蒙教育走的是“教員路線”：考上大荔縣師范，正常發展下去，本該是鄉間教書先生。命運拐彎，是從他走進楊虎城部隊開始的。因為識字，有文化，很快就得到了重用。

1924年，他考入黃埔軍校第三期。按理說，黃埔出身的青年軍官，畢業之后大多會進入蔣介石的中央軍嫡系，前途“光明”。劉宗寬卻沒有去投“校長”的懷抱，而是回到老上司楊虎城部隊，先后出任參謀、團長、副旅長、旅長，走的是西北地方軍閥改編后的路線。

1934年8月，他又被保送到南京陸軍大學特別班深造。三年苦讀下來，到了1937年9月畢業時，他以第一名的成績拿到文憑，被同學們稱作“武狀元”，在臺上領證時，恰好是蔣介石親自頒發。

從資歷看，這是典型的“黃埔+陸大”組合，是蔣介石最欣賞的那一類軍官。蔣介石確實動過要拉攏他的念頭，但劉宗寬對蔣介石的為人頗有戒心，堅持要回西北老部隊，這一回絕，埋下了日后不少禍根。

西安事變之后，楊虎城被迫出國，部隊改編重組。劉宗寬在孫蔚如部隊擔任軍參謀長，又轉任陜西省軍管區參謀長，看似一路順當。變故發生在1940年5月——胡宗南調他出任暫編第十五師師長，讓他去黃河邊防守。

到部隊一看，他發現師里安插了不少胡宗南的私人勢力，還有軍官利用防務之便搞走私、染指毒品。劉宗寬脾氣上來，當即嚴肅查辦，撤職、處分一批人，得罪的人不在少數。

一年多以后，1941年10月，胡宗南翻出“走私”這個由頭，把劉宗寬“查辦”起來。軍事司法機關幾經調查，查不到確鑿證據，但就在這個節骨眼上，胡宗南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說劉宗寬是楊虎城的“外甥”。

在蔣介石那里，楊虎城三個字幾乎等同于“死敵”。一聽說有楊系親信在手，態度頓時變了：先押送重慶，再交執法總監部走程序。執法總監部其實也查不出罪證，卻不敢輕易放人，只好草草判了個有期徒刑，以為這樣能既交差又不太出格。

沒想到，案卷送到蔣介石案頭后，他大筆一揮，把刑期改成了死刑。可以說，那一刻劉宗寬已經走到了生死邊緣。

轉機來自幾位舊識。老師韓兆鄂，同學韓練成（當時已是中共地下黨員）四處奔走，反復陳情，最后總算把死刑壓了下來。蔣介石同意改判為有期徒刑十三年。表面上，“不殺”，實際上仍是重重打擊。

這一番大起大落，對一個職業軍人而言，沖擊可想而知。

三

在獄中熬了幾年，劉宗寬對國民黨高層的印象，可謂一天比一天灰暗。1943年，在郭寄嶠、鹿鐘麟等人的擔保下，他被保釋出獄。隨后，在陸軍大學教育系統任兵學教官，又承擔將官班的教學工作。陸大的牌子，竟成了他卷土重來的“保護傘”。

正是在這個階段，他與另一個政治集團接上了線。通過老師韓兆鄂、郭則沉等人的介紹，他加入了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也就是后來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身。這條線，使他逐漸接觸到中共的政治主張。

1945年初，抗戰勝利在望，重慶的形勢十分復雜。周恩來以中共南方局書記的身份，在曾家巖50號宴請韓兆鄂、章伯鈞等第三黨人士。劉宗寬也在座。那頓飯桌上的談話，對他影響很大。周恩來詳細闡述了中共關于聯合各民主黨派、反對內戰、建設新中國的主張，從國際形勢到國內矛盾，都講得很透。

劉宗寬聽得很認真。后來的回憶中，有人提及他當時的神情：一邊聽，一邊微微點頭，眼神比往日要更堅定一些。可以說，這一次面對面的接觸，讓他對共產黨有了更直觀的感受。

不過，那時候他們之間還沒有建立起地下黨關系，只能算是彼此有了信任基礎。

1945年10月，陸大教育長徐培根推薦他出任重慶行營參謀處長。抗戰剛剛結束，國民黨內部已經在為內戰做準備。劉宗寬心里明白，以蔣介石的性格，大規模內戰幾乎不可避免。他對接任這一職務沒有興趣，甚至想直接婉拒。

他去找郭則沉談心，把顧慮說了出來。郭則沉把這番話轉告給中共方面。很快，中共在重慶的負責人吳玉章通過郭則沉，給他帶去意見：“希望你接受任命，以便伺機掩護民主人士活動和為革命做些事情。”

這句話改變了他的選擇。他意識到，自己站在國民黨軍方這個位置，如果把握得好，將來有可能發揮特殊作用，于是接受任命。從此以后，他與中共之間，開始了更為密切的秘密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劉宗寬并不是那種典型的情報人員。他的本職是參謀、軍官，在制度內有完整的職業軌跡。他曾多次流露出想去解放區、公開投身革命的想法。農工黨老同志莊明遠勸他：“此事事關大局，你應該留下來，以便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這番話，讓他壓下了“走”的沖動，繼續隱忍在國民黨體系內部。

時間推到1949年春，重慶綏靖公署改組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劉宗寬任副參謀長。由于參謀長肖毅肅長期不到任，張群索性讓他代理參謀長。這一“代理”，給了他掌握西南防務部署的關鍵權力。

同年5月，他在重慶意外與老鄉房顯志取得聯系。后來才知道，房顯志是奉中共地下黨之命來接觸他的。從這一刻起，戰場上的許多機密部署，開始沿著一條隱蔽的地下渠道，流向了另一方。

四

要理解劉宗寬在西南“布防”中發揮的作用，還得再往前看一點。

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會議期間，毛澤東同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等人商量渡江戰役之后的全國戰局安排。陳毅曾提出讓第三野戰軍主攻西南，但毛澤東最后決定由第二野戰軍進軍西南，而讓第三野戰軍承擔華東及華中后續任務。

會議一結束，劉伯承、鄧小平南下部署渡江作戰。在途經鄭州時，劉鄧公開露面講話，刻意營造一種“二野將從川北入川”的印象。與此同時，中央又指示賀龍率第一野戰軍第十八兵團，在秦嶺一線制造攻勢態勢，讓國民黨誤以為主力會從陜南翻越秦嶺，直插川北。

國民黨情報機構并不是完全沒有能力，他們的偵察也確實捕捉到了這些動向。胡宗南、蔣介石看到秦嶺方向一再出現解放軍活動，心理上的“舊地圖”很自然就浮出來：三國時期鄧艾偷渡陰平，從隴右天險直取成都，這一段歷史典故，本來就是軍校課堂上的“經典案例”。

劉宗寬作為代理參謀長，深知上峰習慣用“歷史經驗”來理解現實戰局，他很清楚，這種心理預期本身就是可以利用的“戰場資源”。為了讓對方徹底相信“共軍必從川北入川”，他在整體防御計劃上做了兩件頗為關鍵的安排。

一方面，他在紙面上設置了一個“川黔邊綏靖指揮部”。名字聽起來相當正式，似乎要在川東、黔北一線布下嚴密防線。但這個指揮部只存在于文件里，沒有實兵編組，只留下地方部隊和保安團駐防。對比川北重兵云集的態勢，這一帶的防御幾乎等同于空白。

另一方面，他刻意不親自提出“共軍從川北入川”的論斷。考慮到自己與胡宗南、蔣介石之間有過節，他擔心一旦由他提出，反倒會引起懷疑。于是，他找來了副參謀長沈策，把自己的判斷“反向包裝”成一套看似嚴密的“歷史推演”。

沈策也有自己的小算盤。客觀說，他并不愿意把主防方向放在山高林深、補給困難的川東，如果能把大部分機動力量布在川北，對自身位置也算有利。他在歌樂山會議上，詳細講了鄧艾伐蜀、歷代兵家從川北入川的例子，把交通、地形、兵力展開問題一一列出，聽起來確實頗有道理。

蔣介石、胡宗南聽完，自然樂于接受這套分析。蔣介石隨即下令：秦嶺防線不許后退，白龍江、米倉山、大巴山一線構筑第二道防線；羅廣文兵團迅速配置在南充、大竹一帶，作為向川北方向機動的骨干力量。至此，西南防務的重心，正式壓向川北。

而就在同一時間，劉宗寬已將這整套防御方案——包括部隊設防圖、戰斗序列、兵團部署、預定機動方向等內容，整理成詳細情報，通過房顯志等地下黨關系，一層層送到了二野首長手中。

五

從戰局總體來看，這種“有意留下口子”的布防方式，其實很危險。站在國民黨立場，它幾乎等同于在川東、川黔一線主動打開大門；站在解放軍立場，則提供了一條出人意料的進軍通道。

隨著時間推移，劉宗寬一邊“照章”執行蔣介石的川北固守命令，一邊暗中調整力量。秦嶺一線的解放軍在賀龍指揮下發動攻勢，打得胡宗南忙作一團。胡宗南抵擋不住，只能一次次抽調預備隊上去填，川北防線越筑越厚，他越發堅信“敵軍主力就在這里”。

就在胡宗南把目光全部盯在川北的時候，川東戰場悄悄發生變化。二野大軍利用川黔邊防御薄弱的特點，快速向川東挺進。原本擔任川東北防務的羅廣文兵團，在劉宗寬的調動令之下，被派往川西北，在川陜甘交界地區布防，加強那一線的兵力。

不久之后，前線突然傳來一個讓胡宗南措手不及的報告：“川東告急。”

形勢變了。根據蔣介石原本的設想，川東只是側翼地帶，不會是主戰場；而羅廣文兵團已經被扯到了川西北，機動力量被白白消耗在來回機動上。劉宗寬以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的名義，再次下達命令，讓羅廣文兵團火速回援川東。

羅廣文兵團一路往返奔波，官兵疲憊不堪，到達川東時，已經難以形成完整的防御體系。二野部隊抓住這一點，迅速發起猛攻。川東山嶺間炮火連綿，羅廣文兵團在缺乏準備的情況下被包圍，經過激戰，除少數人向川西方向逃散，主力損失慘重，已不成氣候。

從軍事角度看，這一仗打得很“刁鉆”。表面是川東突襲，實際是利用敵軍內部調動混亂，先消耗其機動兵團體力，再趁未能立足之時，集中兵力一舉擊破。而這場戰役背后，劉宗寬“調兵布陣”的那幾紙命令，起到的作用一點也不小。

六

進入1949年11月，西南戰局進一步惡化。二野主力自貴州、四川邊境快速推進，川東、川南紛紛出現解放軍身影。賀龍率一野第十八兵團也自秦嶺南下，對胡宗南集團形成南北夾擊之勢。

蔣介石還在重慶，眼看局勢崩塌，開始加緊安排退路。他一方面籌劃將政府機構和重要人物撤往成都、昆明甚至更遠地方，另一方面急調胡宗南第一軍回援重慶，打算集中最后一股“嫡系精銳”，在重慶周邊組織防線。

為了加快調動，蔣介石下令緊急調集八百多輛汽車，用來接運胡宗南第一軍南撤。這種大規模的摩托化撤退，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很容易暴露行動路線。

消息很快傳到劉宗寬手里。他清楚，這一支第一軍是胡宗南集團的“壓箱底”，如果能在路上被殲滅，重慶的防御將頃刻失去支撐。于是，他冒著巨大的風險，通過既有的地下黨關系，把這一行動計劃以最快速度送了出去。

等消息送到一野十八兵團指揮機關時，胡宗南的部隊還在路上。賀龍當機立斷，命令部隊星夜急行軍，搶在對方尚未完成集結掩護之前，找準有利地形，布下口袋陣。幾天后，胡宗南第一軍在行軍途中被截擊包圍，這支號稱“王牌”的部隊，在亂槍與炮火中被成建制殲滅。

可以想象，當重慶方面收到第一軍被殲的報告時，那種驚愕和恐慌是怎樣的。核心預備隊突然消失，蔣介石原本寄予厚望的“重慶決戰”，在事實上已經失去了軍事實力支撐。

這一環扣一環的過程，表面上是戰場上數十個團、數百門火炮的對拼，深層上卻與情報的精準傳遞、防線的有意空缺、兵團調動的“失衡”緊密相連。劉宗寬在其中做的事情，不是耀眼的沖鋒，而是一次次看似“正常”的參謀簽批。只不過，這些簽批，在不同的歷史角度看，意義完全不同。

一、從死刑犯到“隱形參謀”

回頭再看劉宗寬的個人軌跡，會發現一個頗具反差的畫面：1941年，他是被蔣介石簽字判死刑的“問題軍官”；1949年，他已是西南國民黨軍防務的主要設計者之一，同時又是共產黨信任的地下力量合作對象。

這一轉變既有個人遭遇的推動，也離不開時代的巨大洪流。

從性格層面看，劉宗寬既有傳統軍人的剛硬，又帶著一點讀書人的那股較真勁。當年在暫編十五師整治胡宗南親信，他其實完全知道其中的風險。正常的“識時務者”，大概會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把事情壓下去。但他選擇硬碰硬，結果就是被報復、被栽贓、被投入監獄。

這段牢獄生涯，雖然殘酷，卻在思想上造成了松動。他親眼看到許多老部下、同僚因為派系斗爭、莫須有罪名而遭殃，也看到了國民黨當局在抗戰后期的腐敗和內耗，對上層統治集團的信任一步步被磨損。

抗戰勝利后，他如果只是想“求安穩”，完全可以在陸軍大學當一個教官，遠離風浪。但他卻主動接觸第三黨人士，并在周恩來的影響下，對中共抱有越來越多的好感。這樣的心理變化，在當時的軍政系統里并非孤例，卻在他身上表現得格外明顯。

在重慶行營任參謀處長、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任副參謀長期間，他始終處在一個微妙的位置。一邊要對上級負責，參與制定軍事部署；一邊又要與中共地下黨保持聯系，為將來的政局變化預留空間。有人說這是“騎墻”，但細看他的行動，更多是一種有方向的等待和布局。

莊明遠勸他“留下來，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這句話并不只是安慰。1949年的西南，就是他“關鍵時刻”的舞臺。沒有前面那些年的隱忍和積累，他也很難在最后關頭，既能拿到決策權，又能確保情報渠道暢通。

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隱形參謀”角色，是長期積累的結果，而不是臨時起意的“反水”。

二、歌樂山會議的另一層含義

再回到1949年8月的歌樂山會議。蔣介石之所以親自飛到重慶開會，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想重新掌控西南局勢。那時南京已經丟失，上海也在解放軍攻勢下搖搖欲墜，重慶、成都成了他最后的政治和軍事支點。

在那樣的氣氛中，參會將領大多心懷各自打算。有的考慮如何保護自己地盤，有的想著未來若退往西南邊陲該怎么安排，還有人干脆已經在悄悄接觸解放軍，謀求起義的條件。沒人愿意在會上提出難以實現的“死戰方案”，卻也不敢直接說“無力回天”。

沈策的發言，恰好順著眾人的心理——用歷史典故包裝現實判斷。鄧艾伐蜀這段故事，熟悉軍事史的人都知道：險道奇襲，一舉破局。蔣介石平時就喜歡在講話中引用三國、宋史中的戰例，這次聽到有人主動提起，自然更容易接受。

在這種語境下，“共軍會學鄧艾，從川北入川”的說法，不僅有“歷史背書”，還符合蔣介石多年來對川陜方向的重視習慣。一旦這種判斷被他認定為“準確”，后續所有部署都會圍著它打轉。

值得注意的是，劉宗寬明明可以以“代理參謀長”的身份，直接做出形勢判斷，卻選擇讓沈策出面。這種“后排發力”的方式，看上去是不搶風頭，實際上是在降低自身暴露風險。

會議結束后，蔣介石的命令層層下達，胡宗南、宋希濂等人都圍繞川北進行布防調整。對他們來說，這是“以史為鑒”的決策；對劉宗寬來說，這是讓對手一步步走入自己預設格局的一環。雙方在同一張地圖上畫線，卻分別服務于截然不同的目標。

從這個角度看，歌樂山會議不只是一次普通的軍事會議，而是一場被暗中引導方向的“心理戰”。表面上是分析敵情，實質上卻是把國民黨內部的慣性思維，用來為解放軍鋪路。

三、戰后評價中的“十萬雄兵”

重慶解放之后，劉宗寬沒有隨長官公署殘部一起逃往成都，而是借口脫離隊伍，與重慶市民一起迎接解放軍入城。1949年11月28日，重慶宣告解放，這座陪都城市結束了多年的戰火與政治角力。

解放后，他受邀到南京軍事學院任教。對一位曾經的國民黨中將來說，能在新政權的軍事學府擔任教員，本身就是一種極高的政治信任。在一次學院大會上，劉伯承公開評價他：“劉宗寬同志對解放戰爭是有重大貢獻的，特別是西南所起的作用勝過十萬雄兵，堪稱第一功。”

“勝過十萬雄兵”這句話，在軍事領域并不輕易使用。劉伯承出身行伍，歷經無數戰役，對戰場力量的理解極為深刻。他把一個原國民黨將領的作用，比作十萬大軍，可見在解放軍最高層的視角里，情報與布防影響之大。

從客觀戰果看，二野順利入川、一野十八兵團截擊胡宗南第一軍、重慶較為完整地實現解放，這幾處關鍵節點的背后，都有防線空缺、兵團誤布、情報預警等因素疊加。沒有劉宗寬在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那層“殼”里的活動，戰局也許不會反轉得這么快。

當然，這種評價并不意味著把他塑造成“全能英雄”。戰場勝負從來不是一個人決定的，數十萬解放軍指戰員的浴血奮戰，是任何人都不能忽略的主體力量。但在復雜多變的解放戰爭后期，像劉宗寬這樣發揮特殊作用的“關鍵節點人物”，確實值得單獨拎出來談一談。

七

建國后，劉宗寬的生活重新回到了課堂、研究室和會議室。他在軍事學院講授兵學，參與軍史研究，也在統一戰線工作中承擔一定職責。與戰火紛飛的年代相比，這段時間顯得平穩許多。

有一點，倒是讓周圍人印象深刻——他多次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組織上的答復頗為含蓄：“你在黨外比在黨內對革命事業貢獻更大。”這句話既是肯定，也是一種安排。當時新中國剛成立不久，對一些特殊身份人士的處理，需要兼顧方方面面，謹慎對待也可以理解。

歲月一天天過去，他從中年走到暮年。等到八十多歲時，身體每況愈下，仍沒有放下那個心愿。1992年3月5日，他因重病住院，重慶市委統戰部的同志前去探望，他再一次開口：“我為什么要提出入黨？我是八十七歲的人，現在已退下來了，什么也沒有了，入黨一不是為了做官，二不是為了得到什么好處，只圖給我一個共產黨員的名義，了卻我的終身夙愿。”

這句話，說得平靜，卻透著一種一生繞不開的執念。對他這樣一個在多個政治力量之間走過、在關鍵戰役中擔過風險的人來說，“共產黨員”這幾個字，不只是身份象征，更像是對自己選擇的一種歸屬確認。

組織上考慮到他建國前后為國家作出的貢獻，同意為他辦理入黨手續。遺憾的是，病情惡化得很快，身體已經撐不住復雜程序。1992年7月29日，他因腦溢血在重慶去世，享年八十七歲。

事后，黨組織按照他的生前愿望，追認他為中共黨員。這一決定，多少算是對那一句“終身夙愿”的回應。

八

如果把1949年西南戰局畫成一幅大地圖，許多人看到的，是川陜白龍江、米倉山、大巴山的防線，是二野南下、十八兵團穿插的箭頭，是一個個城市旁邊標注的解放日期。而藏在這張地圖背后的，是一位曾被自己原陣營判處死刑的中將，在參謀處辦公室里反復推演的幾條虛實線路。

試想一下，當年那些防御方案、布防圖剛剛畫出來的時候，坐在重慶歌樂山官邸里的決策者們，大概不會想到，這些自以為高明的部署，有一半已經在悄悄地為對手服務。

從鄧艾伐蜀，到“共軍必學鄧艾入川”的判斷，再到川黔邊防線被刻意“做空”，歷史典故和現實策略在這里疊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條頗為耐人尋味的線索。鄧艾走的是險道，劉宗寬則是在“正道”上做文章——前者冒著被山崩雪壓的風險翻越天險，后者冒著隨時被識破的危險，在敵陣內部挪動棋子。

不得不說，并不是每一位站在舊政權一側的軍人，都在那場大戰的最后階段閉目不言。有人選擇撤退，有人選擇起義，還有人像劉宗寬這樣，在看似“忠誠執行命令”的外殼下，用自己所學與所信，悄悄把局面推向另一邊。

1990年代初，他在病榻上說的那幾句話，聽起來樸素，卻把自己的心跡交代得很清楚。對這樣一個人而言，西南那一盤復雜的布防，早已不只是職業工作，而是對多年思考和抉擇的一次集中兌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