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恒河治理投入千億卻越治越臟，真正難題不在技術

大家好，我是小毋。

無數印度教徒將恒河尊為無可替代的母親河，堅信河水擁有凈化罪孽、超度亡靈的神力。

可在現實行為中，這條被頂禮膜拜的圣河，卻長期被當作公共浴場、垃圾堆放場與露天排污池。

信仰的崇高與行為的粗鄙形成尖銳反差，讓恒河在精神與現實的雙重擠壓下不堪重負。

印度人對恒河的特殊利用模式并非近代形成，其污染源頭可追溯至公元三世紀印度教全面盛行的時期。

在傳統教義中，恒河被視為通往天堂的通道，逝者若能在河畔火化并將骨灰撒入河中，靈魂便可脫離輪回、升入極樂世界。這一信仰讓恒河從誕生之初就承擔起遺體處置的功能。

家境優渥的家庭會搭建完整火葬堆完成焚燒，而貧困家庭無力承擔燃料費用，只能將未燒盡的遺體、骸骨直接推入河中。

即便是儀式隆重的祭祀與葬禮，鮮花、祭品、香料等儀式用品也無一例外被拋入水中。

這些源于信仰的行為代代延續，成為恒河最古老、最頑固的污染來源。

隨著印度人口爆炸式增長與工業化無序推進，恒河的污染壓力呈幾何級數上升。

恒河流域居住著超過4億人口，密集的城鎮與村落沿河岸分布，每天產生海量生活污水。

數據顯示，流域內約70%的生活污水未經任何處理直接排入河道，其中包含大量糞便、廚余垃圾、洗滌廢水與塑料廢棄物。

每年有超過6200噸塑料垃圾順河而下，河岸兩側隨處可見堆積如山的廢棄物。

工業污染則進一步加劇水質惡化，皮革、紡織、化工、造紙等重污染企業沿河布局，每天約有10億升工業廢水直排恒河。

這些廢水含有鉻、砷、鉛、鋅等重金屬與致癌化學物質，雖然僅占排污總量的12%，卻對生態與人體健康構成致命威脅。

以印度皮革業中心坎普爾為例，當地每天向恒河排放近7900萬加侖有毒廢水，導致河段重金屬嚴重超標，沿岸居民癌癥、肝腎功能損傷等疾病發病率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多重污染疊加之下，恒河部分河段糞大腸桿菌數量超出安全標準上限數千倍，瓦拉納西河段甚至超標800倍，被環境專家稱為“流動的化糞池”。

面對持續惡化的生態危機，印度政府并非無動于衷。

1985年，官方正式啟動首輪恒河行動計劃，定下極為宏大的目標：讓恒河水達到可直接飲用的標準。

治理方案以修復排污系統、建設污水處理設施為核心，規劃每日處理污水10億升。

這一數字看似可觀，卻與印度每日超120億升的污水產生量存在巨大鴻溝，處理能力僅能覆蓋需求的零頭。

在供需嚴重失衡、配套設施缺失、管理機制混亂的多重困境下，首次治理行動未達預期，以失敗收場。

首次治理失敗后，印度官方將原因歸結為目標設定過高。

1993年，第二輪治理計劃啟動，范圍擴大至七個邦與兩條主要支流，同時大幅降低水質標準，僅要求達到可洗浴水平。

政策層面明令禁止工廠違規排污，宣稱動員全國資源推進治理，資金由中央與地方政府各承擔50%。

然而政策落地僅半年，資金分攤方案便臨時變更，中央出資比例降至30%，地方承擔70%，且中央財政撥款長期拖延到位。

地方政府本就財政拮據，無力承擔高額治理成本，只能選擇默許企業違規排污，以工業稅收維持地方財政運轉。

治理工程大面積停滯，污染行為反而變本加厲。

到2000年，印度仍有75%的人口保持露天排便習慣，糞便直接匯入恒河支流與主干道，每年有超過10萬具遺體被隨意丟棄河道。

更棘手的是，大量印度官員本身是虔誠的印度教徒，對源于信仰的污染習俗抱有同情與包容，不愿推行強硬管控措施，導致法規形同虛設。

第二輪治理不僅未能改善水質，反而使恒河污染程度惡化約200%。

此后數十年間，印度政府接連推出多輪治理方案。

2008年啟動第三次治理行動，2011年專門成立恒河治理委員會統籌工作，世界銀行也批準10億美元貸款用于水質改善。

巨額資金持續投入，卻始終未能轉化為實際治理成效，工程爛尾、資金挪用、監管失效等問題層出不窮，河水狀況依舊沒有改觀。

2014年莫迪政府上臺后，將恒河治理列為核心民生工程，推出“致敬恒河”專項計劃，承諾五年內投入2000億盧比，在2020年甘地誕辰前徹底修復恒河生態，甚至宣稱三個月內可實現70%至80%的凈化效果。

作為莫迪選舉重鎮，恒河圣城瓦拉納西成為治理樣板，當地建設七座現代化污水處理廠，對外宣稱采用先進生物修復技術，12至36小時可完成污水凈化。

這些看似力度空前的舉措，最終被證實多為形式主義。

瓦拉納西污水處理廠總工程師公開證實，由于污水涌入量遠超設計負荷，河水在處理設施內僅能停留三小時，遠未達到凈化所需時長，處理后水質仍不達標。

截至2023年，“致敬恒河”項目規劃的236個治理工程中，僅有63個勉強完工，大量資金與設備淪為擺設。

多年治理投入與成效嚴重倒掛，反倒是2020年疫情期間的全國封鎖，意外讓恒河迎來短暫重生。

印度實施21天全民居家隔離措施，民眾停止前往河岸祭祀、沐浴、丟棄垃圾，工廠全面停工，旅游與商業活動徹底暫停。

失去人為擾動的恒河展現出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水體渾濁度下降55%，總溶解固體與污染物含量大幅降低，部分上游河段水質達到直接飲用標準，消失已久的魚類重新出現，河道重現清澈。

這一現象充分證明，恒河并非無藥可救，只要停止人為污染，河流便能快速恢復生機。

然而封鎖措施解除后，信徒、工廠與民眾迅速恢復原有生活與生產方式，遺體火化、垃圾丟棄、污水直排等行為卷土重來，恒河在短短數周內重回污水橫流、垃圾漂浮的舊貌。

一輪又一輪治理行動，耗費數十年時間與千億盧比資金，動員無數機構與人力，最終效果卻遠不如一次全民居家隔離。

這一荒誕現實，直指恒河污染的核心癥結，治理困境并非源于技術或資金短缺，而是信仰習俗、利益格局、行政效率與社會治理能力的系統性失靈。

信仰本應成為守護自然的動力，卻在現實中異化為破壞生態的借口；政府屢次立下雄心壯志，卻在財政分攤、部門協調、基層執行中屢屢折戟；沿岸民眾依賴河流生存，卻以透支未來的方式消耗母親河。

從公元三世紀的宗教儀式，到當代的工業排污；從首輪治理計劃，到如今的樣板工程，恒河的千年掙扎，本質上是傳統與現代、信仰與科學、局部利益與整體生態之間的長期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