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時期繪制的中國地圖：始終未忘故土，特意標注出華夏故土

1920年前后，在北京的外交部檔案里，保存著一批色彩已經有些褪去的地圖。紙張邊緣磨損嚴重，角落里卻被人用紅筆重重圈出幾個地名：“臺灣”“琉球”“外蒙古”。有工作人員忍不住嘀咕了一句：“這都已經不在手里了，還要標這么醒目？”負責審定的官員只回了一句：“地圖上不能丟。”

從這些地圖入手，北洋政府在許多人印象里的形象，多少顯得有些不一樣。

一提起北洋，大多數人想到的是軍閥混戰、政局腐敗、列強橫行，街頭巷尾掛著的“民國”二字，在許多普通人眼里不過是塊招牌。然而，若把目光從內政暫時移開，去看那些地圖、條約、邊務電文，會發現另一個層面的北洋政府：在列強的壓迫下，仍頻頻出手，試圖保住一點疆域，一點體面。

有意思的是，這批《中華民國地圖》本身，就帶著很濃的情緒色彩。一方面，它以清朝疆域為底圖，照例描繪新疆、西藏、蒙古，另一方面，又特意把已經脫離控制的地方標注得十分醒目，這里頭既有無奈，也有一種倔強：哪怕現實上丟了，名義上在圖上不能認輸。

圍繞這張地圖背后的故事，可以從幾個方向看下去。

一、外蒙古的“回歸”與再失：22天的風光與邊疆的無奈

辛亥革命剛結束的那幾年，中國北部邊界并不太平。1912年，沙俄趁著清帝退位、政權更迭，悄悄扶持外蒙古貴族在庫倫（今烏蘭巴托）搞“自治”“獨立”。1912年2月5日，哲布尊丹布在庫倫自立，號稱“蒙古大國”，同年又想和俄國簽訂《俄蒙條約》。

表面看，這是俄國“保護外蒙古自治”，實際上是把整塊地方納入俄國勢力范圍的殖民安排。《俄蒙條約》及其《商務專條》規定的貿易、駐軍、通商權，處處透出沙俄準備長期控制外蒙古的打算。

這事在國內各界激起很大反彈。蒙古王公中也并非人人愿意當俄國的附庸，一些人對俄國的侵蝕充滿戒心。彼時的北洋軍師徐樹錚，便曾在信中直言不諱地警告：“外蒙一去，內蒙震動；蒙不安，奉必危，滇藏必牽動……”意思很清楚：外蒙古若保不住，東北、華北甚至西南都會跟著出事，邊疆形勢將一發不可收拾。

孫中山當時雖在野，卻也連發電文，勸袁世凱無論如何不要承認《俄蒙條約》。輿論壓力之下，袁世凱政府只能有所動作。1915年，袁派陳毅（此人與后來聞名的新中國元帥陳毅并非一人）作為駐庫倫辦事大員，試圖通過交涉方式，取消外蒙古“自治”，阻止徹底“獨立”。但當時俄國實力尚盛，又有條約在手，北洋政府力量有限，陳毅的努力收效甚微。

局面一直拖到袁世凱去世之后才出現轉機。段祺瑞掌權后，任命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派他赴庫倫善后。徐樹錚并未一味逞強，而是摸準外蒙古內部的派系矛盾，找準關鍵人物，一手施壓、一手拉攏。

“你們要活得像人，還是像俄國人的附庸？”據說，他在談判中曾這樣直問某位貴族首領。這話雖帶有情緒，卻直指對方心中隱憂。徐樹錚在22天時間內，通過談判和政治運作，在沒有動用大兵的情況下，讓外蒙古正式取消“自治”，名義上重新回到中華民國版圖之內。

1919年冬，徐樹錚再次抵達庫倫時，當地街巷懸掛起中華民國五色旗，漢、蒙、回、藏等族代表列隊歡迎。即便孫中山與徐樹錚政治立場不同，對他這次“收復外蒙古”的行動也給予很高的評價——至少在形式上，外蒙古問題一度獲得了一個較為體面的解決方案。

徐樹錚并沒有止步于一紙文書。他在外蒙古推行了一些新政：交通上，提出興建數條鐵路，以改善外蒙古與內地的聯系；文化上，創辦報刊，組織文娛活動，試圖打破清朝延續數百年的“愚蒙”政策，讓邊疆多一些活力；經濟上，設立邊業銀行，鼓勵貿易，甚至親自勘察新疆資源，尋求整體開發思路。這些舉措，讓當地不少人對這位“籌邊使”生出一定好感。

遺憾的是，邊疆政策再有條理，終究要靠內地政局托底。1920年前后，徐樹錚所在的皖系軍閥在直皖戰爭中失敗，他本人被撤職。正當北京忙于內斗之際，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敗逃的白俄武裝，在外蒙古地區卷土重來。庫倫的駐軍兵力有限，又得不到內地增援，最終難以支撐。外蒙古再度脫離中國實際控制，這一回則直接轉入蘇俄勢力范圍。

在當時那個局面下，北洋政府對外蒙古的“收復”，終究是一段曇花一現的風光。但從地圖編纂的角度看，自1919年前后起，官方繪制的中國地圖上仍然堅持把外蒙古作為一部分標注，直系、皖系誰在北京執政，這一點都沒有變化。這種做法，在外交上是一種聲明，在心理上也是一種不肯放棄的象征。

二、從青島到巴黎：對德、對奧宣戰背后的算盤

地圖上另一個刺眼的地方是山東半島的青島。1898年，德國趁“膠州灣事件”，逼迫清政府簽訂《膠澳租界條約》，租借青島及附近地區99年，同時得到鐵路、礦山等大量權利；不遠處的天津，則在1903年劃出了一塊奧匈帝國租界。晚清政府在北洋海面臨戰敗后，對這種條約幾乎無力反抗，只能簽字。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世界格局發生劇烈震蕩。英、法、俄為一方，同盟國德、奧為另一方，列強忙著在歐洲拼命，中國政府本來打算躲遠一點。北洋政府甚至專門宣布了《局外中立條規》，希望“遠交近守”，不被扯進大戰。

然而，想當“局外人”并不容易。英、美、日等國很快發現，若要徹底壓制德國在遠東的勢力，最好讓中國站出來對德絕交乃至宣戰。日本尤其希望借機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收入囊中。1915年“二十一條”之所以那么囂張，打的就是這個算盤。

在這一背景下，北洋政府并非完全被動。一方面，它與英、美等協約國談條件，希望戰后能廢除德、奧在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收回青島和其他權益；另一方面，在國內壓力與外交考慮疊加之下，1917年8月14日終于對德國、奧匈帝國宣戰，宣布接收德國在華的銀行、洋行等財產，試圖為戰后談判打下基礎。

形式上，中國成為“戰勝國”之一，派代表團參加1919年的巴黎和會。問題在于，中國雖然被歸到協約國一邊，但既沒有軍力，也缺乏經濟支撐，所謂“戰勝國”更多是一種名義。和會上，列強主要關心的是歐洲領土和賠款，對中國戰時的貢獻并不太在意。

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提出的要求包括：廢除德、奧在華特權，收回青島及山東鐵路權益，修改列強在華的一些不平等安排。在廢除奧匈帝國的條約方面，列強讓步相對容易，中國確實取得了完全取消對奧不平等條約的結果。

可輪到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時，日本竭力阻撓。日本提出要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英、法等國也出于對日支持，在關鍵問題上偏向日本。青島問題上，中國的訴求一再被擱置。坊間很快流傳出“青島要給日本”的消息，全國嘩然，學生、商人、工人紛紛行動，“五四”運動爆發。

值得一提的是，北洋政府內部也并非鐵板一塊。對學生示威，政府一度采取逮捕的方式。許多地方軍閥則各有打算，既怕得罪列強，又怕激怒民意。在這些人當中，直系領袖吳佩孚的態度相對強硬。他明確支持學生、工人、商人罷課、罷工、罷市的“三罷”，反對濫捕學生，公開表示不贊同在如此屈辱條件下簽署和約。

吳佩孚后來固然因內戰和政治立場飽受爭議，但在巴黎和會與山東問題上，他的表態確實體現出一定的民族立場。北洋政府代表團最終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這一動作在當時還是相當罕見的——在列強面前，中國政府第一次在重大國際條約上公開說“不”。

青島問題并未就此解決。真正的轉折出現在華盛頓會議。1921年至1922年，列強就太平洋和遠東問題展開新一輪談判，中國代表再次把山東問題端上桌面。經過漫長談判，1922年，中國與日本簽署關于山東問題的一系列協定，日本同意歸還青島及膠濟鐵路，但提出高額經濟補償條件。北洋政府為此支付了6100萬日元的代價，才算把青島和鐵路“贖”了回來。

從地圖編纂的角度看，青島在這期間的標注頗耐人尋味。無論是在德國手中、在日本手中，還是在“收回”之后，北京的官方地圖始終將青島視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只是在注記上標明“租借”“占據”等字樣，這種處理方式，既是事實的記錄，也是立場的宣示。

三、新疆的“靜”與西伯利亞的“動”：邊陲之地的另一種博弈

青島、外蒙古這些地方激起的風波，很容易引人注目。相較之下，新疆在北洋時期的局勢顯得“安靜”許多。然而，這種“安靜”，并不是周邊毫無風浪，而是地方統治者在夾縫中求穩的結果。

辛亥革命前，新疆曾是列強覬覦的焦點之一。沙俄和英國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在新疆取得廣泛特權，控制貿易、交通，甚至染指部分領土。等到北洋政府繼位，中央的注意力很難長期投注西北，但新疆的地理位置又極其關鍵，北上接俄，西連中亞，南通印巴，一旦出現大的動亂，很可能牽扯整個西北防線。

掌握新疆軍政大權的楊增新，在這種環境下執政17年。他對外的基本方針是：維護國家主權，不輕易放松對外人的限制；對內則強調“無為而治”，盡量避免激化矛盾。

對俄、對英，他采取了一套比較實用的辦法。比如規定外商不得侵占中國百姓不動產，不得拒絕納稅，對惡性侵權行為予以懲處。俄國十月革命后，新成立的蘇維埃政府宣布廢除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這給新疆方面提供了一個機會。楊增新與蘇維埃方面簽署《伊犁中俄臨時通商條約》，以此為依據，宣布英國在新疆享有的舊特權不再有效，把邊防外交上的一塊舊賬順勢翻過去。

同時，他也很警惕被卷入俄國內戰。白俄殘部被紅軍擊退后，有一部分潰入新疆境內，駐疆的沙俄領事以及英國、日本勢力試圖煽動新疆支持白俄，借機插手新疆事務。面對這種局面，楊增新既沒有貿然用武力全面清剿，也沒有接受日軍的兵力支援，而是采取了保持中立、有限協作蘇方的方式，逐步把白俄勢力驅離敏感地帶，避免了邊境全面失控。

對內，新疆的復雜在于民族與宗教。這里居住著維吾爾、哈薩克、回族、蒙古等多種族群，宗教氣氛濃厚，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發嚴重沖突。楊增新的做法，一方面是默認宗教活動的存在，不輕易以行政命令干涉普通宗教事務；另一方面，對以宗教名義煽動暴力、挑起仇恨的勢力，則堅決出手制止。對于試圖以宗教為借口染指新疆的外國傳教活動，他也采取了比較嚴厲的限制。

財政方面，當時的新疆并不富庶，但通過整頓稅制、壓縮開支、鼓勵生產，當地財政狀況有一定改善，這也為維持基本秩序提供了物質基礎。結果是，在內地軍閥混戰、北方多地烽煙四起的年月，新疆相對較少出現大規模騷亂，這在當時的環境下很不容易。

與新疆的平穩形成對比的，是北洋政府在東北、遠東方向上的一系列“出兵”。1917年底，中東鐵路沿線安全問題成為爭議焦點。英、美為制衡日本提出，希望中國出兵保護鐵路。北洋政府敏銳意識到，這是一個重新掌控中東鐵路的機會。

在這種考慮下，黑龍江、吉林兩省被命令派兵進駐中東鐵路沿線，接管原俄國護路軍的防務。此舉名義上是“護路”，實質上是把長期受俄國控制的中東鐵路重新納入中國監督之下。后續英、美、日等國想要插手中東鐵路的管理，北洋外交部門以“合同在先”為理由，拒絕讓出中方掌控權，某種程度上挫傷了列強進一步蠶食東北交通命脈的圖謀。

1918年至1920年，在協約國整體出兵西伯利亞的大背景下，中國也派出少量部隊前往海參崴一帶。外界常見的說法，是段祺瑞為討好日本而“屈從”，但具體情況要復雜一些。一方面，北洋政府確實希望藉此獲得日本的貸款和政治支持；另一方面，當時在西伯利亞有數量可觀的華僑、華工，他們在戰亂中屢遭搶掠、屠殺，北京方面承受了一定的輿論壓力，要求“保護僑民”。

在聯軍行動中，中國部隊的主要任務集中在保護鐵路、維持交通安全、護送僑民回國。北洋政府還想單獨派出一支規模更大的部隊赴西伯利亞，專門保護僑民和中東鐵路利益，但因財力和兵源不足，只能削減規模。即便如此，此舉仍觸動了英、日等國的神經，因為他們擔心中國借機擴大在西伯利亞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軍方一度抱怨中方軍隊在行動中“偏向紅軍”，認為中國部隊在有意為俄國革命力量提供掩護。這種抱怨固然有夸張成分，但至少說明中國軍隊并不是完全聽命于日方，而是盡量把自身行動限定在“護路”“護僑”范圍內。

北洋政府出兵西伯利亞，本身帶有明顯的矛盾性：一方面，在協約國體系中作為小角色參與行動；另一方面又試圖借此機會收回鐵路控制權、維護邊疆僑民安全。把這段經歷與地圖上的中東鐵路走向對照，會發現，北京對東北和遠東交通線的重視，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維護國家主權的考慮，而不只是某個軍閥集團的利益。

從外蒙古、新疆到青島，再到西伯利亞，中間有一個共同點：北洋政府在處理這些問題時，都試圖用地圖、條約和有限的兵力來支撐一個既脆弱又頑強的“主權框架”。

地圖上，傳統藩屬地區如朝鮮、越南、緬甸、呂宋仍被標注出來，往往附有說明，表明這些地方曾與中國存在藩屬關系；失去的琉球、臺灣、外蒙古也被清楚標記。這種標法很容易被讀出幾分失落，但更重要的是一種態度——在觀念上，中國并沒有主動把這些區域從“天下”的想象中刪除。

北洋政府內外交困，軍閥對立，許多決策充滿短視和功利，這都是現成的歷史事實。然而，在涉及領土主權、條約廢除、邊疆防御時，不同派系之間在大方向上仍存在一定共識：舊賬要算，失地不忘，有機會就要爭。能爭多少，是實力問題；敢不敢爭，則牽涉統治者的基本取向。

從被迫接受租借，到借大戰之機宣戰、接收德奧財產；從被沙俄扶植的外蒙古“獨立”，到通過談判短暫恢復名義上的統一；從連年戰亂的內地，到相對穩住的新邊疆格局，在這幾十年里，地圖上的線條一再被擦寫，卻始終有一條底線沒有輕易被放棄。

這批北洋時期的中國地圖，標注著失去的地方，也標注著一代人難以割舍的執念。哪怕現實很殘酷，紙面上的華夏故土，仍被牢牢畫在一塊。對那個動蕩時代的統治者而言，這也許是一種最基本的自我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