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一曼犧牲前有多慘？日軍晚年回憶：她的慘叫聲像來自地獄的聲音

大野泰治在晚年承認，那個聲音穿透了他的鼓膜，在他的噩夢里駐扎了半輩子。他把這種聲音稱為“來自地獄的慘叫”。

那個發出慘叫的女人叫趙一曼。

我們把時間撥回那個冰冷的冬天。這不僅僅是一個關于受難的

故事，這是一場意志與鋼鐵的物理碰撞。趙一曼躺在黑龍江的雪地上，左大腿被子彈貫穿。這顆子彈并沒有簡單地穿過肌肉，它撞擊了骨頭。

沖擊力把那根支撐身體的大腿骨擊碎成了二十四塊碎片。這些尖銳的骨渣散落在她的血肉里。她在雪地里爬行，身后拖出一條長長的血痕。寒風把流出的血迅速凍成冰碴，和破爛的棉褲黏在一起。

日軍抓住了她。他們沒有把她送進病房，而是把她扔進了審訊室。大野泰治當時就在那里。他看著這個奄奄一息的女人，眼中沒有對生命的尊重，只有對情報的貪婪。他需要知道抗聯部隊的去向，他需要知道那些隱藏在深山里的游擊隊名單。

為了得到這些名字，大野泰治做了一件極其殘忍的事。他沒有使用復雜的刑具，他拿起了一根馬鞭。他倒轉馬鞭，用堅硬的木質把柄，對準了趙一曼腿上那個正在流膿的槍傷傷口。他把木柄插了進去。

這是一種人類神經無法處理的痛覺信號。木柄在傷口深處旋轉，攪動著那些斷裂的碎骨頭。骨頭渣子在肌肉組織里被強行翻動，每一次摩擦都像是一把鋸子在切割神經。趙一曼的身體劇烈抽搐，冷汗瞬間濕透了全身。她幾次昏死過去，又被冷水潑醒。大野泰治以為這種直接作用于受創骨骼的劇痛能摧毀任何人的防線。

他錯了。趙一曼醒來后，依然緊閉雙唇。

這個女人并不是天生的戰士。在成為趙一曼之前，她叫李坤泰。她出生在四川一個富裕的家庭，父親是當地有名的地主。她讀過私塾，上過黃埔軍校，是一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女性。

她本可以坐在成都的茶館里，穿著絲綢旗袍，過著相夫教子的安穩生活。她選擇了一條截然不同的路。她賣掉了自己的嫁妝，拋下了剛出生的孩子，走進了東北零下四十度的深山老林。

這種反差讓日本人感到困惑。他們無法理解，一個嬌生慣養的富家小姐，為什么能承受住比野獸還要殘酷的折磨。

審訊持續了幾個月。日軍發現硬的不行，便試圖用“仁慈”來軟化她。他們把她送進了哈爾濱市立醫院。這給了趙一曼喘息的機會。

即使躺在病床上動彈不得，她依然沒有停止戰斗。她用語言作為武器。她和看守她的偽滿警察董憲勛聊天，她和照顧她的年輕護士韓勇義談心。她沒有講大道理，她只講中國人為什么要打日本人，講家鄉的父母，講失去國土的痛苦。

兩個為日本人工作的年輕人被她打動了。董憲勛和韓勇義決定幫她逃跑。他們雇了一輛車，把重傷的趙一曼背出了醫院。這在當時幾乎是自殺式的行為。

逃亡失敗了。日軍的追捕隊在半路截住了他們。再次落入魔掌的趙一曼，面臨的是更加瘋狂的報復。日本人覺得自己受到了羞辱，他們撕下了最后一點偽裝。

這一次，他們使用了電刑。

大野泰治在回憶錄中詳細描述了那個場景。電流通遍趙一曼的全身。高壓電讓她身體里的每一根神經都在燃燒。她的肌肉不受控制地痙攣，大小便失禁，整個人像是在油鍋里翻滾。

就在那一刻，她發出了那聲讓大野泰治記了一輩子的慘叫。那是生理極限被突破后的本能反應，是生命在毀滅邊緣發出的悲鳴。

即便如此，她依然沒有求饒。她沒有吐露一個字。日軍用盡了所有的手段，除了得到那一具殘破的軀體，他們一無所獲。這個女人用沉默擊敗了他們的刑具。

處決的命令最終下達。1936年8月2日，趙一曼被押上了開往珠河的火車。她知道自己的時間到了。在搖晃的車廂里，她向看守要了紙和筆。她沒有寫給黨組織的匯報，沒有寫豪言壯語。她寫給了她遠在四川的兒子，寧兒。

“母親因為堅決地做了反滿抗日的斗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strong>

她寫得很慢。每一個字都是對這個世界最后的告別。

“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在你長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strong>

列車到達了終點。日軍把她綁在大車上游街示眾。她昂著頭，看著街道兩旁的中國人。那是她用生命守護的人民。槍聲響了。趙一曼倒在了血泊中，年僅三十一歲。

日本人殺了她，以為消滅了一個敵人。他們不明白，他們制造了一個圖騰。趙一曼的死，讓無數東北人看清了侵略者的嘴臉，也看清了中國人的脊梁。

大野泰治活到了戰后。他回到了日本，過上了平靜的日子。他始終無法擺脫那個聲音。每當深夜人靜，那聲“來自地獄的慘叫”就會在他耳邊響起。那是對他靈魂的審判，直到他死亡的那一刻。

我們今天坐在這里，讀著這段歷史。我們感慨她的堅強，贊頌她的偉大。我們是否真的理解那種疼痛？我們是否真的明白那個選擇意味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