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東渡日本的五弦琵琶：看中印文化交流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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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奈良東大寺正倉院大佛殿西北 300 米處，有一個專門存放圣武天皇遺物的御用寶庫。

在奈良時代，當時的中國正處于歷史文化鼎盛時期的唐代。這一時期中日文化頻繁交流，由唐朝運往日本的寶物多被正倉院比較完好地留存至今。

今天我們就要說的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文物：螺鈿紫檀五弦琵琶。透過這件樂器文物，我們可以看見中印文明互鑒的永恒魅力。

五弦琵琶的傳奇身世

日本奈良正倉院收藏共18 種約 75件唐代樂器文物，其中螺鈿紫檀五弦琵琶是當今現存的唯一實物標本，堪稱大唐時代的古樂器活化石，是研究唐代樂器珍貴的資料。

其髹飾工藝代表了我國古代樂器裝飾的精髓，是我國古代民族樂器裝飾語言和裝飾效果的巔峰。

公元前 1 世紀壁畫、犍陀羅浮雕已見五弦直項琵琶（Pā?ini 稱“Pa?ca-tantri”），木撥彈奏，伴梵誦、佛教說法。貴霜帝國和薩珊王朝之間的通道將五弦直項琵琶東傳，粟特人又在原有的基礎上加上了“梨形共鳴箱”，保持了其直項、五柱的元素，使之成為絲綢之路上“商隊樂器”

中國的北周、隋時期，宮廷吸收了粟特樂，唐代設“十部樂”列入“龜茲部”，稱“五弦”。

根據《舊唐書》載，貞觀“五弦一批把”十面，明確“五弦”為直項、五柱、木撥彈奏，與四弦曲項琵琶并行。

然而，傳統髹飾工藝在我國現代民族樂器中已幾近消亡，除了古琴、古箏外，很多民族典型樂器如琵琶、阮咸等已基本不使用髹飾工藝。

因此，溯本求源地考據正倉院藏唐代螺鈿紫檀五弦琵琶的髹飾工藝和技法，發掘和傳承唐代樂器的髹飾工藝就顯得尤為重要。

盛唐國禮跨海東渡

盛唐與日本遣唐使高峰（630-894年）重疊，唐玄宗為回應日本對“唐風佛教和樂舞”的需求，將宮廷樂器作為“國禮”贈予遣唐使。

公元752 年（天平勝寶四年），第10次遣唐使遣唐使攜“螺鈿五弦琵琶”1 面、紫檀木撥 1 枚，先抵達博多，再轉運平城京（奈良）東大寺，后移入正倉院。

至今保存完好，為世界唯一唐代五弦實物。圣武天皇去世，光明皇后為“為國祈福”，將皇室唐物悉數捐給東大寺，存入正倉院木倉，756年起封存，形成“時間膠囊”。

根據《東大寺獻物帳》（756年）明確記載，光明皇后向東大寺大佛“進獻螺鈿紫檀五弦琵琶一面”，列入650件皇室珍寶清單。

該樂器既是佛教供養物，也體現“唐日”朝貢體系下的“回賜”禮儀。與其同批的還有四弦曲項琵琶、螺鈿銅鏡、玻璃香壺等，形成“唐物”套裝，顯示盛唐工藝巔峰。

唐廷在樂器背面加刻“騎駝人彈琵琶”螺鈿畫，既作品牌標識，也便于日本皇室識別真偽。

時間膠囊的器物美學

這把稀世之寶“螺鈿五弦琵琶”，其材料使用的是南印度紫檀木、南海夜光貝和玳瑁，鑲嵌出“騎駝人、花草、鸚鵡”的唐風圖案。

其“螺鈿、琥珀、紅牙”三色嵌，紋樣為對獅和石榴，源自薩珊、貴霜王朝時期的狩獵紋案。

器物上的騎駝樂師、花鳥紋樣等元素，既折射出長安城胡漢交融的盛景，也呼應了敦煌壁畫中飛天的飄逸神韻。

它不僅可演奏，更被當作“鎮寺之寶”與佛教法器，僅在重大法會展示。20世紀以來僅公開展出3次（1954、1975、2023年），每次皆引發國際學界與樂器史高度關注。

正倉院通過“恒溫恒濕、黑暗封存”的方式，使這件融合“印度音源、唐代工藝、佛教象征”的孤品得以千年不裂、螺鈿不脫落，成為研究唐代樂舞、絲路工藝、中日外交的三重“時間膠囊”。

古典文明的永恒回響

五弦隨佛教進入東亞，成為“說法圖”標配樂器，敦煌 45 窟、奈良東大寺壁畫均見“飛天”和“五弦”組合，印證“樂聲即法聲”。

唐玄宗贈日本圣武天皇五弦，既是音樂禮品，更是“大唐”、“天竺”共有的佛教王權符號，體現“文化外交”軟實力。

2024 年，中國中央民族樂團與日本東京雅樂團聯合復原“螺鈿五弦”演奏，《秦王破陣樂》在印度那爛陀寺遺址回響，完成千年“樂聲回鄉”。

這把穿越千年的五弦琵琶證明中印并非“平行古文明”，而是通過樂器、佛教、工藝實現深度“技術與藝術”疊加。

源自印度的器樂，經過中亞地區的改造和來自東亞的精雕工藝，成為“一帶一路”倡議在歷史長河中“堆疊式創新”的經典模型。

2024年，中日兩國藝術家聯合復原五弦、回到印度演繹，為跨文化旅游、文創、影視合作提供新素材。

五弦琵琶從印度河岸到長安梨園，再到奈良正倉，一路彈奏的是“開放、改造、再輸出”的絲路協奏曲。

今天，當那爛陀遺址再次響起五弦樂聲，我們聽見的不只是千年古音，更是中印文明互鑒的永恒回響，千年絲路的“共享遺產”與文明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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