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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轉投一國黨的前副總理Barnaby Joyce，在參加名嘴Karl Stefanovic主持的訪談節目時，要求那些不喜歡澳洲的移民“滾回原來的屎坑”。
在這場漫長且犀利的采訪中，雙方都戴著Akubra帽子。期間，Joyce對移民問題發出了強烈警告，稱澳洲只應接納那些愿意融入且能夠做出貢獻的移民。
“政府應該先問問，現在有多少空置房屋？有多少醫院運作良好？有多少學校不擁擠？需要什么樣的人？是需要失業者生孩子，還是需要建筑工人？”
“然后再問，我們能接納多少人？這才是我們該關注的方向。不能隨便讓任何人進來，我們要尋找社會真正需要的技能類型。”
“我們會說，這就是契約。你想住在澳洲，有兩個條件。你不能犯罪，也不能依靠社會保障。明白嗎？如果你想出現在犯罪新聞里或只是單純領取社會福利，那你不能來。”
“我不在乎你是來自梵蒂岡、中美洲、中非，還是歐洲中部，只要你會帶來麻煩——那就待在原地。”
“如果你懷念自己的故鄉，還說‘我真希望澳洲變得跟我之前住的屎坑一樣’，那就滾回去吧。”
Karl戴著Akubra帽子參加了采訪。
Barnaby Joyce發表了他的觀點。圖片：Supplied
“像和教皇一起散步”：Barnaby Joyce聲稱獲得公眾大力支持
自從轉投一國黨以后，Joyce表示獲得的公眾支持超乎想象。他回憶稱，此前一次街頭走訪因大批支持者圍堵而被迫中斷。
“我當時說，‘這太瘋狂了’，根本走不動。我們回到辦公室，他們說那感覺就像和一個該死的教皇一起散步。”
Stefanovic打趣道：“Barnaby Joyce現在開始把自己跟教皇相比了。我是說，沒有那么圣潔。”
但Joyce否認了這種說法。 “不是我說的，是他們說的。但這說明——我剛才說的重點是——加入一國黨獲得的支持非常驚人。”
Karl Stefanovic于今年推出了他的新播客。圖片：Toby Zerna/The Photo Pitch for news.com.au
當被問及堪培拉哪里出了問題時，Joyce表示，政治失去了真實性。
他說：“是的，的確如此。政治變得過于刻板。如今的政客都表現得像‘我是普通人之一’，但實際上他們的履歷非常干凈。”
“他們成長于工會體系、律師事務所或政治圈的培養皿里，充滿了虛偽——假裝自己不是哪里的人。”
“過去，工黨里有真正的勞工——那些親手干過活的人，他們臉上有皮膚癌斑點，可以講他們當勞工、剪羊毛工或機械維修工的經歷，如今這些人已經不存在了。”
“至于國家黨，我認為在聯邦層面，我是最后一個真正擁有農場的農民。而自由黨以往代表的也是小企業、小商鋪，如今不再如此，黨員大多是律師和專業人士。”
“回到上世紀七十年代，當時的政界人士多為退伍軍人——他們真的參過軍。”
“完全失能”：他為何離開國家黨
Joyce認為，一國黨支持率的激增，反映出保守派選民對堪培拉脫離群眾的政治階層感到失望。
他說：“政治變了，它已經成了一個培養皿——工會辦公室、律師事務所、職業政治家圈子，充滿了虛偽。”
Joyce承認，他離開國家黨的真正原因與David Littleproud有關。
“我和David的關系完全失調，對我而言，他格格不入，我變得苦澀和憤怒，且看不到任何出路。”
當被問及他是與政黨“分手”，還是與黨魁“分手”時，Joyce坦言：“更可能是與David，說實話。我被孤立……被困在議會的一角，到最后我只能說，‘我受夠了，結束了，我要離開。’”
Barnaby Joyce轉投一國黨是一項重大舉動。圖片：NewsWire / Martin Ollman
“一生中最大的解脫”
Joyce表示，離開國家黨——在這個黨待了30年，其中20年擔任民選代表——給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解脫感。
他說：“老實說，這種解脫感是我從未體驗過的。我清楚記得那一刻，我開車行駛在Walcha和Armidale之間，心想：‘我為什么不早點這么做，一年前就該離開。’”
他將這個決定比作結束一段無法挽回的婚姻。“你不會輕易去做這種事，你會考慮很久，你會嘗試修補，但當你發現無法挽回時，只能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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