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運：我的“治史”道路

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即將度過80個春秋，前20多年在西安和西安郊區，那是我人生的中小學時期，以后的歲月就生活在平津，1948年來到南開，到現在已半個世紀以上，應該說是老南開了，我愛南開的湖，南開的一草一木，南開的學風。

一

我選擇南開，南開也選擇了我，那是天津解放的前夕。以前，我在北平輔仁大學也學習了兩年。

一個人具體走什么道路是很難預先知道和安排的，常常是許多難以預料的因素促成的。

我于1925年舊歷正月十八日，生于陜西西安魏家寨李家窯村，家境貧窮，衣不蔽體，飽受饑寒之苦。大約是1934年到1935年間，我父親魏應中在西北軍楊虎城部隊當了機槍連長，駐扎西安，我的命運隨之有了改變，到西安上了西師附小。此時中國歷史正在劇變。1935年徐海東部隊到了西安附近，我第一次見到紅軍。1936年西安中等以上學生舉行“一二·九”周年紀念。游行隊伍高呼“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進軍臨潼，向蔣介石請愿，我目睹了這一情景。接著“西安事變”爆發。1937年盧溝橋戰火爆起，我們到農村宣傳抗日，唱革命歌曲。西安南院門附近開設了生活書店，吸引了我，我不時去那里看書，也買了一部分青年自學叢書，如艾思奇《大眾哲學》、潘梓年《邏輯學與邏輯術》、何干之《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以及施存統、劉若詩等著的《辯證法淺說》等。我還閱讀《學生呼聲》《遠東雜志》等刊物，腦子開始裝進些新思想、新知識。這對我以后的旅程是很有影響的。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的求知欲也越來越旺盛。1939年我進入興國中學，使我在新知識領域中又前進了一步。學校在平原上挖了許多窯洞，作為學生宿舍，防備日機轟炸。使人高興的是，學校中許多著名的進步教師和地下黨員教師，如李敷仁、武伯綸、姜自修、曹冷泉、鄭竹逸等，學識淵博，為學生所崇拜。在他們的引導下，我讀了許多中外名著。有的書只是瀏覽一下，有的則背誦下來，讀書的范圍很廣泛，在英文方面，閱讀了中英文對照本《泰西五十軼事》《霍桑氏祖父的椅子》、郭沫若譯的《茵夢湖》《少年維特的煩惱》等。在古文方面，閱讀《左傳》《古文觀止》《增批歷代通鑒輯覽》等。在外國文學方面，涉獵過高爾基《母親》、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等。在中國文學方面，讀過茅盾《子夜》、巴金《家》《春》《秋》以及郭沫若、郁達夫的一些著作。在政治理論方面，讀過孫中山的一些著作，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以及鄒韜奮的《萍蹤寄語》等，瀏覽的刊物有《全民抗戰》《群眾》等。我還代銷李敷仁的《民眾導報》。因為1944年我就參加了李敷仁、武伯倫領導的地下“民青”組織，他們經常給我一些延安出版的小冊子。這些書刊對我最大的教益，是令我有了進步的史觀，向往革命。文史方面的知識接觸較多，和數理化日益疏遠。我曾夢想過將來走作家或翻譯家的道路，羨慕他們在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但我對究竟干什么很茫然。在國民黨統治年代，環境險惡，平坦的道路是青年難以奢望的。

二

我走進歷史學科是從1946年考上輔仁大學開始的，那一年該校在西安招生，我的中學老師多是北京大學畢業的，他們說輔仁校長陳垣是著名史學家，我慕名報考了，有幸被錄取，踏上北平之路，這是我人生旅程中一大轉折。北平的文化氣氛甲于全國，立即可以感覺它的魅力。

在輔仁，語文課講的是《論語》《孟子》《中庸》《大學》。歷史學科本身很注重基本知識，如《書目問答》《史學要籍介紹》《中國斷代史》和《西洋史》。我喜歡外文，第二年到外文系選了16個學分，聽外國文學和會話課，因為很崇拜名人，在輔仁禮堂聽過陳垣、胡適演講，到北大民主廣場聽著名教授講話。輔仁距北京圖書館很近，常去北圖閱覽室看書。這時國民黨統治區危機四伏，學生愛國運動蓬勃發展，我參加了中共冀熱察城工部工作，一面讀書，一面做地下工作，生活內容極為豐富，我開始閱讀摩爾根《古代社會》、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之類的書籍。

因為輔仁是私立大學，要繳學費，國立南開大學成為我的向往。1948年暑假便考取了南開，到天津不足半年，天津解放了，我期望并為之奮斗的新社會呈現在眼前。

新舊社會的課程設置不一樣，在南開，我學俄文、中國近代史、政治經濟學、列寧主義問題等課程，我的畢業論文為《香港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1951年畢業時，歷史系主任讓我留校任教，這是我未曾料及的。從此我開始了教學生涯，當了一輩子園丁。

20世紀50年代，教師被譽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做教師首先要嚴格自律，注重道德修養，增進自己的“學”和“識”,和對學生的熱愛，韓愈在《師說》中講“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對我影響很深。我羨慕不少教授是大學問家，而自己的知識貧乏，便不斷地向老先生請教，特別是向鄭天挺、馮文潛等先生請教。我拼命讀書，遇到不懂的字和詞，就查字典，遇到書中難懂的部分就反復思考，或請人指點，有時需要讀其他的書來理解，經過推敲，也就豁然開朗。我有逛書攤的喜好，到北京時總要去琉璃廠、東安市場和隆福寺去看一看，到天津天祥商場尋覓我要讀的書，有時一無所獲，不過，去的次數多了總是有所得的。

開始，我給中文、外文系講中國通史、中國近代史課程，隨后給歷史系本科生講中國現代史、五四運動史、武漢革命政府史、八一起義史、土地革命史、抗日戰爭史等課程，20世紀80年代招收博士生后，多講近代史研究方法、華北農村調查、抗日戰爭研究中的諸問題。我深感教、學是互動的，不是單方面行動，正所謂教學相長，我深得其益。同學常常提出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需要自己去探索。開始講課時也是照本宣科，離不開講義，漸漸地我只帶幾張卡片，記下幾條提綱，腦子中醞釀著要講的內容，把課程與學術爭論結合起來，有了深度和廣度，效果很好。

從實踐中我感到，沒有研究教學就無法提高。要將教學和研究結合起來。我的一些課就是在寫出論文的基礎上開設的。

如何認識歷史、解讀歷史是一個嚴肅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對過去的歷史重新認識，重新評價，這是可喜的新局面，其中有判斷正確的，也有缺乏根據的。我根據自己的經驗和認識，總是告訴同學，應該怎樣了解才對，不能隨波逐流，需要有更多的理智。

我還有一種做法，就是把自己所見到的參考書刊，展示給同學，搞圖書展覽，讓他們見到實物，而不是空口去談。

我常常選點英文資料，讓他們閱讀，我認為研究中國近代史，不看外文資料，就限制了自己的視野。我總是希望他們從我的講課中得到啟示和智慧，茁壯成長，這是園丁的期望。

三

50多年來，我虛度了一些年華，也撰寫了一些文章和幾本書，其價值如何只能由后人去評價，我難以預料它能存在多久，因為我親眼見到，曾經是人們必讀的精神食糧，而事過境遷之后，竟成為廢紙。我自己希望我的著述能經歷起時間的考驗，但畢竟那只是希望。

我大學畢業后研究的方向未確定，曾經想搞世界史，因教學任務是中國史，也就順這一方向走下來，新中國成立初期，研究現代史在學界好像不是學問，我的畢業論文老師戴番豫是研究佛教和魏晉南北朝史的，就講我的論文題不是論文題，這對我不能沒有影響，我曾以南明史作為研究對象，恰巧當時關于史可法的評價問題引起爭論，我就撰寫了一篇文章《民族英雄——史可法》,發表于1952年《歷史教學》刊物上，引起學界注目。鄭天挺先生調來南開，和我第一次見面就說“你就是寫史可法的魏宏運”,這的確鼓舞了我。1953年，同學提出應如何認識孫中山革命地位問題時，我又寫了一篇文章，題為《革命民主主義者孫中山》,同樣發表于《歷史教學》刊物上，并被其他刊物轉載，從此寫作熱情驅使我相繼發表了多篇文章，因為我擔任幾個系的黨的工作和歷史系的黨政工作，我就采取擠時間的辦法，寫些短文，如《十月革命是怎樣傳到中國的》《有關1927—1937年我國蘇維埃革命的幾個問題》《關于武漢革命政府的幾個問題》。那時，我想為自己的研究方向做出規劃，一是研究孫中山，一是研究武漢政府和蘇區革命。我盡量收集這方面的資料。我喜愛逛舊書攤，買了不少有關資料。我意識到研究歷史是離不開圖書館的，圖書館正副館長馮文潛、張鏡潭對我特別厚愛，星期天也讓我一個人在書庫中徜徉。我的知識面廣了許多。南開經濟研究所的舊書，對我啟發很大。我盡情翻閱，有用的就抄錄下來，這期間，我曾雇人抄卡片，每張卡片3角錢，我的家庭開支除吃飯用費外，全部投資于資料的收集。

在我的研究中，報刊資料占有顯著地位，我常在報刊的字里行間漫步。我認為報人的報道多是真實的記錄，可靠性強，譬如我撰寫的關于武漢革命政府的那些文章，我在天津看了《益世報》,我很想找到沈雁冰主編的武漢政府機關報《民國日報》,北方沒有，我就到武漢去找，在武漢大學圖書館和湖北省圖書館均未發現，后來在省委黨校圖書館找到了。真是喜出望外。我住在珞珈山武漢大學招待所，深得吳于廑、蕭致治的照顧，每天從武漢大學到省委黨校去看報，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所獲甚豐。我感到找資料也需要毅力和勇氣，不能懶惰。這時學界還沒有人去研究這個課題，我就成了先行者。

怎樣寫《孫中山年譜》,開始也很茫然。我買過幾本民國時期出的孫中山年譜，但均很簡單。當我著手撰寫新的孫中山年譜時，很快發現所引用的都是第二手資料，于是立即翻閱《孫中山全集》的各種版本，我想對孫中山的人生歷程有一個基本的把握，就翻閱《向導周報》,把有關對孫中山的評價抄錄下來。我撰寫的《孫中山年譜》于1979年出版，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本《孫中山年譜》。當時，有的讀者贊譽該書為“空谷足音”。

“文革”結束，我決心把失去的時間補回來，我的研究工作出現了新的局面。

先是東北師范大學的同志入關，找我及杭州大學、北京師范學院、湖南師范大學現代史教師合編《中國現代史》,大家都有編寫愿望，推我為主編，金普森、郭彬蔚為副主編，在以上各校分別召開了多次會議，討論編寫計劃、分工及現代史中爭論的一些問題。我在幾次會議上多次強調不能照抄別人的，一定要根據出現的資料去寫。有的同志受過“左”的影響，裹足不前，我就讓他重寫，開闊眼界。在這部書中，我把延安勵精圖治和重慶的禍國政策融為一章。在講到中美、中蘇關系時，根據新出版的資料，明確提出：“美蘇先在犧牲中國的利益基礎上達成了對日作戰的一致意見，這是雅爾塔協定極不光彩的一面。”我認為只要有正確資料，就可以有新的論述。全書編好了，誰來出版呢?也是一個問題。出現代史的書，不少出版社不敢沾手。很感謝黑龍江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他們參加了我在長春東北師范大學的編寫會議，商議結果，他們欣然答應出版。此外，我們還編輯了《中國現代史資料選編》共5冊。這套教材和資料為國內一百多所學校所采用，也行銷到國外，香港還有翻印版。

這期間，梁寒冰和我組織南開大學教師還編寫了一本《中國現代史大事記》。

以上幾本書錯誤不少，本來想重版時作更正，因各種原因沒有再進行下去。

從20世紀80年代起，我的研究方向轉換了，不是自覺地意識到要轉換，而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把我引向這一領域。1979年廈門大學孔永松組織了一次中央根據地學術討論會，在閩西途中，夜宿永安，我和財政部財政科研所所長住在一起，雖然第一次見面，但談話卻很投緣，他說財政部正組織編輯晉察冀、晉冀魯豫根據地財政史資料，問我有無興趣參加，我欣然同意。在財政部許毅和戎子和領導下，聯合有關省檔案館及南開大學、河北大學、山西大學現代史教師，開始了資料的收集和發掘工作。因為這種關系，到太行山南北各地方走訪，到各地檔案館查閱資料，和當年創建根據地的領導者接觸不少。星光大我8歲，是一位忠厚的長者，馮田夫是科研所的實干家，他們做的工作很多，但一定讓我做主編，我們先完成了晉察冀資料的選編，共4冊，寫了一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史稿》。隨后又集中精力，編輯晉察冀根據地財經史資料，1986年戎子和在太原專門召開了一次大型的根據地學術討論會，星光、馮田夫擬出提綱，邀請當年在這區域工作的財政方面的領導與會，他們提供了許多資料。財政部又組織我們到太行山腹地各縣做深入的調查，看到了許多檔案和風物。這是很難得的機會，個人的力量是難以進行的。我們對太行山社會的全貌有了了解。

使我的研究事業擴大到更廣闊的華北農村，是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日學者聯合對華北的考察。日本方面由三谷孝牽頭，顧琳、笠原十九司、內山雅生、浜口允子、紫茨玲子、中生勝美參加。中國方面由我負責，左志遠、張洪祥參加，共十余人，組成調查團，相繼赴順義沙井村、良鄉吳店村、靜海馮家村、平原后夏寨村、欒城寺北柴村訪問考察。這些村莊在日軍侵華時期，“滿鐵”調查過，我們在此基礎上考察那次調查以后5個村莊的變化發展，調查的內容是多方面的，包括家族家庭、村政權、農業、副業、教育、信仰、風俗習慣等。調查方式是一問一答，從其口述中，常常引發許多思考，為什么是這樣而不是那樣?這樣深入調查，對一個歷史工作者來講，是獲得了認識社會發展的立足點，是坐在圖書館和教室中無法得到的。日本學者已將調查記錄出版，名為《中國農村變革：家族·村落·國家》。中文版正在運作，可望于近期問世。

在此期間，我先后申請并承擔了兩個國家社科重點課題，組織社會力量對20世紀三四十年代冀東農村及太行山地區的情況進行社會調查，兩次調查都有成果正式出版。

20多年來，我經常下農村，汲取營養資料，撰寫文章，表述農村的發展變化，我認為一個社會的進步程度，主要應看農村底層社會進展如何，純粹談政策，容易犯空泛毛病。

學海無涯，歷史的研究是無窮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新檔案的公布，新生事物的出現，對以往論述需要反思、回顧和審視，對正在進行的歷史需要記錄，不應忽視。研究的空間非常廣泛，我深感在研究中，不能輕率地敢作敢為，也不能退縮不前，只能尊重客觀。我孜孜以求的，是以自己有限的生命和能力做點事情。在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我主編的《中國現代史》問世，這是普通高校教育“九五”國家級重點教材，在體例、論述和資料的運用上都有新的探索，我期望它有更好的反響。我還主編了《民國史紀事本末》《國史紀事本末》這兩部工具書，如實地記錄了20世紀的大事，要了解這100年中國的歷史發展，這里提供了一個粗的線條，為后人的研究鋪點路基。

對我來說，人生最美好的生活，最有趣的生活，就是能研究一些問題。

四

從20世紀50年代起，我就感覺到學歷史必須攻破兩座大山，一是外文，一是古代漢語，我在歷史系召開的全系會上吶喊，我自己也努力去做。因為有這一點基礎，改革開放后，我多次出國，到四十多所大學研究機構和社團去講學，發表演說，宣傳中國文化。

我第一次走出國門是1982年，當時學校組織了5人訪美代表團，滕維藻、吳大任任正副團長，我為成員之一。我們訪問了斯坦福、明尼蘇達、印第安納、堪薩斯、密西根、坦普爾、普林斯頓、奧本尼8所大學，了解以上各校的種種情況。在明尼蘇達，我到Berman教授課上聽他講工人運動史，在密西根到Warren Cohen課堂上講中美關系史。第一次出國感到什么都是新鮮的。

我走進外國大學課堂講課，是從1983年至1984年任教美國蒙他拿大學開始的。這是很難得的機遇，我作為富布賴特學者再次踏上美國國土，我的身份和使命時時提醒我要為國家和民族爭光。我比在國內教學更加倍地讀書備課，閱讀英文有關教材，來講述中國古代文明史、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武漢革命史等課程。我的豐富的講課內容和講授效果為南開大學帶來了巨大的榮譽。

一次訪問、一次講學，使我感到我在歷史學這一領域中，選擇學習英文，學中國現代史是選對了。如果我沒有這兩方面的基礎，我就不會有以上的機遇。這以后，我更加勤奮地讀書，擴大自己的知識面，因為認識國外的朋友增多，出國宣傳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機會也多起來。

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21世紀初，我先后去美國5次，除上面提到的兩次，還于1993年應邀到洛杉磯參加了第15屆亞洲學者年會，并到斯坦福、蒙他拿大學演講。1999年應邀到鳳凰城亞利桑那大學參加Gerg Lewis的博士論文答辯，其題目為《冀朝鼎評傳》。2002年到美國參加哈佛大學“戰時中國”學術研討會。到丹麥、英、法、德等幾國講學一次，還有一次到德國漢堡參加學術會議，到日本講學4次，時間為1984年、1990年、1993年、1999年，到澳大利亞3次，時間為1991年、1993年、1996年，到韓國一次，時間為1999年。

我到過國外四十多所學校講課、演講、座談。在美國除前面提到的幾所大學，還參加過愛達荷Lewis Clark州立學院舉行的國際交流學術研討會，到蒙他拿州百靈斯外交委員會演講，到明尼蘇達大學、布蘭戴斯大學、波士頓學院、威斯康星大學、韋伯大學演說，在日本以下一些大學演講過：立命館大學、中央大學、一橋大學、慶應大學、京都大學、金澤大學、鹿兒島經濟大學、東京專修大學、上智大學、愛知大學以及關西中國現代史研究會、東京辛亥革命史研究會、中國農村調查研究會，在澳大利亞參加悉尼大學、格里菲斯和悉尼科技大學所舉行的學術研討會。

我所講的課題范圍比較廣泛，包括南京政府戰時經濟政策、抗日游擊戰爭、太行山和中國革命抗日根據地的商業貿易政策、華北農村社會的變遷、中美關系的過去和現在、今日中國、“文化大革命”、如何在農村收集歷史資料等等，每講一個課題，我都花費了很大精力去準備。和在國內講課不一樣，除考慮事實的準確性外，還要考慮表述方式，以使西方學人能夠容易接受。

在我講課或演講時，他們愛提中國今日的各種政策，如人口政策、宗教政策、知識分子政策、臺灣問題等，并要我談自己的看法，不要講官方看法，我這些年來閱讀英文《中國日報》,經常到農村考察，深入觀察現實，對黨的各種政策的實施情況有所了解，使我不費力地可以回答所提的問題。

俗話講，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每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豐富文化，我對西方社會認識和未出國門時不一樣了，他們也激發了我對許多歷史和現實問題的研究興趣。做為一個教師怎樣促成學生獨立思考，在西方教育中是很突出的。著名的高等學府就是要培養獨立思考和不受當時偏見和成見影響的科學精神，這是非常明顯的。

五

南開的聲譽和學風是一代一代人鑄成的，我在南開歷史系生活工作了半個世紀以上，和南開結下了不解之緣，南開的奮進和踏實精神深深影響著我，我也以此教育青年學子。

我的名字和南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我常想不能辜負南開對我的期待，一定要為南開爭光。從20世紀80年代初，我成為中國哲學規劃組成員，整整工作了20年，從1986年起又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工作了10年，在歷史領域中增添了新的思想和認識。

因為南開在國際上的好聲望，我和國外的學者有較多的來往，抗日根據地這一課題是學術界所關注的，如能將中外學者聚集一起，交流研究成果，是件有意義的事情，于是決定召開這方面的國際學術討論會，第一次舉行于1984年8月，我的主題報告為《論華北抗日根據地發展經濟的道路》,第二次舉行于1991年8月，我的主題報告為《抗日游擊戰推動了抗日戰爭的歷史進程》。這兩次會議都很成功，南開大學是抗日根據地研究的重要陣地，得到普遍承認。

無情歲月把我推向老年，成為老教師。以老師身份，我于1999年3月主持了《明清以來中國社會國際學術討論會》,講了這次會議召開的意義，并作了總結發言。

我鞭策自己，勇往直前。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學術研究是無限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我的座右銘。

原載南開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南開學人自述》(第一卷),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