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啊萍供奉的谷壽夫，在南京受審時差點逃走，兒子被我國空軍擊斃

2022年夏天，南京玄奘寺的一間偏殿突然成了全國輿論的中心，幾塊不起眼的牌位，讓人們再次想起八十多年前那場血雨腥風。南京方面的通報提到，供奉牌位的吳啊萍在了解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后，心理受到極大沖擊，長期難以走出陰影，試圖借宗教來“化解”。

從精神醫學角度看，個別人因為經歷或了解到極端慘烈的事件，出現焦慮、失眠甚至人格上的回避反應，并不罕見。只是，將侵華日軍戰犯當作“超度對象”，這種極端而荒唐的選擇，既違背常識，也觸碰了社會的底線，自然要承擔相應的法律和道德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那幾塊牌位上的名字，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與南京大屠殺直接相關的軍官。其中，被點名最多的，就是日軍第六師團師團長谷壽夫。這個名字，在南京大屠殺的史料中出現的頻率極高，卻多年被一些人刻意淡化。

有意思的是，玄奘寺風波曝光后，不少中年讀者重新翻檢舊書，才驚訝地發現：原來這名戰犯不但在南京負有直接責任，在戰后南京受審時還差點“詐死脫逃”，他的兒子也在中國上空被擊落，死于中美空軍的聯合作戰。

一、玄奘寺風波牽出的名字

玄奘寺事件的調查結論顯示，吳啊萍長期反復閱讀南京大屠殺相關材料，心理負擔越來越重。她在接觸佛教后，以為通過供奉牌位、誦經“超度亡靈”，就能消除內心恐懼，卻將加害者與受害者混在一起，完全背離常理。

這件事之所以引發強烈反應，一個關鍵原因在于，南京大屠殺并不是抽象的名詞，而是有具體責任人的慘案。1937年冬天，第六師團首先攻入南京城，短短十幾天之內，制造了難以計數的殺戮和暴行，留下了大量文獻、照片和證詞。在這些材料中，“師團長谷壽夫”四個字被一再點名。

說到底，戰犯能不能被所謂“原諒”，不是某個個人可以自作主張的事，更不能靠一塊牌位來“洗白”。要理解今天人們的憤怒，繞不過去的，是對這個人的前半生，以及他所率領的那支部隊的了解。

二、從矮個少尉到“熊本師團”長

谷壽夫生于1882年，家在日本岡山縣農村，出身普通。明治維新之后，日本社會流動渠道有限，對于底層青年而言，參軍大致是唯一能改變命運的道路，再加上軍國主義和武士道思潮盛行，他從少年時代起就把“當軍官”當成目標。

遺憾的是，他身材極矮，成年后也不足一米五，在講究體魄和氣勢的舊日軍體系里，這無疑是一大硬傷。為了彌補天然劣勢，他拼命讀書，最終考入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靠成績勉強站住腳跟。

舊日軍內部對“弱者”向來充滿歧視，軍校學員之間的欺壓極為普遍。身高矮小的谷壽夫在校期間，經常遭人奚落、使喚，心理上留下很深的陰影。后來他當上軍官后，為了樹立“威嚴”，養了幾條兇猛的軍犬，下達命令時故意把狗牽在身邊，用這股“兇相”震懾下屬，這種行為，在不少回憶錄里都有零散記載。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交戰雙方為了爭奪在中國東北的權益，在遼東、東三省展開激戰。清政府宣布中立，卻幾乎無法約束俄日雙方的行動，戰火在中國領土上肆虐，村鎮被毀，平民死傷慘重，據當時的不完全統計，死亡中國平民在兩萬以上。

這場戰爭中，谷壽夫以步兵少尉身份參加作戰，因沖鋒表現兇狠獲得中尉軍銜。對他個人而言，這是第一次在中國土地上參與戰爭；對中國百姓來說，這卻意味著新一輪的燒殺搶掠。可以推測，在那段經歷中，他逐漸形成了一種危險的想法——對手之所以屈從，是因為“殺得夠狠”。

戰后，日本著手總結“近代戰爭經驗”，從眾多軍官中挑選少數人進入陸軍大學深造。谷壽夫憑借前線戰功和考試成績，被選入這所被視作“軍界最高學府”的學校，并以第三名的成績畢業，這為他日后躋身高層打下了基礎。

畢業后，他曾被派往英國駐外，使館擔任武官。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到西線前線實地考察，見到的是規模空前的工業化屠殺——塹壕戰、炮火覆蓋、毒氣襲擊。受這種“總力戰”觀念影響，他在回國后擔任陸軍大學教官時，多次對學員強調：在對敵追擊階段，搶掠和暴力可以“鼓舞士氣”。有學員在筆記里記下他的一句話：“追擊勝敵之時，不必過分束縛部隊行為。”這句話的含義，不難想象。

1928年，國民革命軍發動第二次北伐，準備統一全國。為了維護在山東半島和東北的既得利益，日本武裝干涉北伐，制造了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當時谷壽夫任第三師團參謀長，再次率部踏入中國。濟南城內的大規模殺戮，讓日本國內輿論一度震動，中國方面統計軍民傷亡在萬人以上。

從日俄戰爭到濟南慘案，谷壽夫的軍旅足跡，一次次踩在中國土地上。對一個軍人來說，本應從戰爭中理解生命的代價，他卻在一次次“勝利”中，進一步確信武力和恐怖是迫使對手屈服的捷徑，這是后面悲劇的重要心理根源。

1937年“七七事變”后，全面抗戰爆發。此時的谷壽夫，已經升任第六師團師團長，所部隸屬于華北方面軍。第六師團的番號之外，還有一個廣為人知的稱呼——“熊本師團”，因為其主要兵源來自日本九州熊本及周邊地區。

熊本地區自古民風彪悍，當兵被視作當地青年成名立業的重要途徑。自甲午戰爭起，第六師團先后六次被派往中國戰場，每次都留下血腥記錄。可以說，這支部隊既是日本陸軍中有名的“老牌勁旅”，也是侵華戰場上臭名昭著的屠殺主力。

1937年9月14日，第六師團越過永定河，猛攻保定、正定一線。戰斗結束后，當地被毀村莊與平民傷亡數字觸目驚心，中國方面的材料記載，僅這一階段，被殺害群眾就在九千人以上。然而，對谷壽夫來說，這只是他的“戰績清單”上的一行，并未引起任何反思。

隨著戰爭推進，日本原本幻想的“三個月滅亡中國”計劃破產，上海戰場遲遲無法收尾。中國方面投入七十余萬兵力，抵死苦戰，日軍陸續增援九個師團仍難以迅速突破。戰局陷入僵持，東京內部圍繞“是否繼續擴大對華戰爭”爆發爭論，一派主張收縮戰線，集中精力對付蘇聯；另一派則認為，應抓住機會迅速拿下南京，逼迫中國政府屈服。

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第十軍司令官柳川平助，都是主張擴大侵華、攻占南京的積極推動者。巧妙的是，在正式命令下達前，柳川就已經擅自下令各部向西追擊，準備繞開正面陣地，直撲南京。

在這支追擊部隊中，第六師團充當了“尖刀”。他們從上海附近一路追擊至廣德、泗安等地，強行向南京方向推進。迫于前線實際情況，日本參謀本部不得不取消原定的“制令線”，等于默認各部向南京推進，戰爭因此邁向新的臺階。

1937年12月5日，第六師團抵達南京城南外圍，被指定主攻中華門一線。這里由國民革命軍第88師和第52師堅守，雙方在城下展開近距離血戰，城墻被炮火撕裂，攻守雙方都付出高昂代價。12日傍晚，中華門被攻破，第六師團成為最早沖入南京城的日軍主力。

進城后不久，谷壽夫下達了一個極其危險的口頭命令——在數日之內，不再嚴格執行部隊紀律，對士兵的搶掠和報復“從寬處理”。在不少幸存者和戰犯回憶中，這被視作“解除軍紀”的信號。對于手中握著槍、長期被仇恨灌輸的士兵來說，這幾乎等同于得到可以為所欲為的許可。

接下來十多天里，南京城經歷了人間地獄般的景象。大批已經放下武器的被俘軍人被綁縛押往江邊、郊外，以成排射擊或刺刀刺殺的方式集體處決，尸體被推入江中或填入深坑。第六師團一名炮兵軍官在12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今日鎖拿千余名俘虜，于城外一并處決，隊中諸人初見此狀，亦感震動。”短短幾句，已可見當時殺戮規模。

對于普通百姓而言，所謂“難民區”原本是唯一希望。按照國際慣例，交戰雙方不得進入由外國機構設立的中立地帶。然而，日軍士兵多次闖入這些區域，將躲避戰火的男女老幼拖走，有的當場槍殺，有的被押往城外，生死不知。無數女性遭到輪番侮辱，有孕在身的婦女被刺刀剖腹，僧人被迫參加暴行，不從者遭肢體殘害，這些情節，在戰后多國的證詞中反復出現。

第六師團第45聯隊步兵中隊長田中軍吉，被當時的日軍內部報刊吹噓為“勇士”。新聞報道中不加掩飾地寫道，他在南京城中揮刀砍殺數百人，將殺人視作“試刀”。這些原本用來炫耀武力的報道，在戰后卻成了證明屠殺事實的重要證據。

南京大屠殺持續數周，第六師團在城中駐留十余天后被調往其他戰線。就職責和職務而言，谷壽夫作為師團長，對部隊的行為負有直接指揮責任。更嚴重的是，他不僅沒有制止暴行，反而以“寬松紀律”方式刺激士兵的兇性，這一點，在許多審判文件中都有明確記載。

三、戰場報應與雨花臺槍聲

南京屠城的消息迅速傳出。由于當時城內還有外國使團、教會組織和記者，他們冒著危險記錄下所見所聞，通過照片、日記、報告傳往世界各地，形成了第一批關于南京大屠殺的現場記錄。國際輿論對日本的批評越來越強烈，日本政府為緩和壓力，只得把松井石根、谷壽夫等人從前線調回，安排在后方擔任閑職。

此后幾年里，谷壽夫并未再直接指揮前線作戰，但仍在軍中擔任要職。隨著戰爭范圍不斷擴大，他期待再次被派往中國戰場的愿望，始終沒有實現。相反，太平洋戰局一步步惡化，日本軍隊節節敗退。

1944年11月9日，對他個人和家庭來說，是一個特別的日子。這一天，湖北赤壁上空出現了短暫而致命的一幕。中美混合航空團第五大隊正在執行巡邏任務，大隊長盧譽標在云層間發現一架日軍軍用飛機后，通過機內電臺喊了一句：“咬住他，別讓跑了！”僚機回應簡短：“明白！”

經過追擊和射擊，那架日機在赤壁附近被擊落，機上包括參謀在內的數人當場喪命。事后確認，遇難者之一正是谷壽夫的兒子谷隼夫。這個出身軍官世家的青年，先后就讀陸軍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被視為“科班出身”的前途人物，一直在后方司令部擔任參謀。當日他搭乘軍機從武漢飛往衡陽，準備赴第十一軍任參謀，不料途中被中美空軍聯手擊落。

對于一個把“軍功”和“家族榮譽”看得極重的父親來說，親生兒子死于中國上空，既是噩耗，也是某種諷刺。侵略戰爭最終把子弟也推上了絕路，這種報應，并不需要過多修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發表廣播，宣布無條件投降。按照盟軍的戰犯處理原則，策劃發動戰爭的甲級戰犯交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直接在各地實施屠殺、虐待戰俘的軍政人員，則列為乙級、丙級戰犯，由受害國自行審判。谷壽夫因為在南京大屠殺中的角色，被列為乙級戰犯，押送至中國。

國民政府在南京設立軍事法庭，對包括谷壽夫在內的戰犯進行審理。公開審判分為幾個階段推進，庭審記錄至今仍保存完好。開始時，他選擇完全否認，一口咬定“南京沒有屠殺，部隊紀律嚴明”。當審判長問道：“你可曾聽聞第六師團在南京殺害平民、處決俘虜？”他回答：“從未聽說。”

法庭隨即傳喚證人。幸存的中國軍人、普通市民、教會人員以及曾在南京的外國人先后出庭作證，共計八十余人。他們講述自己親眼所見的屠殺場面和親身遭遇，有人描述家人被帶走后再未歸來，有人回憶自己如何從尸堆中爬出，有人當場展示傷疤。面對這些細節，否認已經變得十分困難。

在證據一步步堆疊之下，谷壽夫改變策略，把責任推給其他部隊。他辯稱，當時攻城的不止第六師團，還有114師團、16師團、18師團，“事件”主要發生在別的部隊控制區域，與第六師團無關。言下之意，是試圖把自己從南京大屠殺的核心責任中摘出來。

法庭隨即出示新的證據：中華門外萬人坑中挖出的大量頭骨，有的被利刃從中劈開，有的在頭頂留下刺刀貫穿的痕跡。還有外國人拍攝的照片、影像資料，以及日軍自己拍攝的“戰果”照片、報紙報道。審判長追問：“那些遺骸埋在你師團防區附近。別的部隊會舍近求遠，把被害人運到你轄區埋葬嗎？”這一句，幾乎堵死了他甩鍋的空間。

見推諉無效，他又搬出“軍人服從命令”的老話，聲稱“只是奉命作戰”，不應該為“戰略決策”負責。然而，根據當時已經生效的國際法，職業軍人不得以服從命令為由，逃避對侵略戰爭和屠殺行為的責任。更何況，他不僅沒有約束部隊，反而以縱容方式刺激下屬的殘暴行徑，這一點本身就構成重罪。

就在軍事法庭準備宣判之際，一件離奇的事情發生了。1947年3月的一天深夜，南京國防部軍法司特勤組少尉邢子健剛準備休息，突然接到電話通知，說關押中的谷壽夫“突發高燒，心力衰竭，出現瀕死癥狀”，已被送往城郊的一家教會醫院。

按理講，如此緊急的病情，應該就近送往條件更好的國立醫院，偏偏繞道去了郊外，這一點讓邢子健心中存疑。不過，他還是立即趕往醫院。等他到達時，值班醫生已經宣布“死亡”，尸體被蓋上白布，準備于次日由專家檢驗。他掀開白布，看到對方瞳孔放大、呼吸停止，只得照程序向上級報告，并按指示將尸體送入太平間暫存。

離開醫院的路上，他越想越覺得不妥：其一，重犯突然病情惡化，毫無線索；其二，送醫路線明顯繞遠；其三，院方顯得過于“干脆”。出于職業敏感，他決定折返醫院再看一眼。

當他重新出現在醫院時，看守所副所長畢尚清顯得有些意外，問了一句：“邢少尉，怎么又回來了？”邢子健隨口搪塞，說肚子不舒服想找醫生看看，隨后趁機前往太平間，單獨查看尸體。

在昏暗的房間里，他再次掀開白布，觀察片刻，正準備蓋上時，無意伸手碰到了“尸體”的大腿，竟然感覺到明顯的溫熱和柔軟。一個真正的死者，在幾十分鐘后仍然沒有任何僵硬跡象，這顯然不合常理。他當即意識到問題嚴重，馬上向上級匯報，并悄然調來一支士兵，埋伏在醫院周圍。

午夜時分，幾道黑影摸向太平間門口，試圖潛入。守軍在信號發出后開火，將來人當場擊倒。經過審訊，很快查出背后根源：谷壽夫被押解來華后，他的原部下河野滿等人一直在暗中活動，從日本經朝鮮輾轉潛入中國。他們通過長期為日本服務的朝鮮籍特務李長美，買通了南京小營戰犯拘留所副所長畢尚清。

按照預先約定的計劃，畢尚清將一粒特制藥丸交給谷壽夫。藥物可以在短時間內讓人呈現類似死亡的狀態：呼吸和心跳極度微弱，瞳孔散大，但在藥效結束后逐漸恢復。河野滿等人準備在“死亡”當夜潛入太平間，把他悄悄轉移出去，等待時機再送回日本。

這個計劃設計得頗為周密，卻栽在一個多想一步的軍官手里。邢子健的懷疑和臨時折返，打亂了所有安排，使得這場精心策劃的營救變成一樁“詐死未遂”的笑柄。可以想見，如果這樣的戰犯真被救走，一旦形勢變化，軍國主義殘余勢力極可能借他“東山再起”，后果不堪設想。

陰謀敗露之后，軍事法庭很快恢復程序。1947年3月10日，南京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宣判：谷壽夫“應予科處極刑”。3月25日，國民政府批準執行死刑。次日，行刑令正式下達。

在等待最后執行的短暫時間里，他寫下了一封給妻子的遺書，表示“直到被處決，也不認為自己有錯”，只是敘述“盡力而為，終遭槍斃，感到遺憾”，并附上一首有關“櫻花凋零”“化為淤泥”的詩句，表示希望“中國不再憎恨日本”。這些字句，比任何辯解都更清楚地說明，他從未真正意識到自己在侵略戰爭中的罪行。

行刑那天，押解車開往雨花臺的路上，圍觀群眾把道路兩側擠得水泄不通，許多人從清晨就守在路邊，只為親眼看一眼這名曾經的指揮官。押到刑場時，谷壽夫已經腿軟，幾乎站立不穩，只能由憲兵架著前行。

負責執行任務的南京國防部警衛一營營長鄧建中多年后回憶說，曾經短暫地想讓行刑過程“多一點痛苦”，以示懲戒，但轉念一想，還是決定按規定“一槍了結”。隨著槍聲在雨花臺回蕩，這個在中國土地上制造了無數慘案的人，結束了他的生命歷程。

從1904年踏上東北戰場，到1937年指揮“熊本師團”攻入南京，再到1944年兒子在赤壁上空被擊落，最后在1947年雨花臺前倒地，這條曲折而冰冷的時間線，串起了一個戰犯的前后命運。檔案、證詞和遺址，把這些節點固定在歷史之中，也把侵略與審判的因果關系，清清楚楚地留給了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