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譽錦 文思遠 郭鼎元 龔為綱 | 呆呆殺豬宴：一場數字時代的集體行動與情感連接

呆呆殺豬宴：一場數字時代的集體行動與情感連接

王譽錦文思遠郭鼎元龔為綱

2026年的1月，一個網名叫“呆呆”的女孩在抖音上意外走紅，起因是呆呆1月9日發布了一條視頻，視頻內容是她家1.11號要殺豬，但擔心自己的父親年邁按不好豬，所以在網上發視頻說請人幫忙來按豬，同時也能夠幫她撐撐場面，她可以免費請幫忙的人吃殺豬飯。呆呆一開始也沒想到會有這么多人來，還準備將要來的人拉入微信群。但隨著視頻流量的擴大，要來幫忙的人超過了一個普通人能夠控制的范圍。網友們在評論區說“呆呆闖禍了”，但仍然抱著一種“看熱鬧不嫌事大”的心態參加呆呆的殺豬宴。有的網友認為，這樣能夠為呆呆制造一場獨特的回憶，認為呆呆幾十年后回憶起現在還是會覺得很難忘。彼時呆呆在短短兩天內上漲了200多萬粉絲，截止2月6日，呆呆的粉絲數已經到達271.4萬。

在數字時代，諸如此類“一夜爆紅的”的現象還有很多。本文試圖結合數字時代的網絡集群現象與情感連接的視角做出解讀。

一、連接性行動：數字平臺重塑集體參與的邏輯與體驗

“呆呆殺豬宴”就是一場典型的、在互聯網時期的集體行動。人們并不僅僅只是在線上參與，更是將這種參與延展到了線下行為當中。Segerberg等學者將這種鏈接方式稱之為“連接性行動”（Connective Action）。

傳統的集體行動依賴于資源雄厚的組織，如政黨等來作為中介，通過層級化的管理來動員成員并協調目標。而在數字網絡中，通信過程本身就構成了組織結構的一部分，使得行動能夠跨越傳統的組織邊界進行自我協調。數字媒體作為“組織代理人”（Organizing Agents），也就是一個承接行動的平臺，不再僅僅是傳遞信息的輔助工具，而是取代了傳統組織的中間化過程。這些技術機制能夠自動校準參與者之間的關系，在無需中心化領導的情況下實現大規模的協同，從而使通信網絡本身就成為了一種靈活、可重組的組織形式。

網絡的集體行動在“呆呆殺豬宴”這個事件當中，呆呆只是一個內容的發出者，當這條抖音發出后，就未必再能受到發出者本人的制約。原本的呆呆只是希望能夠叫少數的網友來幫忙，最后卻擴大到難以掌控的地步。在這其中，平臺作一個代理人的角色，將這條消息首先推送給重慶合川周邊的人，讓人們得到信息后自行決定采取行動，而非由事情的發出者決定是否能夠參與。雖然呆呆也有一定主體性，但是哪些群體最終收到了消息，哪些用戶最終會被邀請參與到討論當中是由平臺決定的，而不是由呆呆決定的。例如呆呆直播間的用戶構成主要以30-41歲、在重慶四川地區的男性為主，占比達76.1%，這意味著主要畫像人群更有可能被推動到這個議題的進程中，而對于其他群體似乎變得有些無關緊要。在這場集體行動中，呆呆雖然是發起者，但算法才是真正的“策展人”，它通過用戶畫像完成了社會動員。

連接性行動作為一種新興的集體行動類型，其核心特征在于“分享”這一構成性行為，以及對個性化行動的依賴。與傳統集體行動要求參與者認同高度統一、排他的集體身份不同，連接性行動的框架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它允許個體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和價值觀對問題進行個性化詮釋并進行分享。在這種邏輯下，由于參與和自我表達本身就帶有內在的認同獎勵，行動不再需要高昂的社交動員成本或強力的集體壓力。這也就意味著在這個行動者網絡中，尤其是在呆呆最初創造的網絡當中，不存在誰的影響力更大或者誰控制誰。作為發出者的呆呆，作為一個普通人對于引導流量本就毫無概念。于是在線上的討論過程中，則形成了不同的群體：一是制造“梗”的人群，在這里“梗”的含義擴大化了，像一種娛樂化的口號，被人重復，最后形成針對于某事的印象；在呆呆事件當中體現為稱呆呆“闖禍了”的網友，所謂“闖禍了”其實只是概括了事件中較為戲劇性的部分。二是祝福的人群，對呆呆好運的祝福，希望這次集體的活動能夠給呆呆創造終身難忘的回憶。三是指導者，主要內容在于給呆呆出謀劃策，比如在爆火初期，就有網友建議呆呆及時向合川文旅報備相關情況，以做好后續相關措施。四是總結者，總結者會對整個事件情況進行總結，但這種總結往往會從個人的視角出發，比如有人認為呆呆的爆火是因為其淳樸性，而有眾多人群懷念這種淳樸。

由于鏈接的平等性和隨機性，連接性行動不一定以組織為導向，也不一定以利益為導向，而首先是以信息為導向的。算法需要給對應的群體推送信息，如果沒有這一步也未必能夠形成一場集體行動；基于該信息背景，人們再從各自的理性角度判斷應該采取的行動，比如距離較遠的網友就不會線下奔赴，而是選擇線上提出意見或送出祝福。然而，雖然在采取行動的過程中確實需要理性的計算，但促使人們采取行動的不一定是理性，而是感性的因素，比如奔赴殺豬宴的網友們，其能夠得到的回報可能遠遠小于花費在上面的時間成本，相較于驅車去吃免費的殺豬宴，人們更加享受的是“湊熱鬧”本身的過程，正如有些網友所說的：“享受的是這種大家互幫互助、井然有序地讓殺豬宴進行下去，最后一起坐在桌上吃飯，享受共同吃飯的感受”。人們渴望的是不論身份地位，大家齊心協力幫助他人完成心愿的過程，是享受將不起眼的日常點滴聚少成多變成大事的參與感。這種參與感和互幫互助的精神也體現在了線下的參與當中。

網友認為呆呆之所以爆火是因為其最初是出于善意和真誠而發出的邀請，網友也是自發地動員起來去參加殺豬宴，最后的結果也是在民警、政府、村民的通力合作下完成的，是一種自發性的行動。只不過這種行動在線下的時候被規范了，線下參與的人們在參與過程中也依舊在互相幫助，比如自覺遵循當地政府的引導，幫忙布置場地、分發碗筷、當作廚師等等，還有當地企業、居民和政府提供豬和柴火，這種相互幫助賦予了人們參與這種集體行動的意義，即使當下越來越原子化，但人們還是終究渴望能夠鏈接在一起，分享同一頓飯，創造同一個記憶。

二、被呼喊的地方政府：為何評論區紛紛艾特文旅局？

在呆呆爆火這一事件中，人們已經注意到地方政府在這其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而從網絡的在線評論來看，也可以看出公眾對服務型政府的特定期待。

表1 呆呆直播間評論中前30共現高頻詞統計

文旅相關共現高頻詞

頻次

文旅相關共現高頻詞

頻次

政府相關共現高頻詞

頻次

政府相關共現高頻詞

頻次

合川

511

當地

48

文旅

84

聯系

23

明天

212

愛心

47

交給

53

處理

23

捂臉

199

一天

46

合川

51

現在

22

交給

125

活動

40

捂臉

50

不住

21

呆呆

119

自己

39

一下

49

旅找

19

流量

103

繼續

39

流量

49

必須

16

接手

96

粉絲

36

明天

37

問題

15

安排

95

不要

36

不要

36

15

可以

85

宣傳

36

接手

33

已經

15

殺豬

84

聯系

35

可以

32

主播

15

一下

81

直播

35

呆呆

32

直接

14

對接

67

趕緊

34

安排

30

交接

14

比心

62

大家

33

出面

28

當地

13

58

直接

33

比心

25

不是

13

政府

51

今天

33

自己

24

殺豬

13

通過對呆呆在直播時網友的評論進行分析，可以發現，“文旅局”是網友主要呼喚的對象，其受關注度遠超其他傳統執法部門。數據分析結果還顯示，“交給”、“接手”、“安排”等動詞的高頻出現，量化了網友主動向公權力讓渡活動組織權的心理傾向；而“流量”與“合川”的緊密關聯，則揭示了民間輿論與官方在注意力經濟下的合謀——公眾渴望通過政府的介入，將一場私人狂歡秩序化、合法化，并最終轉化為地方的公共收益。

依照詹姆斯·斯科特關于“逃避統治”的經典論述，處于傳統鄉土秩序與現代法律邊緣地帶的大規模民間聚集，往往本能地傾向于隱匿，以規避科層制權力的注視與規訓。然而，此次事件呈現出一種截然相反的特征。在算法分發的評論區內，大量網友并未試圖隱藏這場可能涉及食品安全與交通秩序隱患的聚會，反而高調地通過“艾特”功能，將當地文旅、公安及市場監管等職能部門拉入現場。這種主動請求國家權力介入私人生活領域的行為，是本段試圖剖析的核心謎題。

根據我國《大型群眾性活動安全管理條例》的規定，預計每場次參加人數達到1000人以上的活動需提前20日向公安機關報備。然而此次呆呆殺豬宴事發突然，網友出于風險考量，提醒呆呆完成相關報備手續，本是無可厚非的理性建議。但讓人思考的是，網友頻繁 “艾特”合川文旅局，試圖將這場原本的私人殺豬宴賦予官方文旅節慶的性質，便折射出公眾潛意識里并非渴望被“管治”，而是渴望被“服務”。這顯示出民眾潛意識里對政府職能的期待發生了轉變：政府不再僅僅是威嚴的管理者，更被視為公共服務的“兜底者”和秩序的“供應商”。這種互動顯示出，公眾對于權力的態度早已超越了簡單的服從或對抗，轉而進入了一種更加復雜的利用與協商階段。

更需要警惕的是，此次殺豬宴因流量爆紅成為網絡熱點，最終僅提前兩天便完成了報備與審批流程，這是典型的因流量而打破法定報備規則的破例行為。這種特殊化處理，實則埋下了治理導向偏差的隱患：若政府在公共事務管理中，因某一事件的流量熱度便突破法律規定的審批流程與時間要求，任由流量成為治理的標尺，而非嚴格依照《大型群眾性活動安全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開展工作，久而久之，便會形成“流量至上” 的治理邏輯，讓依法治理的原則讓位于短期的流量關注，最終損害公共治理的規范性與嚴肅性。

面對民間發出的熱情召喚，官方權力的回應速度與姿態同樣耐人尋味。這早已超越了傳統的行政履職范疇，呈現出一種鮮明的擬人化特征。在馬克斯·韋伯經典的科層制論述中，現代行政體系本應是理性、非人格化且帶有某種冷峻距離感的機器，但在高度媒介化的數字場域里，這種刻板面孔正面臨失效的危機。為了在算法主導的注意力市場中爭奪一席之地，各級政府賬號被迫脫去嚴肅的制服，打造具有鮮明人格特性的人設。

比如在此次事件中，合川文旅局在事件中的迅速接梗與線下服務受到網友們廣泛好評，被稱作“接住了這潑天富貴”。這種轉變本質上是政府部門在公共治理中引入了情感勞動。正如霍克希爾德所言，情感的管理與表達已成為服務型工作的一部分，如今這一要求延伸到了政務新媒體。我們看到，無論是文旅部門的聽勸與寵粉，還是公安、海關賬號用幽默段子來普及法律紅線，官方都在努力通過降低身段來消解權力的壓迫感。這種策略性的示弱與賣萌，試圖在原子化的網絡社會中重建一種基于情感共鳴的軟性連接。治理不再僅僅依賴剛性的法規條文，而是越來越多地借助情緒價值的輸送，讓公權力以一種更具親和力的方式嵌入日常生活的紋理之中。

在財政壓力與城市競爭加劇的背景下，流量不僅僅意味著熱鬧，更直接轉化為地方形象資產與潛在的經濟收益。在這種語境下，政府部門的角色發生了微妙的混同，他們既是公共秩序的守夜人，又是城市品牌的超級推銷員。從各地文旅，到各地公安，海關，食藥監等各個部門，官字號的新媒體賬號已經成為短視頻平臺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至少在表面上，我們的政府正在經歷一場前臺化表演的轉型。

然而，這種“官方下場”的行為存在一定隱憂。當行政權力的運行邏輯過分遷就算法規則時，我們必須警惕另一種極端的出現。例如，在2025年底的“南通文旅”事件中，面對關于“吸毒人員查驗記錄封存”的法律爭議，南通文旅官方賬號為了迎合網民情緒，在評論區留下一句極具諷刺意味的“哪家的少爺又吸了”。這句充滿市井戾氣與陰謀論暗示的“抖機靈”，瞬間引爆了輿論。雖然它短期內為賬號贏來了數百萬粉絲的狂熱追捧，被網友奉為“最強嘴替”，但這種角色的錯位卻是致命的。

一個本應代表嚴肅治理形象的公權力機構，為了追逐“網感”和點贊，不惜消解法律的嚴肅性，甚至以一種“反體制”的姿態來收割體制外的流量。做好政府宣傳本無可厚非，但值得擔憂的是形成一種新時代的“按鬧分配”——鬧指的是“熱鬧”。當算法成為調動行政資源的指揮棒，流量便成了獲取公共服務的各種隱形門票。在呆呆的家門口，警力充沛，服務周到，但這并非因為那里的治安風險客觀上最高，而是因為那里的攝像頭最多。如果行政機關習慣了只圍著熱搜轉，那么治理就變成了一場表演。這會導致一種危險的傾向：似乎只要聲音夠大、情緒夠烈、點贊夠多，就可以凌駕于程序和規則之上。同時，這種互動模式無形中將政府推向了“全能保姆”的尷尬位置。一旦公權力介入了私人領域的吃喝玩樂，公共責任的邊界就被無限模糊了。這種權責關系的錯位，最終會制造出一個不堪重負的“無限政府”。如果每一次民間的熱鬧都需要行政力量來兜底，那么政府將陷入無窮無盡的瑣事纏斗中，而公眾則會逐漸喪失對自己行為后果負責的底氣。一個健康的現代社會，不應該只有無處不在的攝像頭和必須在場的公務員，更應該包含成年人獨立承擔風險與責任的成熟心智。政府本應是社會長遠利益的規劃者和公平正義的守夜人，但在流量的裹挾下，它將被迫變成一個時刻緊盯熱搜榜單的救火隊員。長此以往，行政體系的議程設置權將被算法讓渡，長期的制度建設會讓位于短期的輿情應對。這對于公正的法治社會的建設，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三、流量下的模仿與變形：網紅跟風模仿

殺豬宴火了之后，開始有大批量的網紅開始效仿，開始辦免費殺豬宴，以吸引游客前來，這并非完全是當地政府的舉措，而是這種蹭熱度的方式也是利用了那些想要去呆呆殺豬宴的人，最后因為距離原因沒去成的人。但這種殺豬宴并非當地政府之舉，而是網紅紛紛效仿的舉措。

其中湖南株洲的殺豬宴值得注意，首先是一位名為“燦燦子”的網紅，也以父親按不動豬為由，邀請附近地區的網友來參加殺豬宴，雖然原定在1月17日舉行，但是由于呆呆的流量，殺豬宴被迫提前，到最后殺豬宴也變了味，成了“湖南不能比不過重慶”的口號，最后人流太大而無法接待，殺豬宴在17日前被迫停止了。同樣在湖南株洲，另一位網紅“我是尹明”也打算效仿呆呆辦一場殺豬宴，一開始和村民協商借用場地舉辦殺豬宴，免費請全村吃豬。但因為后續在場地是否需要付費上沒有達成一致，場地主人在殺豬后索要場地費1200。最后村政府下場調查，對村民和網紅進行了調解。

這兩件事引起了網友的群嘲，前者是被網友嘲諷太想蹭流量，不真誠，最后草草收場；而在后面的事件當中，則認為村民太險惡。提到湖南株洲就會有網友留言“1200”或者“去那里要交1200嗎/帶1200夠嗎？”等評論，連同在這個村莊從前發生的輿論都被挖掘出來。也同樣有人在湖南株洲成功舉辦了殺豬宴，想要作為正面事件沖掉這場輿論，但仍沒有發揮較大的作用。最近，江西豐城又有一場殺豬宴發生了哄搶事故，使得各地殺豬宴紛紛叫停。

在這些案例當中，與合川政府不同，其他地區的政府并沒有承擔過多的職責，而是要求網紅們需要舉辦殺豬宴時提前報備。也就是說盡管網紅跟風，但各地政府并不打算以此為核心打造文旅城市，而網紅直播屬于個人行為，對被網紅吸引來的大量人群進行秩序管理屬于公共事務范疇，因此需要報備。在這次“呆呆殺豬宴”事件當中，除了合川政府本身以外，其他政府并不打算采取跟風。雖然網紅城市扎堆出現，但其行動上往往比較謹慎，主要是復制已經驗證為成功的經驗。而殺豬宴的風頭太過短暫，是否能夠作為成功經驗還有待考量。

而因流量而變質的殺豬宴，也受到了網友們的抵制。大大小小的博主為了蹭流量而競相舉辦殺豬宴，實則是為了迎合社交網站的流量規則。這也是互聯網平臺作為代理人的體現之一，真正想要依靠網紅流量賺錢的人，為了能讓瀏覽量、粉絲量能夠在短期內上漲，蹭流量就是網紅不得不去遵守的規則。這種流量話題只能持續很短的時間，然而對于這些以流量為生的網紅而言，短暫的漲粉已經足夠了。網友表示呆呆是因為其“真誠”才能夠吸引到如此多的粉絲，而其他為了流量而舉辦的殺豬宴，則失去了原本的意義。實際上，網紅的邏輯不僅僅蠶食的是跟風博主所舉辦的殺豬宴，就連呆呆本身的殺豬宴也被扭曲了。在一則有關“呆呆在殺豬宴后讓大哭網友幫母親收拾垃圾”的短視頻切片當中，網友評論轉向為“網友都幫你賺了這么多錢了收拾一下垃圾怎么了”，也就是從原本的祝福、幫助，轉向為一種對民眾捧紅的網紅的約束，從流量爆炸的一瞬間，一切都已經發生了改變。

四、對“本真性”的呼喚：視頻內容的時代訴求

回顧呆呆殺豬宴的整場事件，有這樣一個問題值得思考——“為什么是呆呆？”格爾茨在其《文化的解釋》中認為，人是懸掛在由其所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想要真正理解視頻爆火的合理解釋，也許應該重新回到此類短視頻及其所反映的生活情景對于大眾生活意義的探討上。“呆呆殺豬宴”及一系列的社會熱點的走紅，本質上是因為它們完成了一次社會公眾對于“本真性”的呼喚。

博主呆呆最初那條視頻的內容是如此普通，普通到只是一次日常生活中對于愿望的呼喚。但也正因如此，這種單純、普通的行為在文化深處卻觸碰了大眾對于“非功利連接”的原始渴望。人們在這些普通人身上看到的不是經過工業化精修的網紅模板，而是一種尚未被數字化完全異化的、帶有土腥味和體溫的真實，其背后則反映一種社會公眾在社會愈發原子化的背景下對具有共同經驗的鄰里關系的集體懷舊。

庫爾德利和赫普在其著作《現實的中介化建構》中指出，數字媒體從時間和空間上根本改變了我們對社會世界的理解。一方面，網絡使得用戶內心的聲音和想法得以被更多的人看見和理解，許多共同的記憶被激發；另一方面，事件本身所引發的爭議、討論、模仿，事件之外的推送機制的知識普及、流量話語體系的傳播以及部分不恰當的管控策略又使得網民們在狂歡之后開始懷疑事件的真實性。在這種情況下，網民對于互聯網內容的訴求已經超越了早期關于對其想法或愿望的迎合、對共識的認同，轉而在此基礎上開始關注這種迎合或認同背后動機的真實性與純粹性。

對于如今的網絡環境而言，部分社會公眾對于“后真相時代”內容剪輯手法的認識與反思使得其愈發關注事件本身是否足夠真實，或者說“看起來”足夠真實。社會公眾承認包括流量在內的利益敘事存在，也默認這種利益敘事及其背后的計算理性占據潛在的社會行動主導地位，但其同時也相信家庭溫情、鄰里互助、純粹善良等價值理性的存在，并且希望這種能夠對抗利益敘事的冷漠的敘事能夠得到更多的認同。于是，當話題內容本身足夠真實之后，公眾便樂于參與其中，從而為實現價值傳播提供自己的力量。然而，一旦話題本身所涉及的人或事件的真實性被打破，例如事件本身被揭示出或很大程度上被懷疑是一份劇本，或者人物本身的動機不再純粹，那么先前強大的輿論支持便會迅速倒戈與反噬。

“呆呆殺豬宴”事件的后續事件本身也印證了這一點，后續大量網紅組織或個人對其行為效仿的失敗，恰好反映出當下公眾對于事件真實性的呼喚。呆呆本身的無心之舉所創造的一場關于文化、民俗的集體行動，其靈魂是無法被復刻的，這也是其偶然性的根源所在。想要在懷有其他動機的情況下顯得沒有動機，必然只能淪為拙劣的模仿。

五、筵席散盡之后：對網紅集會行動的反思

基于被“本真”的召喚所產生的鏈接是更具有意義的，人們前往參與呆呆殺豬宴的原因并不是為了真正地吃殺豬宴，起初的目的是為了共同完成一個人的心愿，能夠共同合作分享喜悅，能夠與他人坐下來共享的飯菜和熱鬧的心愿。這種連接感被人們稱作很多東西，比如“年味”，實際上不過是以長期壓抑在現代生活的人群渴望能夠和他人相連接的過程。這種鏈接和我們與熟悉的家人鏈接不同，是一種與抽象群體的鏈接，在“呆呆殺豬宴”事件中體現為：我們所有人來這里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為呆呆“撐場子”。

這是一種超出于日常范疇的鏈接，人們在這里可以拋卻日常生活中的種種束縛，陌生人坐在一起聊天不用聊房貸、孩子的學費、催婚，所有的一切都被拋諸腦后，只用笑著說一句“你也來參加呆呆的殺豬宴嗎？”。所以“呆呆殺豬宴”本質上反映的是人們渴望一種超越現代生活環境的鏈接，人們相聚于此能夠坐下來聊天吃飯、共享喜悅，這種分享并不是與朋友和親人，而是和更廣范圍的群體進行鏈接；并且這種鏈接能夠造成現實上的改變，比如幫忙運送食材、作為幫廚，這些行為最終使得人們完成了一件重大的任務——讓成千上萬的人共襄盛會。

而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成千上萬的殺豬宴終將會結束，終有一天淄博的燒烤不再成為旅游熱點，游客也不可能年年都去觀看其他省份的足球比賽，人們在集會的瞬間，感受到了即時性的鏈接，這種鏈接讓人感到新奇，身處其中感受到了眾人同心協力的氛圍；而結束之后這種感覺逐漸消退，人們回歸到原本的日常生活中，所構建的連接性行動組織消散。

連接性行動是如此的不穩定，但這并不代表其不重要，它可能短暫帶動一個地方的GDP、推動公共議題的進程、甚至拯救生命。那在“呆呆殺豬宴”事件帶給我們了什么？是一場共同的宴席和回憶，我們并不否認這場連接性行動背后所帶有的真誠，但看到最后，最終剩下的，或許是一地垃圾、一個百萬級博主、不知何時會消散的感動以及人們對于網紅現象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