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黛 | 尋找往事里的母親

文 | 陳黛

我的母親去世于2020年12月12日，是在東北寒冷的冬天里難得的一個陽光明媚的上午。我在一片慌亂中，不知道將面對的是什么，對其后幾年給我的影響毫無準備。

2026年2月8日，是母親農歷生日，如果她還健在，正是90歲高齡。5年多來，時間和回憶在反反復復地相互拉扯，思念和痛苦并存在每一時每一刻，這種痛并不僅在于失去，而是在失去之后要面對的每個細節和點點滴滴，她的氣味，聲音，喜好和每個本應該有她的情景，時時刻刻襲擊著我。

陶淵明詩說：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待我到了這個年齡，回顧母親的一生時發現，我沒有真正理解過她，我自責在很多細節上對她的忽略。在異常難捱的5年痛苦期后才發現，醫治痛苦的良藥并不是時間，而是反思，是接納，是理解，是對生存的尊重。如此，懷念和愛都變得平和釋然，母親賜予給我的除了生命和世界，更多是讓我感受到對生的珍惜和對愛的理解。

母親的大學夢

莫言在他的文章里回憶他的母親時，記得她坐在梨樹下用棒槌捶打也才的情景，一邊辛苦勞作一邊哼唱著一支小曲。

他寫到：戰爭、饑餓、疾病，在那樣的苦難中，是什么樣的力量支撐她活下來，是什么樣的力量使她在饑腸轆轆、疾病纏身時還能歌唱？我在母親生前，一直想跟她談談這個問題，但每次我都感到沒有資格向母親提問。

我也同樣有過這樣的疑惑。她曾經經歷過什么？于是，母親離開后的轉年夏天，我和姐姐以及哈爾濱的表姐等一同去了她的老家以及她曾經工作、生活的地方。

母親的老家在位于吉林省西北部的通榆縣，這是一個鹽堿地區域，作為國家級貧困縣的歷史長達34年，我在這個縣城出生。從通榆縣驅車40公里去往東北方向的八面鄉，1970年我的父母一起被下放到此，母親在當地的八面小學教書，父親在郵電局，其后被借調到那個年代的特有機構“武裝部”工作。

八面鄉如今人口已經不足1萬人。如同大多數東北的鄉鎮一樣，隨著年輕人的離開，只有一些老人還生活于此，哪怕是鄉里最繁華的街道也充滿著荒涼和寂寥。

我的一個遠房表哥帶著我們，憑著他的記憶找到了當年的學校位置。學校的圍墻還在，早已是高危狀態，圍墻后面是一個垃圾處理站。圍墻內還遺留著一片“工”字形磚房教室，多數磚從中斷裂，磚房外墻上還能隱約看到當年的標語“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50多年過去了，我們不知道還能找到什么痕跡。

我仿佛看到50多年前的母親站在黑板前的樣子，她30出頭，梳著短發，她一筆一劃地在黑板上寫著板書，粉筆灰落在她的身上，手指被染成白色，她的短發上星星點點。在寒冷的冬季，下著鵝毛大雪，迎著冰凍刺骨的北風，她要去學校生爐子，準備學生早自習，一定很辛苦吧？

思緒中，正在整理垃圾的兩位男士問我們有什么事，我們說起母親曾經在這里教書的時間，年長一些的男士走了過來。

“你媽媽叫什么名字？”

“文淑蘭?！?/p>

“是文老師嗎？她教過我?。　?/p>

我站在他對面，突然間感覺呼吸困難，突如其來的驚詫，居然這么巧這么快就遇到了見過母親的人，她的學生！

我像記者一樣，一連串問了他很多個問題，我母親當時什么樣子？她教你什么課？她對學生是很和善還是很嚴厲？你印象最深的事情是？

也許是過了太長時間了，他并不能回憶起太多細節，他記得的就是短頭發，講課聲音很大，說話很清楚，最后，他訕訕地笑著說：“我那時候不愛學習，家里農活多，經常不來上學。”

“那你怎么一下子就能想起來她教過你呢？”

“因為那時候沒有幾個老師，文老師是下放來的，聽說還是大學生，我當然記得！”

確切地說，我母親是中專生，是省內一個師范學校畢業的。

學生時代的母親

我小的時候，周圍親戚鄰居家的女主人都是不工作的，在家做飯做家務養豬養雞養鴨照顧孩子。我家是少有的父母都有工作的家庭，這意味著母親在工作之余還要和其他家庭女主人一樣承擔繁重的家務。

我父親是大學畢業因為支援三線而到東北，成為少有的大學生之一。父親也做過幾年教師，輾轉數地，因為寫得一手好文章，還會寫漂亮的鋼筆字和毛筆字，很快調到政府部門。

父親的記事本里寫于1956年的文字

在老家時候，父母對我們的學習緊盯得近乎苛刻，“考大學”是他們認為的唯一出路。母親每次鼓勵我們時，會突然落寞，說起來她當年考上了一個西安的學校，能去讀大學，我外婆不希望女孩子走那么遠，最終她選擇了離家里只有幾十公里的師范學校只讀了中專。

離開了八面小學。我們沿著鄉里唯一的主街，見到一個特別的存在——在諸多現代品牌如“農夫山泉”、“公?！敝虚g，有點格格不入的“八面供銷社”。

八面供銷社

供銷社的門楣上漆著“發展經濟 保障供給”，房屋已經明顯下沉，拉開門要往下邁出深深的一步才算進來，這里流通的商品仍然保留著多年前的風格，帶有“喜”字的床單被套、粗布印花床單、保溫杯、搪瓷缸、帶提手的塑料暖水壺，讓我們在尋親之旅中仿佛回到了八十年代。

店主姓劉，在這里土生土長從未離開過。我們聊到他就讀過的八面小學，剛一提到我母親的名字，他拍了一下大腿，立刻站起來，興奮地揮舞著雙手：“你是文老師的孩子？她教過我呀，我一直記得她！”

老劉62歲，至今仍然清晰地記得52年前的文老師。他向我們描述了當年的母親：

“我們學校也就幾十個學生，還不固定，時常就有人不念了，所以老師要教好幾個年級好幾個班，有時候把幾個不同班的同學湊一起?！?/p>

“你媽媽語文數學體育，什么都教，她還教我們打籃球打乒乓球?！?

“我們那時候都喜歡聽你媽講課，她不光講書本上的內容，還給我們講其他的，她知識很豐富?！?/p>

“她走了之后，我們就不愛去上學了。”

我問起課本以外，她還講的“其他的”是什么，他撓撓頭，“大致就是寓言故事、名著之類的，對了，她教語文時跟我們講過《紅樓夢》?！?/p>

我的思緒一下子被帶回小時候，母親拿著大部頭書給我講《紅樓夢》、《水滸傳》的時刻，她大聲朗讀著詩詞，我聽得一知半解，時而走神。

就像美國詩人瑪雅·安杰盧曾說的那樣：人們會忘記你說過的話，忘記你做過的事，但永遠不會忘記你帶給他們的感受。

是的，母親做到了。

母親的逆境

母親做了一輩子小學教師，她曾經引以為傲的是，她是當年學校里最早被評定為高級教師的。因為常年站著講課的緣故，她的兩個小腿出現了嚴重的靜脈曲張，紅色青色的血管交錯在一起，根根畢現，老年時候嚴重影響了她走路。她去治療過幾次就不再去了，堅持說這是老毛病治不好了。

父母結束下放后，回到吉林省通榆縣工作。1983年，因為父親工作調動的緣故，我們搬到100多公里外的地級市“白城”，這個城市與內蒙相鄰，曾經有個美麗的蒙語名字“查干浩特”（蒙語意思是“白色的城”），這是我第一次到“大城市”，這里有縣城里沒有的公園，公園里有鴕鳥駱駝鸚鵡麋鹿等，讓我大開眼界。如今，這里是仙鶴的故鄉，被稱為“鶴鄉”。

事實上，到一個陌生的環境，意味著艱難再次開始。

因為工作調動，母親進入白城市一座小學繼續她的教師生涯。與以往不同的是，她此前的成績和得過的榮譽都化為零，在這里要重新開始。

學校把每個年級以學生成績來分班，有“尖子班”、“中間班”和“差生班”。外地過來的母親被分為“差生班”的班主任。

那幾年，父親經常加班和出差，母親每天回來都是筋疲力盡，嘶啞著嗓子。有一次，我聽到母親憂慮地和父親說，她教的差生班，如果一個都考不上重點初中可怎么辦，她很難接受這樣的結果，我不記得父親怎么勸慰她。

之后，她開始早來晚走加班加點。夏季她四點多起床，一邊備課一邊給我們準備早飯；在學校的一天，她經常拖堂，給學生布置繁重的作業，還要課后給她認為的好苗子開小灶補課；她回來得很晚，一邊批改自己帶回來的試卷和作業，一邊監督我們的作業；檢查我們作業后，又給我們修改和補課。就這樣日復一日。

彼時，我從縣城轉學到白城的小學，也被分到全年級最差的班級。因為這里是提前半年教完小學課程，最后半年用于復習和模擬考試，我在轉學中突然少了半年學習課本時間，以往一直品學兼優的我，常常對著試卷感到無助，對著窗外發呆，胡亂涂鴉。

那時候的我并不懂得諸如“梅花香盡苦寒來”這些道理，最終母親和我都收獲了回報。母親執教的差班有三個考入了重點初中，我和班里另一個同學也進了重點初中，我和母親的學生成了同學。

多年后的今天，我才意識到，母親和我都曾經處于那么一個同樣焦慮、同樣感到壓力和不公平的時期，只是我們都沒有意識到這種心理共鳴，更沒有交流過這種感受，只有默默忍受。

那個時期，在一個邊遠貧困的小地方，對于苦難、艱辛、貧窮以及不公，大家的選擇都是理所當然地接納，沒有抱怨，也沒有太多憧憬，因為我們都不知道未來是什么，沒有想象過一、二十年后翻天覆地的變化。

母親的從容淡然

母親離開的那個上午，我坐在她身邊，握著她的手，想親吻她一下，因為我從來沒有親吻過她——同樣，她也沒有親吻過我，從我記事以來。

事實上，作為母女來說，我們并不是太親近的。在老家的十幾年，讀書和生活的壓力，母親為工作和家庭的忙碌和辛苦，以及我們接受的傳統教育，從未被打開過感情的閥門，讓我們之間的親近和感情交流成為奢侈和羞恥，甚至于我們都不曾告知過對方“我愛你”。

從讀大學離開家，再到工作以后，為了蒼茫的前程，為了大城市里俗氣又必需的物質，為了虛無又確實存在的認可和榮耀，總是在奔走，每一次短暫幾天的相聚后都是長達數月的離別，兩地和心靈的距離，越來越遠。

就像李宗盛歌里唱的那樣：因為不安而頻頻回首，無知地索求，羞恥于求救，不知疲倦地翻越每一個山丘。

在回憶母親的諸多往事時，我知道了她曾經有過大學夢，她曾經愛好廣泛，又好強又堅強，她曾經心向詩和遠方，我又很疑惑于她為什么很少表達自己的情感和遺憾，甚至很少有喜怒哀樂，在眾人眼中她一直是一個從容淡然的人。

忙著翻越山丘的我，自然無法理解一直安靜、從容而淡然的母親。

我離開家在北京讀書的四年里，只收到過她一封信，這是在父親有事無法致信給我時才由母親親自提筆。而每次離別，都是在家門口打招呼告別，連一個擁抱都沒有過。

在工作期間，每次給她打電話，我們只是閑聊些我在哪里，在做什么，她今天做了什么吃了什么等日常話題。她從不過問我的工作、收入、感情、悲喜，而我問及她有什么需求，她的回答永遠都是沒有需求，不用惦念，不用回來。

晚年時的母親，有她很固定的作息和生活內容：一日三餐的安排，每天幾次散步，每天固定看的電視節目和電視連續劇，和親朋好友的固定聚會和問候等等。有時候我打來電話，常常感覺打擾了她這些必修課而感到不合時宜。

母親也會有主動社交。每年的教師節，她會邀請多年前的老同事老朋友、同一個小區里結識的老教師們，隆重地請他們吃飯，那一天的母親很開心很驕傲。

每年春節前，她會拿出她用了多年的本子，上面有通訊錄，有人情世故往來的記賬。她一個個打電話給她的兄弟姐妹遠親近鄰，幫助過她的人，她的老領導等，直到她去世前，她仍然保留著用座機打電話的習慣，給她買的手機成了擺設。我們每每跟她說現在大家都不打電話都用微信了，她堅持說打電話更正式一些。

不用微信，不用網絡支付，這樣的母親，我們從來都不擔心她會遇到網絡詐騙。

母親的傷痛

除了貧窮、勞累，我的母親還經歷過兩次絕癥后的重生。

第一次是1975年，她遭遇了人生的一次重癥——切除右腎。在這之前，她先后患了肺結核和腎結核，都是當年的絕癥，在小地方醫療條件匱乏的情況下，她被判定無藥可治。無奈中，她請了長期病假去哈爾濱投奔我的大舅。

我的大舅是軍人，曾經在1950年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幾經生死，是一位備受尊重的離休老干部。母親在哈爾濱進行了70多天的治療，大舅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為她找抗生素和進口藥，把她從死亡線上拉回，獲得了進行手術的時間窗口。

右腎切除給母親留下了一條30多厘米的觸目驚心的傷口。小時候的我并不知道這是什么，會好奇地問她為什么有這么一條奇怪的東西。

這段經歷她很少提及。晚年時，她還能清晰地回憶起某年某月她在什么醫院被判定什么情況，做了什么檢查什么治療，我問她記憶最深刻的是情節，我以為會是獲得救治機會的驚喜，或是手術后醒來的瞬間，她笑著說：“我要上火車回家，我惦記你們啊，站臺上很多人，每走一步，傷口都抻著我疼的不行，好擔心上不去火車，畢竟那時候才出院一個星期！”

2010年，母親在家里突發心梗，血壓脈搏驟降為零。我的姐夫很快趕到，他是一位專業外科醫生，判斷為心梗后，他用很專業的方式將母親抬上車，送往他所在的醫院進行了最快時間的搶救。幾天后，母親從ICU出來轉危為安。

父親在病危之時，她每天去探望，父親離去前一天母親卻沒去，她說下大雪，我們接送她去醫院路上不安全。當天夜里父親離去，其后在殯儀館停留的兩日以及葬禮，母親都沒有去。父親去世后，她很少提及，甚至沒有去過安葬父親的墓地。當然，我們考慮她做過心臟支架，也不希望她傷心和情緒激動。

我曾經問母親當時的心情，她說，她不想面對生離死別的場面，殯儀館和墓地她更不想去，去了也沒啥意義?！霸缇椭罆羞@么一天，不見，不想，就放下了。”她淡然地說，臉上平靜如斯。

母親離去前的夜里，她突然說她感到很冷，很害怕，再詢問幾句她就搖搖頭不再做聲。堅強淡然一生的母親，那時候眼睛里充滿了恐懼和無助，難得地向我們求救，而我們卻愛莫能助。

整理母親的遺物時，她多年來使用的記事本，翻到很早很早前的一頁，那一頁只有一句話：1988年某月某日，今天，我的母親去世了，享年79歲。我看著這句話，如同當年的母親一樣，淚如雨下。

母親的愿望

母親曾經有過的大學夢，一直心存遺憾；她曾經為事業打拼，付出過辛苦，遭遇過諸多不平；她在年輕的時候經歷了重病，起死回生；她和今天在世間打拼的我們一樣，有過掙扎有過絕望，哭過，笑過，為生活操勞，為子女擔憂，為未來憂愁。只是她一直表現得從容淡定，沒有過抱怨，甚至沒有需求。

晚年的母親提過兩次她的需求，因為她長期無欲無求的狀態，有了需求，讓我們欣喜不已。

2017年春節我們團聚在老家時，母親羨慕地說起鄰居從江南旅游回來的所見所聞，對于長期行走在外的我們來說沒有太多感觸。她再次說起時我們才意識到她的渴望。

春天后，她從白城到了北京，從北京去杭州，一路向北，開啟了到上海、蘇州、無錫、南京、青島等地，長達一個多月的行程。同行的還有照顧她多年的張姐和我的外甥女，母親腿部多年的靜脈曲張使她不能長時間走路游覽，大多景區都是租個輪椅推著她看遍風景。

到每個地方，外灘、斷橋、蘇堤春曉、玄武湖、蘇州博物館、瘦西湖等，她說起曾經看過的書，了解過當地的故事時都津津有味，沉醉不已。

2017年7月作者和母親

2019年夏天，應她的要求，我們開車去哈爾濱看望她的大嫂（我的大舅母）。多年里，她一直難忘在她重病時曾經到哈爾濱治療，她的大哥大嫂給與她的幫助和照顧，每每為曾給他們添麻煩而感到歉意。此時，母親的兄弟姐妹以及同輩的姑表親中她只有大舅母這一位親人。

大舅母大她兩歲，她的娘家和我母親的娘家同在通榆縣，還是前后院的街坊，她們從小相識并一起上學。2019年6月29日，兩位八十多歲高齡的老人見面，相識于80年前的她們重逢了！

母親和她大嫂（右）

母親沒有和我們住酒店，而是住在大舅母家，她們聊天到夜里3點多。那時候，大舅母已經患癌癥多年，一直在化療，為了迎接母親，提前打了止痛藥，堅持著陪她的弟妹。

離開之際，大舅母送我們從樓下到小區門口再到路上，和母親抱了又抱，戀戀不舍。

從哈爾濱回去的路上，母親非常開心，一路上跟我們聊著多年前的往事。與大舅母的見面喚醒了母親的很多回憶，關于她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家鄉。我們都為這趟出行感到欣慰，覺得母親身體還很硬朗，像這樣的快樂出行，我們可以隨時安排。

事實上，從哈爾濱離開后，轉年12月份母親離世，大舅母在2022年6月也離開人世，這是她最后一次快樂之旅。

母親賜予我們的

母親離開后，我再也沒有回老家過春節。我不再像以前那樣期待放假，每到節日，我甚至要主動遠離過節的喧鬧氣氛，讓自己平淡地過完普普通通的一天。

幾年前的詩詞大會上，主持人朗讀了一首讓我淚目的詩：

殘門銹鎖久不開，灰磚小徑敷干苔。

無名枯草侵滿院，一股心酸入喉來。

忽憶當年高堂在，也曾灶前燒鍋臺。

恍覺如今只形影，家中無人訴情懷。

在母親離開的幾年中，偶爾回到老家時，詩里的感傷如此真實清晰。

我想起多年前，清早外面的叫賣聲，電視機開著她早起必看的戲曲頻道，父母在廚房和面搟皮包餃子，時而放聲交談，時而又突然降低音量怕吵醒我。我總是醒來后賴床到他們端上熱氣騰騰的餃子時才起來刷牙。

母親走后，家里再沒開過火。家里還保留著她的所有物件，用了多年的鋁飯盒、她的老花鏡、針線板、麻將機，她珍存多年從沒使用過的被單、棉被、花布、毛巾，她用縫紉機給我們做的鞋墊……

我在她居住的小區，走她散步走過的路，在她曾經納涼的亭子里停留，在她和鄰居聊天的地方靜坐。這些都在，記憶也在，只是她真的不在了。

2025年高考結束后，按照慣例，網友們都要用高考作文題目來比拼一下文采，一位農民工大叔執筆的《我的母親》，以“墳頭青草黃了又青”表達綿長思念，用“扛不動水泥就挨著母親墳頭躺下”道盡世間滄桑。

母親走的時候才五十出頭，是累病的。如今她的墳就在村邊，一個不起眼的小土包。每次回村，我總要去那兒站站，跟她說說話。我在城里干了大半輩子苦力，扛水泥、扎鋼筋、爬腳手架，手上肩上全是老繭，累是真累。可想想母親當年端那口大鐵鍋的勁兒，想想她凍得發抖還咬牙撐到天亮的樣子，我這力氣就又上來了。母親沒享過福，可她教會我的就是這骨子里的硬氣和對家的擔當。我得把您撐起來的這個家接著撐下去，撐穩當。

墳頭上的草青了又黃，黃了又青，就像我的念想一樣，一年年總也斷不了。我已經當了爸爸，也已經當了爺爺，但我已經三十多年沒叫過媽媽了。我想著，等哪天我扛不動水泥了，就回村里挨著那堆土躺下，沒準那時候我再叫媽媽，她就能聽見了。

他的母親和我的母親，與天下千千萬萬的母親一樣，很平凡地度過一生，她們剛毅、隱忍、淡然、從容、堅強、沉默，她們曾經有過理想，有過熱愛，有過很多沒有實現的愿望，她們沒有抱怨，沒有需求，她們賜予了我們世界，賜予了我們最偉大的愛。

就像王菲的歌里唱的那樣：

世界賜予我擁有

也賜予我回敬

賜我小小一扇窗

也賜予我屋頂

賜我一個名

又漸漸長大的年齡

母親離去后的幾年里，我逐漸明白，我其實沒有真正理解過她，哪怕我們曾經有過感同身受，也沒有彼此陪伴，彼此治愈。今天，除了用思念去回憶她，用文字去記錄她，用感恩去回報她，我更想大聲告訴她：我永遠愛你！

作者簡介：

陳黛，前媒體人，曾經擔任過《第一財經日報》高級記者、《時代周報》編委等。

這是六根推送的第3888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