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 巴基斯坦為什么“窮而不倒”？外援托底、改革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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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希特·辛德（Rohit Shinde）

編譯|曹寅聰

編譯審核| 王澤媛

本期編輯|曹寅聰

本期審核 |朱依林 陳玨可

編者按

很多人習慣把巴基斯坦的貧困歸因于宗教保守或軍方干政，但作者認為，這些因素并不能真正解釋問題的根源。真正拖住巴基斯坦發展的是一種被“托底”的經濟結構：大量僑匯、國際援助和大國博弈帶來的外部資金不斷流入，使國家即便效率低下，也不至于崩潰。結果是，盧比被長期高估，出口和制造業缺乏競爭力，投資意愿持續走低，經濟逐漸陷入“高消費、低投資、弱工業”的惡性循環。與此同時，軍方、官僚構成的既得利益集團控制著關鍵資源和制度規則，在外部輸血緩沖壓力的情況下，缺乏推動深層改革的動力。正是這種長期被外援支撐的“低水平穩定”，讓巴基斯坦既難以真正起飛，也遲遲無法倒逼結構性轉型。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黎明報》

巴基斯坦的宗教原教旨主義無疑給印度帶來了巨大麻煩，但這絕非巴基斯坦經濟表現不佳的唯一原因。人們早已知曉原教旨主義造成的破壞、其幕后推手以及所產生的影響。對此大家已耗費無數筆墨——我無意重復。令我困惑的是，也有其他一些原教旨主義國家比巴基斯坦富裕得多。

總體而言，多數印度人對巴基斯坦的經濟韌性仍知之甚少。深入理解這一點非常有價值。言歸正傳，讓我們開始探討。

印度與巴基斯坦的GDP（現價美元）。圖源：世界銀行

自20世紀50年代末以來，印度經濟規模始終領先于巴基斯坦，這給人一種印度比巴基斯坦更富裕的印象。若僅看經濟總量來看，此結論確屬事實。上圖展示了1960年以來兩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走勢。自20世紀50年代起，印度經濟規模始終保持約10倍于巴基斯坦。

然而，總GDP并非恰當的比較指標。人口更龐大的經濟體通常會創造更多產出。人均GDP才是正確的衡量指標。直至2009年，印度的人均GDP仍低于巴基斯坦。2009年后印度才真正實現人均收入超越巴基斯坦，此后持續保持領先。若當前趨勢延續十年，印度的富裕程度將很快達到巴基斯坦的兩倍以上。

印巴兩國人均GDP比例。圖源：《金融時報》

巴基斯坦GDP約為4000億美元，印度則達4萬億美元。鑒于兩國經濟規模比例數十年間基本穩定，因此自20世紀60年代起他們的名義增長率應大致相當。

那么為何印度人均GDP反而會領先呢？原因很簡單：巴基斯坦高生育率推動人口增長速度超過印度。1952年巴基斯坦人口約為印度的十分之一，到2025年這一比例已增長至近七分之一。

巴基斯坦與印度數幾十年間生育率對比。圖源：Our World in Data

人們普遍認為，印度遠比巴基斯坦富裕得多。這種觀念因印度被宣稱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而不斷強化。因此當數據表明印度的領先優勢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大時，人們不禁感到意外。部分原因在于媒體的煽動性報道，各家媒體爭相將巴基斯坦描繪成失敗國家，夸大其貧困與社會失序現象。該國顯露的宗教原教旨主義進一步強化了其經濟必然存在功能障礙的信念。

統計數據的局限性也是癥結所在。簡單指標無法準確反映兩國間的真實差距。衡量兩國差異的有效指標是購買力平價（PPP）下的GDP。名義GDP有助于理解一國及其公民的國際購買力，像iPhone、筆記本電腦、電視機等商品在全球跨境貿易中價格趨同。人均名義GDP反映的是國民購買跨境商品的能力。

而購買力平價衡量的是國民在國內的消費能力，同樣1美元在印度能購買的商品和服務遠多于美國。在美國理發費用約是印度的五倍，但理發服務本身并不會因價格差異而產生明顯變化。人們更關注本國居民實際能負擔的商品服務總量。這正是印巴差距擴大的根源。印度人均GDP（購買力平價）幾乎是巴基斯坦的兩倍，這意味著：

1、印度公民在國內能購買的商品服務籃子規模，遠超單純人均GDP差異所顯示的水平。

2、印度貨幣可能略微被低估，而巴基斯坦貨幣則被高估。

3、印度消費主要由國內產出支撐，而巴基斯坦消費很可能因廉價進口商品而被推高。

印度人均GDP（購買力平價）幾乎是巴基斯坦的兩倍。圖源：Our World in Data

至此，希望您已明白：盡管巴基斯坦比印度貧窮得多，但差距并非如此懸殊。這種差異在結構上具有重要意義，但遠不及印度與美國之間的差距。

巴基斯坦被視為貧窮且所謂失敗國家，主要源于其宗教原教旨主義。這一認知因塔利班掌權的阿富汗同樣是一個失敗國家而得到強化。但事實上，直至2010年前后，巴基斯坦與印度的發展水平基本持平。2008年金融危機重創巴基斯坦出口，印度由此實現反超。如果這場危機沒有發生，印度可能還需要數年才能超越巴基斯坦。

此外，孟加拉國人均GDP曾與印度基本持平，直到學生抗議活動推翻謝赫·哈西娜政府。該國存在與巴基斯坦相同的宗教原教旨主義因素，盡管程度不同。孟加拉國境內始終存在反對脫離巴基斯坦的勢力。因此，既然孟加拉國與巴基斯坦同樣存在原教旨主義根源，為何其經濟狀況未見惡化？原教旨主義勢力并非近年才復蘇，1971年孟加拉國獨立戰爭期間，印度教徒曾遭針對性迫害。《既得財產法》沒收了逃往印度的印度教難民的財產。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針對印度教徒的暴力事件頻發，作為對羅摩神廟-巴布里清真寺爭端的報復。可見盡管原教旨主義存在，孟加拉國原教旨主義者并未像巴基斯坦那樣嚴重阻礙經濟增長。

印度、伊朗與土耳其人均GDP對比。圖源：Our World in Data

伊朗和土耳其是反駁“巴基斯坦因宗教原教旨主義而貧窮”這一論點的其他論據。“世界數據”機構的圖表顯示，伊朗人均GDP是印度的兩倍，土耳其則達到印度的七倍。這兩個國家都曾出現原教旨主義運動。公平地說，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原教旨主義程度遠高于土耳其埃爾多安的當選。

事實上，1979年伊斯蘭革命前伊朗比土耳其更富裕。革命后伊朗是否變得更貧窮？若屬實，則表明存在特定因果關系，即宗教原教旨主義確實會導致經濟表現不佳。但伊朗的情況并非如此。伊朗經濟在1976-77年急劇下滑，這在上圖中有所體現。1976年石油收入暴跌，數十億美元收入蒸發，由此產生的缺口導致預算赤字。通貨膨脹緊隨其后，使伊朗成為革命的溫床。

伊朗國王曾對商人實施反暴利運動，并監禁了許多商人。在絕望中，他們求助于一個他們并不完全理解的人。商人與神職人員之間被稱為“市場-教士”聯盟（bazaar-clergy alliance）動員了廣大民眾，并引發了伊朗伊斯蘭革命。革命后伊朗經濟實際上趨于穩定，此后一直緩慢增長。

若伊朗未能重現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繁榮景象，本可成為原教旨主義扼殺經濟增長的有力控訴。但美國的制裁構成了關鍵干擾變量。1979年后，美國對伊朗經濟實施了多輪制裁。據估算，若無這些制裁，伊朗經濟本可增長20%。2016至2018年美國短暫解除制裁期間，伊朗實現了7%的GDP增長率。

圖源：Our World in Data

另一組比較對象是海灣合作委員會(GCC)成員國——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科威特、巴林和阿曼。選擇這些國家進行比較顯然是因為伊斯蘭教作為國教的突出地位。沙特阿拉伯是宗教原教旨主義的中心，瓦哈比教派已全面掌控該國。科威特議會則被試圖伊斯蘭化社會的議員主導，他們力推教育領域的性別隔離、禁酒令及僅限穆斯林入籍等政策。

阿聯酋始終是該地區最世俗的國家。過去十年間，沙特通過教育改革對抗極端主義，并大幅削弱宗教警察權力。巴林則相當開放，允許酒精流通和夜店經營。據我所知，阿曼在某些方面具有宗教保守性，某些方面則較為開放。

關鍵在于這些國家仍存在大量極端分子。幾十年前他們對政治的掌控力很強，但如今這種控制力正在減弱。與此同時，這些國家成功依靠石油資源致富，并維持了政治穩定，沒有出現巴基斯坦常見的動蕩局面。

將這些國家與巴基斯坦對比引出另一個關鍵問題：既然它們能擺脫原教旨主義勢力，為何巴基斯坦未能做到？這雖與巴基斯坦貧困成因無關，但仍然是一個需要回答的重要問題。

圖源：Our World in Data

即便軍隊主導經濟也無法解釋巴基斯坦的貧困問題。埃及和阿爾及利亞同樣存在軍方掌控經濟的現象。與巴基斯坦相似，軍方在埃及同樣掌控企業并擁有獨立財源，加入軍隊是一項有利可圖的職業。

埃及軍方能影響水泥、建筑、食品加工及零售等行業；阿爾及利亞軍方則在石油天然氣、武器制造采購及銀行業擁有不成比例的影響力。然而兩國比巴基斯坦富有得多。

斯里蘭卡曾發生泰米爾人與佛教徒的內戰，其經濟水平仍高于巴基斯坦。這個島國同樣存在試圖干預政策的佛教原教旨主義者。因此宗教原教旨主義并非阻礙經濟增長的因素。

經濟自由指數與人均GDP對比。圖源：弗雷澤研究所

巴基斯坦的經濟自由度。圖源：網絡

當然，我們已知一個令人不滿意的答案：經濟自由度越高則繁榮程度越高，而巴基斯坦位列經濟壓制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其得分僅為49.1分，在184個國家中排名第150位。作為參照，印度得分53分，排名第128位。（印度得分雖不理想，但發展軌跡似乎正確。）

經濟自由指數（EFI）旨在量化各國政府干預本國經濟的程度。其衡量指標包括產權保護、合同執行、監管力度、貿易開放度及營商便利度等指標。高分意味著政府制定規則后放手讓市場運作，低分則表明政府熱衷于微觀管理或榨取租金。該指數也解釋了為何起點相似的國家會出現顯著分化。這并非關乎私有化或低稅率，而是取決于游戲規則是否可預測。

那么為何這個答案不夠令人滿意？這只是將問題推向更高層面。通過改革完全有可能提升EFI排名。印度和巴基斯坦從英國繼承了相似的殖民結構，為何印度能在獨立后凝聚精英共識，推行多次改革，而巴基斯坦卻未能做到？

印度歷經多次危機，我在此列舉三大危機：

1、印度在1957年迎來首次危機。重工業化的推進需要大量進口資本貨物，但出口增長未能同步。進口賬單激增導致外匯儲備枯竭。政府未推行改革，而是采取經濟封閉政策并實施進口許可證制度。

2、第二次國際收支危機發生于1966年，導致印度被迫將貨幣貶值57%，匯率從每美元4.76盧比跌至7.5盧比。此舉有效提振出口，化解了外匯危機。

3、最著名的是1991年的國際收支危機。時任總理納拉辛哈·拉奧借機強推了最具影響力的改革方案。印度此前獲得的IMF貸款也起到了推動作用，而貸款條件之一便是推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薦的改革措施，這也為改革提供了助力。

這些改革得以實施，關鍵在于利用外部環境作為掩護，悄然推進結構性變革。改革會改變經濟結構，造就新的贏家與輸家。既得利益集團往往抵制改革，因為他們不愿失去現有制度安排帶來的尋租收益。

自1958年以來，巴基斯坦已實施23項IMF計劃。2010年后，該國歷經四輪IMF計劃，獲援總額逾120億美元。IMF計劃通常附帶改革條款，但歷屆巴基斯坦政府均未能落實。關鍵問題在于：印度僅需一次IMF援助便能推行重大改革，巴基斯坦為何不能？

遺憾的是，我尚未完全破解這個謎題。不過有兩個部分解釋或許能幫助我們更清晰地理解全局。

讓我們先探究改革發生的動因。我認為“固定匪幫”（編者注：stationary bandits，政治經濟學概念，指長期盤踞在某地的統治者）理論對此頗具啟發性。在國家形成之前，游蕩的匪徒可以掠奪產品，然后轉移到下一個定居點進行劫掠。但如果一群游蕩的匪徒決定留在定居點，掠奪該群體部分財富以換取安全與繁榮，那么這對其本身也是有利的。這些人被稱為“固定匪幫”，他們為觀察現代國家提供了一個有用的視角。

通過這個視角，改革可被理解為在時間維度上最大化租金提取的手段。若生產力提升，國家創造更多財富，而掌握權力的精英階層們便能在維持原有稅率水平下攫取更多財富。當民眾抗議威脅到精英階層生存時，改革便會啟動以緩解自下而上的壓力。

巴基斯坦軍方正是這種“固定匪幫”。軍官-官僚集團掌控著國家與經濟命脈。租金榨取主要通過稅收、政府合同、土地及監管特權實現。改革將威脅這種租金榨取機制。即便經濟增速加快，精英階層仍會失去對經濟和特權的掌控。唯有民眾起義抗議，使租金榨取難以為繼，軍方才會考慮改革。

巴基斯坦在此方面存在一些優勢。我在此直接引用巴裔美國經濟學家阿蒂夫·米安的觀點：

當僑匯規模如巴基斯坦般龐大時，其宏觀經濟影響不容忽視。首先，僑匯提升消費與購買力的速度快于經濟自身生產能力。其次，美元的持續流入往往推高盧比實際匯率，這會對生產效率更高、面向出口的貿易部門造成不成比例的傷害。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該國“成本”超出其生產力所能支撐的水平——這正是經濟學家所稱的“荷蘭病”（又稱資源詛咒）經典模式。

巴基斯坦的宏觀經濟趨勢強烈表明，僑匯的負面效應正在發揮作用。隨著僑匯主導地位增強，出口部門持續疲軟。巴基斯坦匯率長期處于高估狀態。與同等收入水平的其他國家相比，巴基斯坦的投資占GDP比重異常偏低——意味著其消費占GDP比重異常偏高。

僑匯占GDP百分比。圖源：Our World in Data

巴基斯坦的貨幣與國家財政政策人為支撐盧比匯率，使進口商品更便宜，實質上補貼了進口。其代價是出口失去競爭力，導致投資在經濟中占比下降。巴基斯坦在南亞次大陸的投資率處于最低水平。

投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是未來創造財富的儲備。對國家而言，這些要素包括高速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對私營企業而言，則可能是新型機器、計算機或提升生產力的軟件，這些投資能在多年間創造更多收益。由于消費得到補貼，民眾相對安于現狀，鮮少發起抗議，這削弱了重要的改革動力。

私營投資占GDP比重。圖源：IMF

巴基斯坦更易維持現狀的另一解釋在于其地緣政治的黃金位置。該國能從美國獲取地緣政治租金，其毗鄰阿富汗的戰略要地使美軍長期使用巴基斯坦空軍基地。

冷戰期間，巴基斯坦獲得了軍事援助與武器；9·11事件后反恐行動期間，又獲得數十億美元經濟援助及反恐行動補償。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通過優惠融資補貼巴基斯坦。中巴經濟走廊（CPEC）使中國獲得瓜達爾港使用權，從而獲得優惠條件下的投資與融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也附帶政治上可接受的條件。世界銀行也因其戰略位置優先考慮巴基斯坦項目。

這些半定期的外匯注入使巴基斯坦貨幣得以維持，補貼了消費，并緩解了改革壓力。

如前所述，這些解釋并不完全令人信服。許多國家在改革壓力下最終仍能凝聚共識以順利推進改革。若精英階層無法達成共識，國家往往會陷入暴力分裂。（索馬里蘭是最新例證，南斯拉夫亦是經典案例。）巴基斯坦既能避免惡性結局，又能（基本）跟上印度的發展步伐，實屬驚人。

巴基斯坦出口主力商品。圖源：網絡

最終，總要有人付出代價。巴基斯坦出口以紡織品為主，輔以少量農產品和原材料。這不足以賺取穩定貨幣所需的外匯，因此必須增加外匯收入。但只要美國認為巴基斯坦在地緣政治上具有價值，這個食利國家（編者注：rentier state，依賴自然資源出口獲得財富的國家）就能維持相當長的時間。

我最擔憂的是，若巴基斯坦持續陷入貧困，印度西部邊境將爆發大規模難民危機。這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作者簡介：羅希特·辛德（Rohit Shinde），軟件工程師，政治學、歷史學專欄作者。

本文編譯自substack平臺2026年1月5日文章 ，原標題為

The puzzle of Pakistan's poverty

本期編輯：曹寅聰

本期審核：朱依林 陳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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