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林時代：越南的選擇與放棄

越共十四大比原定時間提前了一天半結束。當參會代表們陸續走出會場的那一刻，一個舊的時代悄悄翻了篇，新的時代也跟著拉開了序幕。

蘇林，這位在越南公安系統摸爬滾打了四十五年的老資歷，毫無意外地再次當選為越共核心領導人。和他一起公開亮相的，是一套大家不算熟悉的“新四駕馬車”班底。而之前一直被看作是他最強對手的總理范明政、國家元首梁強，已經悄悄退出了權力核心圈。

這新的“四駕馬車”，從左到右依次是：前組織部長黎明興、前國會主席陳青敏、蘇林，還有前常務書記陳錦繡。

整場權力交接都顯得安安靜靜，沒有外界猜的那樣雞飛狗跳，也沒出現什么意料之外的狀況。在阮富仲去世半年后，這場被全世界密切關注的權力更迭，就像平靜水面下的暗流，穩穩當當地落了地。我們這個既熟悉又有點陌生的鄰居越南，就在看似沒什么變化的表面下，做了一次影響深遠的抉擇。

一、權力棋局，塵埃落定

回頭看2024年，越南河內的政治局勢可以說是風云變幻。從三月到五月這短短兩個月里，國家主席、國會主席、常務書記這三位核心大佬接連辭職，權力最頂端的位置一下子就空了出來。

一場圍繞“阮富仲之后，誰主大局”的暗中較量，在所有人的注視下悄悄展開。那時候，不管是局內人還是局外人，目光都死死盯著兩個人——蘇林和范明政。他倆都出自公安系統，曾經是一起往上走的戰友，到最后卻成了競爭對手。

范明政曾想過一招，把自己身邊關系親近的常務副部長陳國祖派去代理公安部長，想靠著這一手掌控公安這個強力部門，削弱蘇林的話語權。

可棋局的走向，出乎了不少人的預料。陳國祖只代理了兩個星期，到了六月初，蘇林就親自牽頭開會，把自己的老部下梁三光任命為公安部長，另一個心腹阮維玉，也被破格提拔成了越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這兩步人事安排，就像圍棋里的關鍵妙手，一下子就奠定了蘇林的勝勢。要知道，梁三光甚至跳過了資歷更老的常務副部長，直接接手了公安部。這背后的權力傾斜，明眼人一看就懂。

到了2025年底，蘇林有兩次重要的出訪，去朝鮮和老撾的時候，陪同他一起去的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分別有七名和八名，差不多相當于半個政治局都動了起來。這早就不只是簡單的外交活動了，更像是一種不用說話的權力宣告。到這時候，所有的猜測和觀望都有了答案：蘇林早就把一切都安排妥當了。

人事穩住了，也就意味著國家發展路線不會變。蘇林在十四大上承諾，未來五年要努力實現年均GDP增長10%的目標，到2030年，讓越南的人均GDP達到8500美元。

這可不是隨口喊的口號，而是對阮富仲時代以來，“反腐+出口加工型經濟”這種發展模式的堅定延續，甚至還要加碼發力。越南這艘大船，就算換了船長，也依然沿著原來的航向，加速往前沖。

二、放下仇恨，轉身握手

越南的歷史，說白了就是一部和大國糾纏不清的歷史。尤其是近代，長達二十年的越南戰爭，造成了幾百萬人的傷亡，化學武器“橙劑”留下的傷害，更是深入骨髓，算得上是血海深仇。

要是按有些常見的套路來，這份仇恨完全可以被反復提起、不斷放大，用來凝聚國內人心，解釋國內的困境。但越南沒有這么選。

他們的歷史教科書里，客觀記錄了“抗美戰爭”，承認這是國家統一過程中的一段經歷。他們建了美萊村紀念館，紀念那場悲劇，提醒后代和平有多珍貴。但他們沒把歷史教育，變成仇恨教育。

有個越南年輕人說的話，大概能代表很多越南人的想法：“我們當然記得美國攻擊過我們，但我們不會憑著這一點，去評判所有美國人民。”

而另一邊，美國也做了一些補救措施，清理“橙劑”造成的污染，接收戰爭遺留的孤兒和相關移民。歷史的傷口沒有消失，但雙方都沒選擇一直盯著傷口舔舐、讓仇恨發酵。

這種轉身，需要極大的政治魄力和清醒的頭腦。根源其實很簡單，也很實在：老百姓要吃飯，國家要發展。

當那些激昂的意識形態口號，換不來面包和工作崗位的時候，務實就成了唯一的出路。越南的領導人心里清楚，記住歷史是為了面向未來，而不是被歷史綁住手腳，沒法往前走。

所以我們才能看到一系列讓人驚訝的場景：美國航母訪問金蘭灣，曾經的戰場，變成了合作的港口；越南成了美國“印太戰略”里的重要伙伴；蘋果的供應鏈不斷往越南轉移，三星關掉了在中國的工廠，在越南投了173億美元，建了全球最大的生產基地。

這不是背叛，而是為了生存和發展的智慧。當一個國家的目標，從“輸出革命”變成“引進資本和技術”的時候，它的整個行事邏輯，都會發生根本的改變。

越南苦了那么多年，終于想明白了：和世界主流經濟體系對著干，只會換來長期的貧窮和孤立；只有融入進去，才有機會分到發展的紅利。

三、夾縫之中，找準生路

說起越南的崛起，大家總愛把它和中國放在一起對比、談競爭。但更準確的說法是，越南是在中美兩個大國博弈的縫隙里，找到了屬于自己的生長空間。

越南很清醒，它知道自己取代不了中國。不管是國土面積、人口數量，還是產業鏈的完整度、技術積累，它和中國都不在一個層次上。但它也很聰明，明白自己不用取代中國，只要接住一部分從中國溢出的產業和機會，就足夠讓自己吃飽，實現快速發展。

中美貿易摩擦和全球供應鏈重組，對越南來說，就是難得的“天時”。它沒有選邊站，而是巧妙地奉行“竹子外交”——根基扎得穩，身段又柔軟，能屈能伸。

它和中國保持著黨際交往和經貿往來，又從美國及其盟友那里，獲得了市場準入、投資和部分技術轉移。英偉達在越南設立AI研發中心，和當地國企合作，就是最鮮活的例子。

這種“兩邊都能借力”的能力，背后是越南內部一系列的變革支撐。比如，解散了國資委，把大型國企劃歸到各個行業部委管理；不斷精簡黨政機構和軍隊；出臺《反腐敗法》，要求高級官員公開自己的財產；還在探索民主選舉制度。

這些舉措，不管最后能取得多大成效，都向外界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號：越南正在努力打造一個更符合現代市場經濟要求的治理體系和營商環境。

它的目標很明確：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讓資本和人才來這里投資的時候，能有更多確定性，能拿到穩定的回報。

因為越南的決策者心里清楚，在全球資本眼里，安全、穩定、可預期的回報，比一時的稅收優惠更重要。要是企業做大了就被“盯上”，財富積累多了就被“調控”，那么任何理性的資本，都會選擇離開。

四、另一種生活，另一種可能

現在走在河內或者胡志明市的街頭，能感受到一種和中國大城市不一樣的節奏。路邊的咖啡館，從早到晚都坐滿了人，大家慢悠悠地喝著咖啡、聊聊天。晚上的酒吧很熱鬧，但很少有那種慌慌張張、急功近利的焦慮感。

這種氛圍的背后，是越南“民富國窮”發展模式的一種外在表現。越南國家不依賴土地財政，房價沒有漲到讓人絕望的地步。新的土地法允許老百姓購買宅基地，自己蓋房子，這給了普通人一份安身立命的踏實感。

工廠里的女工，工資有時候甚至不比一些基層官員低。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相對更均勻地分到了更多人手里。

當然，這種選擇也有明顯的代價。河內的城市建設，大概也就相當于中國一個發達地級市的水平。基礎設施比較落后，政府的財力也有限。這都是選擇的結果：優先保障老百姓當下的生計和生活質量，而不是集中所有力量搞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和形象工程。

這種發展模式，再加上它在政治上的變革嘗試，構成了越南對自己發展道路的探索。它沒有完全照搬任何一個國家的模板，而是在學習新加坡的治理經驗、借鑒中國的開放模式、對接西方的市場體系過程中，努力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路。這條路的核心，說白了就是“經濟優先的實用主義”。

五、最終的啟示：選擇的重量

越南的故事，說到底就是一個關于“選擇”的故事。

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它選擇放下沉重的歷史包袱，和曾經的敵人握手言和；在發展模式的岔路口，它選擇融入全球體系，而不是關起門來自己搞發展；在治理方式的探索中，它選擇嘗試約束權力、增加透明度，哪怕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

這些選擇，讓它得到了過去幾十年里從未有過的增長機遇和發展空間。2025年，越南GDP增速達到了8.02%，這就是對這些選擇最直接的回報。資本用真金白銀的投資，給越南的營商環境投出了信任票。

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套適用于所有國家的成功公式。越南的選擇，不一定是完美的答案，更不一定適合其他國家。

但它至少給我們一個啟示：一個國家的發展，最終要看它能不能為了老百姓的幸福，做出清醒、務實，有時候甚至是艱難的選擇；要看它能不能在歷史的浪潮中，找到自己的節奏和航向。

看著這個有一億人口的國家，正以一種低調卻堅定的姿態，摸索著自己的未來，我們或許能明白：不管是大國還是小國，決定國運的，往往不是口號喊得有多響亮，而是選擇做得有多明智。而每一個普通人臉上的笑容，每一份安穩的生活，才是所有這些選擇，最終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