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配合，占領秩序的裂縫

文︱陸棄

2月10日，巴勒斯坦副總統兼巴解執委會副主席侯賽因·謝赫通過社交媒體發聲，要求巴勒斯坦境內所有民事機構與安全部門，堅決拒絕配合以色列當局的“占領措施”。這不是一次情緒化的動員，也并非臨時起意的姿態調整，而是一次指向制度層面的政治表態，試圖在高度不對稱的現實中，重新標注巴勒斯坦自身的法律與主權邊界。

聲明的措辭并不復雜，卻刻意強調了“嚴格遵守巴勒斯坦現行法律”，并指出這些法律符合國際法及既有協議。這種表述看似防御性，實則耐人尋味。它并未否認協議框架，也未否定國際法秩序，而是把問題的焦點重新拉回到執行層面：當既有協議被一方持續侵蝕，另一方是否仍有義務配合由此衍生的治理安排。

以色列政府數日前通過的、涉及約旦河西岸的最新決定，被聲明直接定性為違反國際法、背棄既定協議。這一判斷并不新鮮，卻在當前節點顯得格外沉重。約旦河西岸的法律與行政狀態，本就處在高度模糊的灰色地帶，長期依靠臨時性安排與力量對比維系平衡。每一次單方面決定，都會在這一脆弱結構上留下新的裂紋。

巴勒斯坦領導層選擇在此時發出“拒絕配合”的指令，釋放出一個清晰信號：當占領措施不斷升級，合作本身正在被重新審視。這并非宣布對抗升級，而是一種消極抵抗式的制度回應。通過要求民事機構與安全部門不再參與相關配合，巴勒斯坦試圖削弱占領秩序賴以運轉的日常協作網絡。

這一策略并不激進，卻風險不低。多年來，巴勒斯坦自治機構在現實治理中承擔著復雜角色，一方面維持社會運轉，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嵌入以色列主導的安全與行政體系。拒絕配合意味著重新界定這一角色，哪怕只是象征性調整，也會對現有秩序產生連鎖反應。

聲明中對巴勒斯坦人民“捍衛領土主權的堅韌立場”表示贊賞，這一表述并非煽動情緒，而是在為政治決策尋找社會基礎。在長期占領環境下，民眾對制度妥協的耐心正在被消耗。領導層若繼續維持技術性合作而缺乏政治回應，合法性便會受到侵蝕。這份聲明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內部期待的一次回應。

同時，聲明再次把目光投向國際社會，呼吁采取果斷行動，制止以色列極右翼政府及其不斷升級的占領、定居點擴張與歧視性政策。這種呼吁并不新，卻反映出一種持續的無力感。國際法被反復提及，協議被反復引用，但在現實執行層面，制約機制始終薄弱。呼吁的重復，本身就說明問題的長期性。

值得注意的是，聲明并未宣布任何協議失效，也未提出單方面政治重構方案。它選擇了一種相對克制的路徑，把合法性敘事牢牢錨定在國際法與既有協議之內。這種做法既是策略選擇，也是一種現實約束。巴勒斯坦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空間，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對規則的堅持。一旦放棄這一立場，反而容易被邊緣化。拒絕配合，并不等同于拒絕治理。聲明強調的是“不配合占領措施”，而非停止自身行政運作。這種區分，顯示出巴勒斯坦領導層試圖在有限空間內，重新劃清“自治”與“占領輔助”的界線。界線未必清晰，卻必須被反復描繪，否則將逐漸消失。

在約旦河西岸的現實中，定居點擴張、行政管控與安全措施交織在一起，形成一種日常化的占領結構。它并不總是通過顯性的暴力存在，而是嵌入許可證、道路、規劃與執法程序之中。民事機構的配合，往往成為這一結構得以低成本運轉的重要環節。拒絕配合，哪怕局部實施，也會增加這一體系的摩擦成本。這種策略能走多遠，取決于多個層面。內部機構是否具備執行意愿，民眾是否愿意承擔隨之而來的不便，外部力量是否會以此為由施加新的壓力，這些問題都懸而未決。聲明本身無法給出答案，它只是把問題公開化。

在當前中東局勢高度緊張的背景下，巴勒斯坦議題常被卷入更大的安全敘事中，具體而緩慢的占領現實反而容易被忽視。侯賽因·謝赫的聲明，把注意力重新拉回到日常治理層面，提醒外界，占領并非抽象概念，而是一套需要持續協作才能維系的制度安排。國際社會是否會“采取果斷行動”，依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過往經驗顯示，譴責往往多于干預，關注常常被更劇烈的沖突轉移。但對巴勒斯坦而言，繼續發聲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存在的證明。沉默意味著默認，重復則至少保留了爭議的空間。

當聲明在社交媒體上傳播，它的受眾并不只限于外交圈。它同樣面向巴勒斯坦社會內部，面向那些在占領結構中日復一日生活的人。拒絕配合的指令，也許難以立刻改變現實，卻在象征層面提醒人們，占領并非不可討論、不可質疑的自然狀態。裂縫并不會立刻撼動整座結構，卻會改變人們對結構的看法。占領秩序之所以持久，不只因為力量差距，也因為它被日常化、程序化、合理化。每一次拒絕配合，都是對這種合理化的一次打斷。

聲明結束于對國際社會的呼吁，語氣克制，沒有激情宣言，也沒有即時方案。它留下的，是一種未完成的狀態。接下來發生什么，取決于回應，也取決于沉默。占領仍在繼續，拒絕配合只是一個起點。真正的考驗，在于這種姿態能否轉化為持續的政治實踐，在漫長而艱難的現實中，維持住那條并不顯眼卻不可或缺的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