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任重慶市委書記，1984年被降為縣委書記，說：在農村也有出息

曾經，他是重慶市委書記，卻在1984年又被降為縣委書記，面對這樣“跌宕起伏”的仕途變化，他也只是說：“在農村也能有出息。”這個“他”就是王茂全。

說到人民的好干部，大家想到的應該都是“焦裕祿”，但其實，在他那個年代，還有許多同樣殫精竭慮為群眾做事的干部們，王茂全就是其中一位。

王茂全是1933年生的，原名叫王茂，后來才改的名。剛出生的時候，他家里的日子真是苦的沒邊，日本鬼子占著東北，國民黨卻還忙著打內戰，村里的地也都被攥在地主手里。

他家世代都是佃農，要靠天吃飯不說，還得受地主的盤剝。小時候的王茂全沒有機會讀書，早早就跟著大人下地干活，鐮刀磨破了手，也只能眼睜睜看著收的糧食大半要交了租子。

后來想起那段歲月，他也忍不住感嘆：“那時候最大的盼頭，就是能吃上頓飽飯。”

1949年，新中國成立，16歲的王茂全第一次覺得日子有了奔頭。土改的時候，他家分了地，再也不用看地主的臉色。從“佃農娃”變成“土地的主人”，這轉變讓他打心眼里感激黨。

2年后，村里選農會主任，大伙看著王茂全踏實肯干、辦事公道，都把票投給了他。這是他第一次當“干部”，雖說管得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但他還是干得格外認真。每天天不亮就往地里跑，天黑了還在村民們家里串門，聽每家每戶的難處。

后來國家搞農業合作化，把零散的土地集中起來種，王茂全又成了初級社、高級社的社長。可堡堂村的自然條件擺在那兒，就算人心齊，糧食產量還是上不去。

1963年，王茂全當上了堡堂大隊黨支部書記，上任頭一天，他就領著隊干部在村里轉了一圈，看著地里稀稀拉拉的莊稼，又去了幾戶缺糧的村民家。看著灶臺上那少半碗的野菜糊糊，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當天晚上，王茂全在大隊部的煤油燈底下坐了半宿，琢磨著怎么才能讓大伙吃上自己種的糧食。可這堡堂從根上就窮，在十里八鄉都是出了名的“窮窩子”，滿山都是石頭疙瘩，還常常鬧旱災。

那時候堡堂村最大的難題是缺水。村里沒有大河，就靠幾口老井，一到旱季，井里的水連人喝都不夠，更別說澆地了。

1964年，又趕上了天災，全大隊的糧食總產量都不夠村里人吃的，年底還是靠著國家的返銷糧才勉強過得去日子。這讓王茂全更加難受了，他在社員大會上忍不住說：

“咱不能總問國家要，得自己找出路。先把用水的問題解決了吧，有了水，莊稼才能長好。”

說干就干，王茂全挑了100多個精壯社員，組成了治水隊。當時正是冬天，天寒地凍，他們要去十幾公里外的大槽修水庫，還要挖水渠把水引到村里。王茂全也沒把自己當書記，跟社員們一起扛鋤頭、挑土筐，手上磨起了水泡，破了又結繭，他也沒喊過一聲累。

有一次挖渠的時候，渠底結了冰，一社員腳下打滑摔進了冰水里，王茂全二話不說跳下去把人拉上來，自己的棉衣濕透了，凍得嘴唇發紫，卻笑著說：“沒事，活動活動就暖和了。”

就這樣干了幾年，他們先是修好了大槽水庫的病害工程，后來又在村西頭修起了能蓄水100萬立方米的毛里水庫，還挖了5口山灣塘、56畝囤水丘，鋪了5000多米長的支渠。

當第一股清水順著渠流進田里的時候，社員們都圍在渠邊拍手，有的老人還哭了，這輩子沒見過自家的地里能有這么多水。

那年年底，堡堂村第一次不用吃返銷糧，家家戶戶的糧囤里都多了幾袋谷子，王茂全看著社員們臉上的笑，心里比自己家豐收還高興。

水的問題解決了，王茂全又把目光投向了村里的老鴉井山。

這座山光禿禿的，全都是石頭，還占了村里大半的面積，別說種地了，就連野草都長不了幾根。可王茂全覺得，要是把這山改一改，村里不久能多不少耕地了嗎？

1969年的時候，中央推廣大寨經驗，王茂全一看，覺得既然有人能做到，自己怎么不能試一試？他在社員大會上說：“大寨人能把荒山變成良田，咱堡堂人也能！老鴉井山不是不能改，就看咱有沒有這個勁頭！”

可話是這么說，真干起來還是逃不過一個“難”。山上全是硬石頭，一錘下去只能砸出個小坑，社員們白天用鋼釬鑿、用二錘砸，晚上還要借著月光運土墊地。王茂全每天都第一個上山，最后一個下山，有時候晚上還要去工地看看，怕有人因為累偷懶。

有一回，他的大腿上長了個惡瘡，疼得站不住，社員們勸他在家歇著，他卻找了塊布把腿裹緊，拄著棍子還是去了工地：“大伙都在干，我哪能歇著？”

就這么在老鴉井山上忙活了幾年，硬是將原來的石頭坡，改成了“大寨式”梯土。更讓人高興的是，這梯田的產量還不低。消息傳出去以后，周邊村子的人都來參觀，說堡堂人真是創造了奇跡。

王茂全不僅肯干，還特別講原則。

有一回，他弟弟王茂華在隊里當保管員，跟生產隊長串通，把隊上扎的掃帚換成草紙，想運到貴州換糧食私分。他爹知道后，趕緊把他叫回家，讓他“護著點弟弟”。可王茂全聽了，當場就火了，沖進弟弟家，抓著王茂華的衣襟說：

“隊上的東西是集體的，不是咱自家的！你現在就把草紙還回去，還要在社員大會上檢討！”

王茂華不服氣，說：“家里都快揭不開鍋了，你就不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王茂全卻鐵著臉說：“再難也不能走歪路！我是大隊書記，得對全體社員負責，不能因為你是我弟弟就搞特殊。”

后來他還專門開了社員大會，不僅讓弟弟和生產隊長作了檢討，還把自家也擺出來說：“不管是誰，只要損害集體利益，都得管，就算是我家里人也不行。”

這事之后，社員們更信任他了，都說跟著王茂全干，心里踏實。

堡堂村的變化，很快引起了上級的注意。1973年4月，時任山西省委書記的陳永貴專門來考察。當陳永貴站在老鴉井山的梯土上，看著整齊劃一的田地，忍不住說：“我還以為回到大寨了！你們學大寨學到了點子上，這是真開花結果了！”

同年6月，四川省委在重慶開“農業學大寨”經驗交流會，把堡堂村定為先進典型，還提出了“全省農業學大寨，趕化林、超堡堂”的口號。

9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還專門播了關于王茂全的節目，堡堂村一下子出了名，來參觀的人絡繹不絕。

因為工作突出，王茂全的職務也一路上升。

1974年，他從大隊書記直接被提拔為重慶市委常委，后來又當了重慶市副市長、市委書記，1977年還當選了中央委員。這么快的晉升速度，在當時很少見，家里人都以為他當了大官，能幫著解決點事。

他兒子從部隊復員回來，想讓他幫忙找個城里的工作，可王茂全卻說：“你要是塊金子，在哪都能發光。農村現在也需要人，回家種地一樣有出息。”最后，他兒子還是回了堡堂村，跟著鄉親們一起搞農業。

后來女兒想讓他幫忙推薦上師范學校，也被他拒絕了：“上大學得憑自己的本事，不能靠父母。我要是給你走后門，怎么對得起老百姓？”

不僅對家人嚴，對親戚也一樣。他舅舅、姐姐來找他幫忙安排工作，都被他勸了回去：“我這個官是老百姓給的，只能為老百姓辦事，不能謀私利。”

1978年改革開放后，國家的發展重心轉向了經濟建設，像王茂全這樣在特殊時期提拔起來的干部，職務也有了調整。

1984年，51歲的王茂全從重慶市委書記調任江北縣委書記，級別降了不少。有人替他抱不平，說他干了這么多實事，不該被降職。可王茂全卻沒當回事，他說：“共產黨的干部就是能上能下，在哪都是為老百姓辦事，縣委書記離基層更近，更能幫著解決實際問題。”

在江北縣委任上，他還是老樣子，天天往鄉下跑，看農田、訪農戶，幫著解決灌溉、修路的問題。后來他又當了綦江縣人民政府顧問，還牽頭辦了綦江縣老年大學。當時不少退休干部沒事干，生活單調，他就想著辦所老年大學，讓老人們能學點東西、找點樂子。

老年大學開了唱歌、舞劍、門球這些課，每周上兩三節，老人們都很喜歡，都說王書記考慮得周到。

2009年7月17日，76歲的王茂全因病去世。臨終前，他還惦記著堡堂村的莊稼，問來看他的村干部：“今年的水稻長勢怎么樣？水渠有沒有漏水？”

村里人知道他走了，都很傷心，說他是個“一輩子扎在田里的老黃牛”，心里始終裝著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