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鐵殺人｜莫礪鋒教授談古典文學的文獻與選題！

今天談談研究方法。剛才杜（貴晨）老師也講到了我的導師。那么我就從南京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的情況說起，和大家交流一下。南京大學的中國古代文學學科本來是一個源遠流長的學科。我們在新中國成立前的源頭是兩所大學，一所是中央大學，一所是金陵大學，上世紀50年代院系調整的時候把它們合并成了一個大學，兩個學校的文學院就成了南京大學的中文系，現在我們也改名叫文學院了。

所以我們這個學科歷史上曾經有一些著名的學者，像大家都知道的黃季剛、吳梅、胡小石、陳中凡、羅根澤等。但是這樣一批學人，等到上世紀70年代末，就是“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基本上都已經不在了。所以到1978年，我們國家的教育恢復正常的時候，南京大學的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實際上已經相當衰弱了。我昨天跟山大的老師們在一起交流，他們覺得山大以前有“馮陸高蕭”，后來覺得后繼無人。我們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也是這種情況。

就在這個時候，南大的老校長匡亞明從武漢把一個退休的街道居民，也就是我的導師程千帆先生聘請來南大了。因為程千帆先生當了十八年右派，摘帽以后，武漢大學就讓他退休了，就不要他工作了，程先生就變成了一個街道居民，工資都從街道上拿。當時匡亞明校長力排眾議，就把他給聘來了。程先生就到南大來工作，這里也是他的母校。他回來工作以后，第一他搞科研非常勤奮，第二他也非常認真地培養研究生，同時也培養中青年教師。過了幾年以后，我們南大的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就開始振興了。到1987年，我們國家第一次評全國重點學科的時候，我們就評上了。那時候全國只有兩家，一家是北大，一家是南大。后來第二次評、第三次評，我們都一直保持下來。所以我們南大的古代文學學科能有今天的氣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跟程先生個人的努力分不開的。正因為這樣，我們的整個學科，我們的學風，都打下了程先生個人的印記，比如說他對學術的一些理念，他對于研究生培養的一些要求，都明顯地體現在整個學科的面貌上。后來他退休了，過世了，但是他的學生開始挑大梁了，如今程先生的三傳弟子已經當上博士生導師了，我們的一個梯隊已經形成了。概括地說，我們這個梯隊，或者說我們這個學科，有什么特點呢？我想國內兄弟院校的一些基本學術理念都是差不多的，但具體的做法各有各的特點。

第一，在學術理念上，我們比較強調古典文學研究一定要跟古典文獻學的研究非常緊密地結合起來，也就是說我們強調你在進行古代文學的研究時一定要首先在古典文獻學上打好基礎。因為文獻學就是告訴我們應該注意哪些文獻，同時也指導我們對于這些文獻怎么進行處理，這一點是我們整個學術工作的基礎。程千帆先生非常強調這一點。所以我們對碩士生、博士生都開授校讎學的課程，也就是傳統意義上的文獻學。有的同學可能看過程千帆先生和我的師兄徐有富教授合作的那個四卷本的《校讎廣義》，最早就是齊魯書社出版的。那個《校讎廣義》就是在程先生親自為我們講授校讎學的講義的基礎上編的。我昨天跟山大的老師還回憶過，當年，程千帆先生應邀到山大來講授校讎學，山大的研究生做了一個記錄稿，后來有一個油印本，我們南大的同學也有一個記錄本，也有一個油印本，后來就把這兩個油印本合起來，又進行擴充，就形成了這樣一個四卷本的《校讎廣義》。我們以為古代文學研究的對象都是過去的文本，過去的文本即使近代文學，距離我們也是百年以上，更不用說唐詩宋詞，更早的《詩經》《楚辭》。這些作品流傳到我們今天，經過了這么長的時間間隔以后，它的文本存在形式發生了某種變異，比如有的作品亡佚了，有的作品在傳抄過程中間文本有變化，不再是原本的面貌。所以我們開始研究的時候要注意，你所研究的文本是不是準確可靠。這個問題首先是個全不全的問題。我相信山師的老師肯定也是這樣要求同學們的。當你試圖要研究某個課題，當你試圖就某個對象寫一篇論文的時候，老師們肯定會要求你要掌握全部的資料。比如你要寫一篇關于李白的文章，你一定要讀過全部的李白作品，你不能光讀一部分的李白作品就來立論，那么你的材料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現在有的同學，年輕人，腦子很靈活，腦子靈活當然是好事，但是他有一個缺點，就是往往不愿意下苦功夫。我在南大發現過這種情況，尤其是本科生的論文，他根本沒有讀《李太白全集》，他只讀了一本李白詩選，他就寫一篇論文，大談李白的浪漫主義如何，李白的氣象如何。結果那本李白詩選，我數了一下，大概一共選了一百二三十首詩，但是傳世的李白詩有九百多首，那么你這個結論是根據一百多首李白詩得出的，你怎么知道你的結論對那八百首的李白詩都適用呢？我們根據部分的材料不能得出一個籠蓋全局的結論，掌握材料一定要求全。當然更聰明的同學連李白詩選都不讀，他只讀作品選里的那十幾首李白詩，也能寫一篇論文出來，那就更加不對了。所以資料一定要全面，我們在評同學們的論文的時候，好的評語就是材料完整、材料翔實。然而即使在學術界，由于資料不全而發生的問題比比皆是，相當常見。拿我本人比較關注的唐宋詩歌來說，比如《全唐詩》，在聞一多先生的年代，在李嘉言先生的年代，就是上世紀40年代、50年代，他們那一代學人，研究唐詩的論文如果注出處的話，注明《全唐詩》卷幾就可以了。當時認為《全唐詩》是可靠的、完整的，但現在我們明確知道，第一《全唐詩》不全，還有《全唐詩補編》，把原來的四萬九千多首，現在又擴展了六千七百多首。我當年讀王力先生《漢語詩律學》的時候，非常佩服老一輩學者的功夫之深。王力先生在《漢語詩律學》里談到這樣一個問題，他說，唐人寫詩，不犯“孤平”。什么叫犯“孤平”呢？就是一句近體詩中間，也就是要講究平仄格律的一句詩中，如果只有一個平聲字，這個平聲字又跟押韻的那個韻腳不連在一起，它是個孤零零的平聲字，這種情況叫作“孤平”。王力先生說，唐代詩人不犯“孤平”，唐代詩人視“孤平”為大忌，他的立論根據是什么？他說《全唐詩》五萬首詩中，孤平只有三個例子。要知道那個時候沒有電腦，我們現在也許弄個軟件一檢索就出來了，那時候他要一首一首地檢索，五萬多首詩一首一首地查閱。我讀書讀到這里的時候，覺得老一輩學者之所以成就大，是他下的工夫深，他絕不投機取巧。但是到了今天，假如我們重新檢查這個結論，我們就要加以修正了。因為除了《全唐詩》，還有《全唐詩補編》，你還必須要把這六千七百多首也搜羅一遍，你才能下這個結論，因此文獻資料一定要全。即使是一些大學者，在材料不全的情況下，他的立論也會有偏頗。我們舉錢鍾書為例，錢鍾書的《宋詩選注》，在此書的初版本中，選了南北宋之交的詩人呂本中的《兵亂后雜詩》。因為呂本中是親身經歷了靖康之變的，當金兵南下，北宋軍民進行汴京保衛戰，后來又淪陷的這個過程中，呂本中本人正在圍城中間，他親身經歷了那個天翻地覆的大事，所以他就寫了一組詩來詠這個事件。這樣的詩當然具有詩史的性質，呂本中其人又是南北宋之交重要的詩人，重要詩人寫重大題材，這樣的作品選入《宋詩選注》，應該說是沒有問題的。問題是選哪幾首？因為這是組詩。我們看錢鍾書的《宋詩選注》的初版本，他說，原作共有五首，他從中選了二首。我想，按錢先生的眼光，他的判斷能力，他從五首詩中選二首出來，我們可以斷定他選的是最好的二首，這一點大致上不會有問題。就是說有這樣一個分數，五分之二，這個作為分子的二是沒有問題的，問題是分母。呂本中的這一組詩到底是不是只有五首？實際上呂本中的這一組詩規模很大，一共有二十九首。錢鍾書當時沒有看到全部的二十九首，他只看到了五首，他是根據《瀛奎律髓》入選的五首來再做選擇的。假如當時錢鍾書先生看到了那二十九首，他再來選的話，是不是一定選二首？要是只選二首的話，他是不是一定選現在選的這二首？這都是存在問題的。也就是說，你的判斷，一定要建立在占有全部資料的基礎上才可能準確。當然這也不怪錢鍾書先生，當時那二十九首很難看到。我是看到了，因為我博士論文作江西詩派，呂本中算是江西詩派的詩人。這個本子原來大陸上已經沒有了，美國的國會圖書館有一本，后來北圖從那里買了一個縮微膠卷過來，原來那二十九首都在。當然補充一句，錢鍾書這本書的修訂版已經說明原來有二十九首了。這些例子說明掌握材料要全。但是資料的全還是不全，還不是最嚴重的問題。真偽的問題才是最嚴重的，它的影響更為嚴重。

我們還是看《全唐詩》。《全唐詩》是按時代排列的，我本人通讀《全唐詩》時有這樣一個印象，就是從卷一到卷三八，突然出現了一個使我眼睛一亮的詩人，這個人就是初唐的王績。為什么王績的詩使我眼前一亮呢？原因就在于在《全唐詩》的前面幾卷都是以唐太宗為首的宮廷詩人的作品。宮廷詩人的作品內容是寫帝王生活、皇家的苑囿、宰相的府第、皇家的宴會等，它的風格則是華麗的、典雅的。這樣一種詩歌，我們普通的讀者是不喜歡的，因為距離我們的生活太遙遠。但是讀到卷三八，出現了王績以后，情況就變了。王績雖然長期在長安做官，但是他始終懷念田園生活，他的詩中有對田園的向往與追憶，他的詩歌風格又是學習陶淵明的，自然、樸素、清新。所以讀到王績的詩，就覺得一股清新的風吹進了初唐詩壇。我們現在不分析詩的藝術，我們只講文獻。在《全唐詩》卷三八王績的詩中，有一首大家應該關注一下，它的標題是《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在京，就是在京城；思故園，思念故鄉的田園；見鄉人問，見到一個老鄉，然后問他。這首詩的內容就是向老鄉打聽家鄉的情況，家鄉的梅花有沒有開花？竹子有沒有成活？我家的親戚還安好嗎？這個構思非常像大家所熟悉的王維的一首短詩，就是《雜詩》：“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不過王維那首詩非常凝練、非常簡潔。而王績這首詩比較冗長，它是五言古詩，有二十多句，因為他一連問了好多個問題，但兩者的構思方式是一樣的。這樣一首詩，寫對田園生活的懷念，風格非常樸素，像陶詩，很好。問題是它有沒有文獻上的問題？我們經過一番考查，發現它沒有問題。這樣說并不是它編在《全唐詩》里就可靠，而在于上世紀初，我們在敦煌洞窟中發現了一個五卷本的王績文集，叫《王無功文集》，它是唐人的手抄本。在那個五卷本中就有這首詩，所以它在文獻上絕對可靠，沒有問題。那我為什么要舉它為例子呢？就在于在這首詩的后面，同樣在卷三八，我們又讀到了另一首詩，那首詩的標題叫《答王無功問故園》，王無功就是王績，就是回答他問故園的詩。從內容上看，第二首詩完全是跟第一首一一相對，就是王績的詩中問了十一個問題，第二首給了他十一個答案，告訴他你家鄉的梅花怎么樣、竹子怎么樣，等等。照一般的推理，既然王績的那首詩編在《全唐詩》的卷三八，也就是初唐詩部分，那么第二首也同樣編在卷三八，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兩位詩人應該是同一時代的人，才能一問一答。我至少看到三種學術著作，就是這樣理解的。山西大學的一個老師撰的一本《王績詩集校注》，在《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這首詩的題下注中就說，這個鄉人就是后面那首詩的作者。還有的書中分析這兩首詩的問答，說那位鄉人如何熱心地回答王績的問題，等等。問題是第二首詩的作者是王績的老鄉嗎？是王績的同時代人嗎？我們看看第二首詩的作者是誰。《全唐詩》中的署名是“朱仲晦”，“朱仲晦”何許人也？學術界對唐代詩人的小傳已經下過很大的工夫，唐代詩人凡是有資料的都調查過了，但是找不到朱仲晦的任何材料。當然也許是資料已經亡佚了，他就是王績的老鄉，但是生平無考。在邏輯上是有這種可能性，但總是使人懷疑。我讀到這里，正巧我對這個“朱仲晦”比較熟悉，因為我跟他整整打了兩年交道，我讀他的作品整整兩年。他不是別人，正是南宋理學家朱熹。朱熹排行老二，他有一個字就是“仲晦”，這首詩也是朱熹本人寫的。我們有什么根據這樣說？在朱熹的《朱文公文集》卷四，就有這首詩。朱熹的文集是他的兒子朱在刊刻的，南宋的刻本現在還在，保存在北京圖書館，里面就有這首詩，標題稍長一些，是《答王無功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正文一字不差。這首詩當然就是朱熹的作品，不會有錯誤。同學們可能會有疑惑，南宋的朱熹，怎么會寫一首詩，來回答初唐的王績呢？原來這是古人的一種寫作習慣。我們的古人，哪怕是宋代的理學家，并不像我們所理解的那么嚴肅，那么死板，正襟危坐，不茍言笑。不是的，古人的思想非常活躍，古人的寫作態度也非常通脫。所以，南宋的朱熹看到王績的詩，又沒有看到鄉人來回答他，就說我來替那個鄉人回他一首吧。所以這是一首擬作，也就是朱熹用這首詩，跟前人進行異代人之間的對話。這種情況在中國文學史上并不是非常罕見的。一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關于屈原的《天問》。我相信大家讀《楚辭》的時候，感到最難讀的就是《天問》。我很少發現有同學能背誦《天問》。因為《天問》太難讀，都是不認識的字，讀也讀不懂。《天問》是什么內容？根據王逸的注，就是屈原被楚懷王放逐后南游，看到楚國宗廟里墻上的壁畫，他就“呵而問之”，他對著墻上的壁畫，提出了他的追問。《天問》就是一首充滿了問號的作品，它從頭到尾都是提問。屈原追問，自然的秩序、人間的秩序為什么是這個樣子？他追問為什么天上的日月星辰不掉下來？風雨雷電是怎么形成的？他追問人間為什么忠奸顛倒？為什么忠而見謗？奸邪的人反而會受到重用？屈原想不通，他很多問題沒有答案，他憤怒，他苦悶，所以他最后跳進了汨羅江。假如這些問題他都有答案了，都清楚了，他就不會跳汨羅江了。因此《天問》全文中有一百七十三個問號，這樣一部作品就像王績的那首詩，他僅僅是問。那么誰來回答他呢？到了唐代，古文家柳宗元寫了一篇《天對》，《天對》就是逐一地回答屈原《天問》中的一百七十三個問題。這是異代人在進行交流，進行對話。我們的古人有這樣的寫作方式。所以《全唐詩》里的《答王無功問故園》，這就是一首南宋人的詩，它不是唐詩，我們不能根據它來分析唐代詩人怎么用詩歌進行問答，一問一答何等風趣，等等。它是異代人的交流。當然，這個問題比較偶然，其影響也不是太大，我很少發現有人舉它為例。

但是《全唐詩》還有更嚴重的文獻學問題，我們往下讀，當大家讀到卷四六七，就讀到了另外一個不知名的詩人，這個詩人叫牟融，牟是牟取暴利的牟，融是融會貫通的融。卷四六七就是牟融的詩，共有六十九首。我不知道山師的同學的情況怎么樣，在我們南大，現在的研究生，尤其是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生，面臨著很大一個問題就是選題。假如一個同學要研究唐詩，他發現李白、杜甫的文章不好作，什么話都有人說過了，降而求其次，哪怕是王維、李商隱，也不好寫。于是一流不行研究二流，二流不行研究三流，每況愈下。我曾開玩笑說，總有一天，我們的選題會出現《論唐代詩人張打油》。在這種情況下，同學們為選題所困擾，想找一個前人研究不多的，或者根本沒研究過的唐代詩人，很可能會挑到這個牟融，而這個牟融的作品量應該說夠作一篇碩士論文了。假如哪位同學選擇了這個牟融為論文題目，我猜想接下來的工作是哪些？首先，牟融其人沒有生平資料，我們只能根據他的作品來考察他的生平。我們很快發現，牟融的六十九首詩中，標題中間出現了一些中唐詩人的名字，比如說張籍，還有朱慶余，朱慶余不是太有名，但是他也有作品收入《唐詩三百首》，當時也比較有名。你根據這些標題來分析，他肯定是中唐詩人，他和張籍、朱慶余是同時代人，還有交往。當然你還可以分析他的詩歌內容，他和中唐時期兩大流派元白、韓孟之間有什么異同等，你大致上可以敷衍出一篇碩士論文。可是，假如哪個同學果真選了牟融作品，果真對他下了一番工夫，寫成了一篇論文，那么你就是三生不幸！為什么？因為《全唐詩》中的牟融詩完全是偽造！唐代無牟融其人！中國歷史上面，叫牟融的人是有的，是一個東漢人，是一個思想家，他有一本書叫《理惑論》，可能是我國文獻中最早記載佛教的書。現在研究佛教史的人可能會提到，我們研究文學的人一般不會提到。他是東漢人。那么唐代沒有牟融，為什么《全唐詩》有牟融的一卷詩呢？還有六十九首之多？標題中又有張籍、朱慶余？原來，這完全是明朝人偽造的假唐詩！清人批評明人，有兩句話，一句話是學風空疏，第二句話是“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明朝人好刻古書，古書就滅亡了。為什么好刻古書反而會古書亡呢？在于偽造。明人刻一些假的古書，讓人真假莫辨，后人看上去不知道真假，古書因而滅亡了。剛才提到的牟融就是一個例子。這個牟融詩集完全是明人偽造的，是明朝的某個不法書商為了謀取暴利而偽造的。我們知道明朝的文壇風氣，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明朝人崇拜唐詩，鄙薄宋詩。所以就有一個書商說發現了一個海內孤本的唐人詩集，叫《牟融集》，把它刻出來，結果很暢銷，賺了一大筆錢。那么這些作品是哪來的？全部是從明朝人的集子里東抽一首、西抽一首，把它的標題改一改，拼湊而成。等到清朝編《全唐詩》的時候，沒有仔細地考辨，就把它收進去。已經有學者用非常堅實的考證判定它為偽作。所以大家讀《全唐詩》的時候，怎么能非常放心，看到白紙黑字就信以為真？它里面有這樣的錯誤、那樣的錯誤，甚至還有故意偽造的東西在里面。為了要強調一下文獻學的問題，我再稍微多說幾句。

也許同學們說我們現在不讀《全唐詩》，所以不會碰到這樣的問題。我相信，大部分同學現在不讀《全唐詩》。因為讀《全唐詩》太費時間了，五萬多首。那么，是不是不讀《全唐詩》，只讀別集或者選本，就一定沒有文獻學上的問題呢？不是這樣，我們同樣會碰到各種各樣的文獻學上的問題。我們不談《全唐詩》了，我們談唐詩選本。最通行的唐詩選本，無疑是《唐詩三百首》。不管是哪個唐詩選本，哪怕是比較能體現我們現代人意識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唐詩選》，還是上海師范大學已故的馬茂元先生的《唐詩選》，這兩本是今人編的《唐詩選》中比較好的，但是它們的流行程度，家喻戶曉的程度，也還比不上《唐詩三百首》。《唐詩三百首》自清代乾隆二十九年成書以后，就是公元1764年以后，兩個半世紀以來，可以說是風行海內。那么這樣一本書，是不是我們就可以非常放心地閱讀呢，就相信其中的作品一點兒都沒有文獻學上的問題？不是這樣。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大概十多年以前，我在南大給本科同學講文學史，講到唐詩部分，我就順便勸同學們讀《唐詩三百首》，我說《唐詩三百首》很好，因為它有代表性，《唐詩三百首》的選目沒有體現太強的學術觀念。它不像王漁洋的《唐賢三昧集》，它完全是神韻派的觀點；也不像沈德潛的《唐詩別裁集》，完全是格調派的觀點。它沒有太強的派系性質，所以它選的詩非常有代表性。初、盛、中、晚都有，然后山水田園詩派、邊塞詩派也都照顧到，各個詩派都有。又突出大家，杜甫第一，選得最多；第二可能就是李白跟王維，基本上都符合一般讀者對唐詩的理解。所以總的來說，這個選本很好。但是，我又補充了一句，我說《唐詩三百首》也有一個缺點，它的選目方面有個很大的缺點。它遺漏了一位重要的詩人，本來應該選的，但現在沒選，這個人就是中唐的李賀。李賀其人在《唐詩三百首》中一首都沒有入選，完全缺席。我覺得這是不對的。盡管《唐詩三百首》的選者，署名叫“蘅塘退士”，他的真姓名叫孫洙，這個人是我江蘇無錫的老鄉。但是老鄉歸老鄉，你學術上有缺點我還是要講，我覺得沒選李賀這是個很大的缺點。照我想，不論從哪種價值標準來衡量，不論成就還是風格特點，李賀其人在《唐詩三百首》中不但應該入選，而且應該選個四到五首，現在一首都沒有，這是一個明顯的缺點。我剛說完，我并沒叫同學們提問，但是南大的本科同學特別活躍，一個女生自己站起來舉手，我以為她有事要出去，可是她說：“我有問題。莫老師，你剛才講得不對。”我說我什么地方講得不對了？她說：“你說《唐詩三百首》里沒有李賀的詩，實際上已經選了。”我當時四十多歲，我活了那么長時間，是第一次對自己的智商產生了嚴重的懷疑。我一直有這個觀點，《唐詩三百首》沒有李賀的詩，這是一個缺點。怎么這位同學說已經選了？我就問她說：“已經選了嗎？”這位同學已經站起來了，她抽出一個書包，從書包里“呼”地抽出一本書來，原來她隨身帶著一本《唐詩三百首》。她非常熟練地翻到某一頁，說“老師你看”，我走過去拿過來一看，差點兒暈倒。白紙黑字，李賀，還不止一首，差不多有四到五首，我比較喜歡的幾首李賀詩，《蘇小小墓》《夢天謠》《金銅仙人辭漢歌》，都在里面。再一看封面，就是《唐詩三百首》，清代蘅塘退士編，看看封二、封底有沒有前言、后記，是不是經過今人的改編？沒有，是一本原汁原味的《唐詩三百首》，里面竟然有李賀的詩，還有四到五首。說實話，假如我今天在山師的課堂上跟大家討論學術問題，如果有哪位同學或者在座的老師指出來我哪個地方講錯了，我的第一反應就是承認錯誤。為什么？我今年已經滿六十周歲了，六十周歲意味著距離老年癡呆癥不遠了，所以記不清楚，記錯了是常事，我現在讀書經常今天讀了明天忘，因為記憶力不行了。但是十多年前，我還不到五十歲，大家看我現在是白發蒼蒼，李白說“朝如青絲暮成雪”。但是十多年以前，頭發還是比較黑的，腦子也比較清楚。所以我當時心亂如麻，我沒法講課了。我怎么從來沒有看到《唐詩三百首》里有李賀的詩呢？我就把課暫停一下，使勁地翻這本書，一翻翻到最后。大家可能還記得吧，《唐詩三百首》首先是按照詩體來編的，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最后是七言絕句。每個詩體內部是按時代來排，初盛中晚，也就是全書最后是晚唐的七言絕句。翻到最后，我就放心了。為什么放心？就是我還沒有老年癡呆啊，是這本書不對頭。因為我在后面又發現了一個原來在《唐詩三百首》中沒有入選的詩人的兩首詩，兩首七言絕句，居然選在里面。這個詩人是晚唐人，這兩首詩也許同學們沒讀過，但是我敢保證，這兩首詩中至少有一句是人人都知道的。因為兩年以前，張藝謀拍了一個電影，叫作《滿城盡帶黃金甲》。這是誰的詩？黃巢的詩，晚唐農民起義領袖黃巢，有兩首詠菊花的詩，都是七言絕句。一首說：“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還有一首就是：“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這兩首詩不論好或不好，不論它在唐詩中有沒有代表性，也不論在五萬多首唐詩中選三百首能不能選到這兩首，問題是以黃巢的身份，在清代乾隆二十九年，他能不能被選入《唐詩三百首》？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黃巢其人今天我們說他是農民起義領袖，但在清朝看來是亂臣賊子，亂臣賊子是人人得而誅之的，是一個最反面的人物，是逆賊。怎么可能在乾隆時代把他選到《唐詩三百首》里去？乾隆朝是什么時代？現在電視屏幕上整天大辮子晃來晃去，晃得全國觀眾都有點糊涂了，以為乾隆朝是什么太平盛世，實際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乾隆統治六十年，那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黑暗、專制的時代，他在文化上采取高壓手段來統治全國。就是當時的滿清皇朝為了鎮壓漢族人民的民族意識，也為了鎮壓包括滿族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初步的民主意識，就制造了一連串的文字獄，乾隆一朝的文字獄材料完整保留到現在的起碼在一百三十件以上，檔案材料從地上可以堆到天花板。那個朝代在思想文化上是絕對專制的，不允許有一絲一毫觸犯統治階級忌諱的話。那么在那個時代，要想在《唐詩三百首》中選黃巢的詩，是不可思議的，即使選進去，這本書居然沒有被禁，也是不可思議的。假如我這位老鄉，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舍得一身剮，也要把黃巢的詩選進《唐詩三百首》，那么只有一個結果，書剛出來人就被處斬，然后滿門抄斬，株連九族。所以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看到有黃巢的詩，我就大膽地斷定這本書是偽作。我就把這本書還給這位同學：“對不起，你這本書是偽造的《唐詩三百首》。”那位同學不服氣，“老師，這怎么是偽造的呢？我是從新華書店買的，又不是在地攤上買的。你看版權頁，有出版社，有書號。”我說，盡管這樣，這還是偽造的，因為書里面有黃巢的詩。我課后了解了一下，原來這本書是華北某省的一家人民出版社印的。可能是這家出版社的編輯覺得《唐詩三百首》很暢銷，能賺錢，大家都印，他們也印。這位編輯先生自己對李賀有偏好，覺得《唐詩三百首》怎么能不選李賀，就補了四到五首進去，這個很合我的意愿。問題是他對黃巢的詩也情有獨鐘，那時候張藝謀還沒有拍電影呢，黃巢詩也不是太著名，他也給補了兩首進去。你補是可以補，你要說明本社出版的《唐詩三百首》經過我社編輯的增補，哪幾首是我們補進去的。否則的話，你就是誤導讀者。為什么說他是誤導呢？因為我們馬上想到了一個結果，就是假如哪位同學看到了這本《唐詩三百首》，而這位同學又對清代乾隆朝的政治思想文化很感興趣的話，那么他就可以根據這本《唐詩三百首》得出一個結論，他可以說，誰說乾隆朝專制黑暗？你看乾隆朝一個叫孫洙的人選《唐詩三百首》把黃巢的詩選進去，不但沒有被查禁，還很暢銷，風行海內，說明乾隆朝很寬容，很開放。這不是胡說八道嘛。所以我們讀書一定要注意版本的可靠性，注意文本的準確性。一句話，在我們進行古代文學研究之前，首先解決一個文獻學的問題。我不知道山師的同學對文獻學的重視程度如何，反正在我們南京大學，對文獻學非常強調。我們始終強調這一點。凡是從外校考入南大的，如果在以前的學校沒有系統地學習過文獻學這一門課的話，一定要求他補修。因為你必須要經過文獻學的訓練以后，你才會有這種比較敏銳的眼光，你才會有這種意識。當你處理一個文獻的時候，你先從文獻學上追問一下，然后再來從事分析。這是我今天講的第一點。

第二，就是文獻問題解決了，接下來我們要選題研究了。這時候我們要關注什么呢？大致上是這樣的。首先，古代文學學科研究的范圍非常的大，我們要處理的對象是整個的古代文學，作家作品不計其數。有的同學說，我是研究宋代的，唐以前的我不管。不行，你在打基礎的時候，你必須要全局在胸，你必須要從我們文化的源頭，從《論語》《孟子》《老子》《莊子》，然后從《詩經》《楚辭》一路讀下來，才能進行你這一段的研究。比如你要研究唐詩，你不讀這些先秦基本典籍的話，你就對唐代作家的文化素養，他們從文學上吸取的營養是哪里來的，或者唐代文學的根源，缺乏了解，你來分析唐代文學就說不到點子上去。再說，我們評價一個作家也好，評價一個時代的文學也好，你憑什么對他作出評價？你憑什么說李白的地位、杜甫的貢獻如何？這都是通過比較得出來的。沒有比較就沒有評價。所以一定要全局在胸。假如你對古代的歷史毫無了解，那么你對古代文學的發生背景就弄不清楚。當你在考察某種文學現象的時候，你不知道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根源是什么，你就解釋不清楚。你要是對古代的思想史不了解，對經學不了解，你對古代作家的心態就不懂，他們是怎樣想的？為什么杜甫要強調以儒學為本，而李白是兼取百家？你就說不清楚。所以讀書要廣博。

當然大家都很忙，學制也很短，來不及讀太多的書。讀書要有側重性。讀書有的時候要快讀，有的時候要精讀、慢讀。朱熹論讀書有一句名言，在《朱子語類》中有兩個地方用了同一個比喻。他說讀書應該怎么讀？就像煮東西，比如一塊牛肉，一個豬蹄。他說是“煮物”要分兩步，第一步要像“快火滾煮”，第二步轉入“細火文煨”，燒開以后，要變文火，才能煮透。朱熹這話是什么意思？他說讀書第一步要非常廣泛，要比較快地讀，要多讀。你不能每一本書都細讀，一個字一個字地摳，三年畢業才讀了幾本書。所以讀書要“廣”，在“廣”的基礎上再挑幾本典籍，最重要的作品，再來細讀，仔細涵詠。有一部分書一定要精讀、細讀。經過這樣兩步，你才可能獲得必需的學養。研究生階段最不好的培養方式就是一進來就選一個論文題目，然后整整三年都圍繞著論文來讀書。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論文也許還不錯，但是你將來毫無學術后勁。我們如果希望自己的學術生命長一些，就一定要打好基礎，不要急功近利。要下苦功，你要扎扎實實地讀好多跟你的學位論文毫無關系的書。這些書，這些知識，在你的學位論文中根本沒有反映，但你一輩子受益無窮。

還有，讀書，尤其是讀文學作品，有兩種讀法。第一你是作為一個普通讀者來讀，這個時候，并不是為了寫論文，不是把自己定位為一個學者，這個閱讀是“感字當頭”。“感字當頭”是程千帆先生說的，他的意思是說讀文學作品要受感動，要從感情切入，跟古代的詩人進行心靈交流。這是一種非常好的閱讀方式。第二就是帶著學者眼光的閱讀，為了找題目來寫論文，為了找出前人結論中不夠準確、不夠全面的地方，來進行追究，這是第二種閱讀。這兩種閱讀缺一不可。前一種閱讀是第二種閱讀的基礎，第二種閱讀是第一種閱讀的深化，是一個自然的延續，兩者結合起來，你的讀書才是比較有成效的。研究文學的人首先要熱愛文學，假如你不熱愛文學，你讀了文學作品不受感動，你趁早改行，你可以去研究別的學問。人的才能是有偏向性的，不是所有的人能做所有的事。有的同學不熱愛文學，讀了名著也沒感覺，你趕快改行，該干什么干什么，就是不要研究文學。研究文學一定要“感字當頭”。你對作品沒有感覺，對作品中浸透的那么深厚的感情都沒有感動的話，你怎么來研究它？文學研究不能是冷靜的，不動聲色的，把文本當作一個解剖的對象，這樣不可能研究得好。

然后就進入選題階段。對于同學們來說，選題有兩點應該注意，第一是學術價值的問題，第二是工作量和難易程度的問題。我們選一個題目來做論文，它必須是有學術價值的。假如研究唐朝的一個不知名的詩人，他在任何方面都沒有代表性，你的研究就沒意義，所以要選一個有價值的論題。但是問題是，同學們在攻讀學位，中國的學制又比較短，同學們的學力還不夠深厚，所以你選題目的時候不能僅僅看學術價值。也許這個問題很有學術價值，問題是，以你的學力，在有限的時間內，能不能做好。所以不能選太大太難的題目。你不能不自量力，一定要考慮自己的實際情況，當然也不能選太容易的題目，那樣會浪費自己的才華。要選一個比較難，但在規定時間內又能完成的題目。還有，大家選題的時候，必須要關注學界的研究動態，歌德說過一句名言“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他的意思是說，所有該思考的東西都已經被人們反復思考過了。在中國古代文學這個傳統極其深厚的學科里，更加是這樣。一切有研究價值的都被我們的前人研究過了。我們一定要在前人的積累上開始走。所以你選題的時候，一定要關注學界已有的看法。你要調查一下，在你想做的題目上學界已經有哪些看法，你在這個基礎上再進行思考。現在有了電腦檢索，這個問題應該不是太難了。在我讀博士生的時候，這個工作是非常難做的。那時候沒有電腦，文獻浩如煙海，要想知道有哪些書出版了，哪些論文發表了，你只能用手工到處去找。

我在博士生階段選題有個過程，我把它介紹給大家，我最后的論文題目是做的江西詩派研究，后來在齊魯書社出版了。但是這不是我的首選，我一開始并不想做江西詩派研究，我的首選是朱熹文學思想研究。因為在我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有一年時間都是讀先唐的典籍。一開始程先生不讓我讀唐宋的書，他規定我讀先唐的書，從《詩經》《楚辭》《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史記》《漢書》一路讀過來，《文選》《文心雕龍》，一路讀過來，全部讀先唐書。在此期間，我讀了三本跟朱熹有關的書，一本是朱熹的《詩集傳》，一本是朱熹的《楚辭集注》，還有一本是朱熹作的《韓文考異》。這三部書我是老老實實地讀了，讀了之后，我就有一個感覺，我覺得朱熹的文學思想可以研究一下。因為那時很多人都說宋代理學家是反對文學、排斥文學的。朱熹雖然是南宋的理學宗師，可是他非常重視文學，他也很懂文學。所以他花了很大力氣在從事文學方面的著作。我們知道，他在去世前三天還在修《楚辭集注》，他最后的著作不是他的四書集注，而是《楚辭集注》。他是熱愛文學的，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下朱熹的文學思想。但是我要先了解一下學界的動態，有沒有人研究過這個問題。那時候又沒有電腦，我就到處翻，翻了國內所有的論著，都是說理學家否定文學、反對文學。現代的學術是國際性的，不能光看中國的情況，也得看看中國港臺地區、日本、歐美漢學界，所以我把眼光擴展到域外去，很快就發現問題了。原來當時在臺灣，錢穆先生剛出版了一本關于朱熹的新書，叫《朱子新學案》，是一本很厚的書，臺灣版有2500頁。當時海峽兩岸還沒有交通，我們是看不到臺灣書的，我是從報紙上看到報道，知道有這么一本書出版了，但是我看不到。這樣，我就沒法選題了，我不知道錢先生在那本書里說了些什么。我沒辦法解決，就向老師求助。程先生就說，我來幫你打聽吧。一打聽，就知道在國內已經有一本《朱子新學案》了，可惜這本書并不在圖書館里，它在一個私人家里。這個人是誰呢？是北大哲學系的一位老先生，他叫張岱年。問題是張先生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輩，誰敢到他家里去借書看啊。我又不認識他。那怎么辦呢？程先生也沒辦法，他也不認識張岱年先生。但是程先生認識北大中文系的林庚先生，他就寫了封信給林庚先生，請他派個年輕人到張先生家里把這本書借來看一眼。林先生很熱情，派了個學生到張岱年先生家里，把那本《朱子新學案》借出來，把目錄部分復印了寄給我。光目錄就有34頁，我一看那目錄，心就涼了，因為目錄里包括這樣幾章：《朱子之詩學》，是研究朱子的《詩集傳》的；《朱子之楚辭學》，是關于《楚辭集注》的；還有《朱子之校勘學》，下面有小標題《韓文考異》。我本來想考察的三個方面，他已經全都包括在內了，問題是我又不知道他老人家到底寫了些什么，所以我就非常遺憾地放棄了那個選題。我后來一直覺得很遺憾，在1981年，朱熹文學思想研究是一個非常好的選題，那時候國內學術界根本沒有人關注到這個方面，沒有人想到要研究理學家的文學思想。這個例子說明什么呢？說明我們選題的時候一定要非常關注學界已有的動態，國內國外有什么成果，要進行檢索，一定要了解當你開始作研究的時候，別人已經做過什么，否則的話，就會產生撞車，會產生雷同。

最后再用幾分鐘說一下寫論文的事情。說實話，怎么寫論文，是無法具體談的。古人說“文無定法”，論文也是無定法，也就是說論文寫作沒有固定不變的方法。寫論文最終目的是為了解決問題。為了解決問題，可用的方法是多元的，問題是在多元的方法中，肯定有最妥當的方法，要選取最能跟你這個問題的性質契合的方法。有的方法雖然好，但是在這個課題上不合用，那你就不要用。為什么這樣說呢？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有一種傾向，片面地追求新方法。比如說用最時髦的西方文學理論、文藝理論，乃至西方的文化哲學理論，用它來研究我們的傳統課題。好多年輕人有這樣一種思維定式：覺得要論功底，我們肯定比不過老一輩學者，而且，這個問題前人已經先研究過了，那么，我們怎么才能出新呢？我們怎么能有所突破？用新方法，老一輩都不懂的新方法。我用這個新方法來研究，點鐵成金，一下就上了一個臺階。我經常向這些同學潑一些冷水，當然我們也鼓勵他們用新方法，但是適當地要潑一下冷水。就是你不要對新方法寄予太高的希望，假如你的基本功不扎實，假如你對傳統學科的一些基本方法不太熟悉，你對你所研究的這個對象也缺乏理解，卻試圖把某個新方法拿來一用，就出一個好的成果，幾乎是不可能的。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到現在，學界呼吁新方法，不知道呼吁了多少次，到現在為止，我們幾曾看見用新方法研究傳統課題有最好的成果？很少。這說明新方法的有效性不是太好，你們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實際上，方法無所謂新舊。方法的好還是不好，就看它合用不合用，它本身無所謂好壞。我們不能說這個方法就一定比那個方法好，在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時候，我們要講究方法的實用性。借用武功的話說，就是實戰效果。武術界最忌的就是花拳繡腿，花拳繡腿很漂亮、很美，但是它沒有實戰能力。舉一個例子，《水滸》第一回“王教頭私走延安府，九紋龍大鬧史家村”，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路過史家莊，碰到了九紋龍史進，史進是一個年輕人，威風凜凜，身上刺著九條青龍。王進卻是一個干癟老頭，并不威風凜凜。史太公叫史進拜王進為師，史進不服，說他怎么能教我？史進就和王進較量一番。《水滸》里描寫得很精彩，說史進“把一根棍子舞得風車樣轉”，多好看啊，多威風啊。結果王進用棍子一挑，史進跌出去一丈遠，他沒有實戰能力，他是花拳繡腿，那樣的功夫沒有用。這樣的功夫，有點兒像現在學界的某些論文，它裝飾了大量的時髦的術語，有大量的新方法的標簽貼在上面，一會兒什么論，一會兒什么主義，結果它并沒有解決什么問題，它是典型的花拳繡腿。真正的武林高手是什么樣的？朱熹引用一個叫宗杲的禪師的話，“有人運了一車兵器來，一會兒使刀，一會兒舞槍，老僧只有寸鐵，但是我寸鐵就能殺人”。為什么寸鐵反而能殺人？就是因為武功的最高境界是“一劍封喉”，這才是最高境界，他這個武器才是最好的武器，十八般武器沒有用。學術研究的方法跟這個是類似的。所以大家選中一個課題以后，一定要用一個實用的方法，這個方法是最有效的方法，然后非常好地運用它，達到“一劍封喉”的目的。你去解決了這個問題，你就創造了一個學術記錄。否則的話你貼滿了標簽也沒有用，你把棍子舞得像風車一樣也沒用，因為你沒有解決問題。

好吧，我就暫時講到這里，下面的時間就開放給同學們，跟大家討論討論。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