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我眼中的余華、史鐵生、阿城、孫犁

莫言，首位中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代表作有《紅高粱家族》、《蛙》、《豐乳肥臀》、《生死疲勞》等。

網上經常看到莫言與余華一起時互飆金句，看到他們深厚的感情。同時他們都有個共同的好友史鐵生，包括余華寫過一篇跟莫言史鐵生踢足球的散文，還講述了他們兩個一起抬史鐵生坐火車的場景、讓史鐵生當足球守門員等趣事。

本文為您梳理莫言的四篇文章：《我的室友余華》、《憶史鐵生》、《我眼中的阿城》、《懷念孫犁先生》。

01

《我的室友余華》

1987年，有一位古怪而殘酷的青年小說家以他的幾部血腥的作品，震動了文壇。此人姓余名華，浙江海鹽人。后來，我有幸與他同居一室，進行著同學的歲月，逐漸對這個“詭異的靈魂”有所了解。坦率地說，這是個令人“不愉快”的家伙。他不會順人情說好話，尤其不會崇拜“名流”。據說他曾當過五年牙醫，我不敢想象病人在這個狂生的鐵鉗下將遭受什么樣的酷刑。當然，余華有他的另一面，這一面與大家差不多。這一面在文學的目光下顯得通俗而平庸。我欣賞的是那些獨步雄雞式的、令人“不愉快”的東西。“正常”的人一般都在浴室里引吭高歌，余華則在大庭廣眾面前“狂叫”，他基本不理會別人會有的反應，而比較自由地表現他狂歡的本性。狂歡是童心的最露骨的表現，是浪漫精神最充分的體驗。這家伙在某種意義上是個頑童，在某種意義上又是個成熟得可怕的老人。對人的了解促使我重新考慮他的小說，試圖說一點兒關于藝術的話，盡管這顯得多余。任何一位有異秉的人，都是一個深不可測的陷阱，都是一本難念的經文，都是一顆難剃的頭顱。對余華的分析，注定了也是一樁出力不討好的營生。這里用得上孔夫子精神：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我首先要做的工作是縮小范圍，把這個復雜的性格拋到一邊，簡單地從思想和文學的能力方面給他定性。首先，這是一個具有很強的理性思維能力的人。他清晰的思想脈絡，借助于有條不紊的邏輯轉換詞，曲折但是并不隱晦地表達出來。其次，這個人具有在小說中施放煙幕彈，并且具有超卓的在煙霧中捕捉亦鬼亦人的幻影的才能。上述兩方面的結合，正如矛盾的統一，構成了他的一批條理清楚的——仿夢小說。于是余華便成了中國當代文壇上的第一個清醒的說夢者。

這種類型的小說，我認為并非從余華始，如卡夫卡的作品，可以說篇篇都有夢中境界。余華曾坦率地述說過卡夫卡對他的啟示。在他之前，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巴黎的閣樓上讀《變形記》后，也曾如夢初醒地罵道：“媽的！小說原來可以這樣寫。”

這是一種對于小說的頓悟，而那當頭的棒喝，完全來自卡夫卡小說中那種對生活或者是世界的獨特的看法。卡夫卡如同博爾赫斯一樣，是一位為作家寫作的作家。他的意義在于他的小說中那種超越生活的、神諭般的力量。每隔些年頭，就會有一個具有慧根的天才，從他的著作中讀出一些法門來，從而羽化成仙。余華就是一個這樣的幸運兒郎。

毫無疑問，這個令人“不愉快”的家伙是個“殘酷的天才”。也許是牙醫的生涯培養和發展了他的天性，促使他像拔牙一樣把客觀事物中包含的確定性的意義全部拔除了。據說他當牙醫時就是這樣：全部拔光，不管好牙還是壞牙。這是一個徹底的牙醫，改行后，變成了一個徹底的小說家。在他營造的文學口腔里，剩下的只有血肉模糊的牙床，向人們昭示著牙齒們曾經存在過的幻影。如果讓他畫一棵樹，他大概只會畫出樹的影子。

是什么樣的緣由，使余華成了這樣的小說家？

現在，我翻開他的第一本小說《十八歲出門遠行》。他寫道：“柏油馬路起伏不止，馬路像是貼在海浪上。我走在這條山區公路上，我像一條船。”

小說一開篇，就如同一個夢的開始。這個夢有一個中心，就是焦慮，就是企盼，因企盼而焦慮，因焦慮而企盼，就像夢中的孩童因尿迫而尋找廁所一樣。但我愿意把主人公尋找旅店的焦慮看成是尋找新的精神家園的焦慮。黃昏的來臨加重了這焦慮，于是夢的成分愈來愈強：“公路高低起伏，那高處總在誘惑我，誘惑我沒命地奔上去看旅店，可每次都只看到另一個高處，中間是一個叫人沮喪的弧度。”

這里描寫的感覺是一種無法擺脫的強迫癥，也是對希臘神話中，推巨石上高山的西西弗故事的一種改造。人生總是陷在這種荒謬的永無止境的追求之中，一直到最后的一刻才會罷休，圣賢豪杰，無一例外。這是真正的夢魘。

“盡管這樣，我還是一次一次地往高處奔，次次都是沒命地奔。眼下我又往高處奔去。這一次我看到了，看到的不是旅店而是汽車。”汽車突兀地出現在“我”的視野之內，而且是毫無道理地朝我開來，沒有任何的前因后果。正符合夢的特征。

隨即“我”就搭上了車，隨即汽車就拋了錨。這也許是司機的詭計，也許是真的拋錨。后來，一群老鄉擁上來把車上的蘋果哄搶了。“我”為保護蘋果結果竟然被司機打了個滿臉開花。司機的臉上始終掛著笑容，并且搶走了“我”的書包和書。然后司機拋棄車輛，揚長而去。

這部小說的精彩之處，在于司機與那些搶蘋果老鄉的關系所布下的巨大謎團。這也是余華在這篇小說里釋放的第一顆煙幕彈。事件是反邏輯的，但又準確無誤。為什么？鬼知道。當你舉著一大堆答案去向他征詢時，他會說：“我不知道。”他說的是真話。是的，他也不知道，夢是沒有確定的意義的。夢僅僅是一系列由事件構成的過程，它只是作為夢存在著。

《十八歲出門遠行》是當代小說中一個精巧的樣板，它真正的高明即在于它用多種可能性瓦解了故事本身的意義。而讓人感受到一種由悖謬的邏輯關系與清晰準確的動作構成的統一，所產生的夢一樣的美麗。

應該進一步說明的是：故事的意義崩潰之后，一種關于人生、關于世界的嶄新的把握方式產生了。這就是他在他的小說的宣言書《虛偽的作品》中所闡述的：“人類自身的膚淺來自經驗的局限和對精神本質的疏遠，只有脫離常識，背棄現狀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邏輯，才能自由地接近真實。”

應該進一步說明的是：故事的意義崩潰之后，一種關于人生、關于世界的嶄新的把握方式產生了。這就是他在他的小說的宣言書《虛偽的作品》中所闡述的：“人類自身的膚淺來自經驗的局限和對精神本質的疏遠，只有脫離常識，背棄現狀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邏輯，才能自由地接近真實。”

02

《憶史鐵生》

我第一次見史鐵生是1985年春天，在王府井大街北口的華僑大廈，我的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的研討會上。那時候我們都還年輕。那時候為一部無名氣的年輕作者的中篇小說召開一次高級別的研討會還是一件很轟動的事情。我之所以說會議級別高，不僅因為會議是中國作協領導馮牧先生召集并主持的，還在于參會的人幾乎囊括了在京的所有著名的文藝批評家，以及幾位著名的作家。我記得馮牧先生做會議總結時還特意說：“今天這個會規格很高，連汪曾祺汪老與史鐵生同志都來了。”汪曾祺先生出身西南聯大，是沈從文先生的高足，當時正因為《受戒》《大淖記事》那一批美學風格鮮明的小說備受關注，馮先生稱他為“汪老”，也就是正常的了。但馮牧先生把史鐵生的參會當作會議規格很高的一個證明，的確有點兒出乎我的意料。

鐵生是1951年出生的，當時三十四歲，他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剛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他糟糕的身體狀況和他的睿智深刻使我對他的尊重之外還有幾分敬畏。在他面前，我很拘謹，生怕說出浮淺的話惹他嗤笑，生怕說出唐突的話讓他不高興，但相處久了，發現我這些擔心都是多余的。一般情況下，當著身體有殘疾的人的面說此類話題是不妥當的，但口無遮攔的余華經常當著史鐵生的面說出此類話題，而史鐵生只是傻呵呵地笑著，全無絲毫的不悅。

我記得在關于《透明的紅蘿卜》的討論會上，史鐵生發言時情緒很激動，他似乎對一些脫離文學本質的所謂的文學批評很反感，說了一些比較尖銳的話，讓在座的一些批評家有點兒坐不安寧的樣子。他在發言結束時才補充了一句：“對了，這個《透明的紅蘿卜》是篇好小說。”盡管他沒解釋為什么說《透明的紅蘿卜》是篇好小說，但我還是很高興，似乎知道他要說什么，這甚至有點兒心有靈犀的意思。

之后的歲月里，我們見面的機會不少，但要說的事卻不多。如果要籠統地說一下，那就是，他總是那么樂觀，總是那么理性。他說話的時候少，聽話的時候多，但只要他一開口，總是能吐出金句。他處在人生的最低處，但他的精神總能如雄鷹翱翔在云端之上。

大概是1990年秋天，我與余華等人在魯迅文學院學習時，遼寧文學院的朋友請我們去他們那兒給學員講課，講課是個借口，主要目的是大家湊在一起玩玩。余華提議把史鐵生叫上，我們擔心他的身體，怕他拒絕，沒想到他竟愉快地答應了。那時候從北京到沈陽直快列車要跑一夜，我們幾個把史鐵生連同他的輪椅一起抬到列車上。鐵生戲說他是中國作家中被抬舉最多的一個。

到了沈陽，我們就住在文學院簡陋的宿舍里，下棋、打撲克、侃大山。大家都集合在鐵生的房間里，一起抽煙，熏得屋子里像燒窯一樣。抽煙多了，口淡，想吃水果卻沒有。于是，余華帶著我，或者我帶著余華，去學校的菜地里摘黃瓜。他們的菜園子侍弄得不錯，黃瓜長得很好。我們摘回了十幾條黃瓜，大家一頓狂吃，都夸好，甚至有人說從來沒吃過這么好吃的黃瓜。

有一天，學員們要與我們北京來的幾位作家踢足球，沒有足球場地，就在籃球場上，籃球架下的框子就是球門。余華把史鐵生推到框子下，讓他當守門員，然后對遼寧文學院那幫猛男說：“史鐵生是一位偉大的身有殘疾的作家，你們看著辦吧。”那幫猛男都怕傷了史鐵生，先是只防守不進攻，后來急了眼，對著自家的球門踢起來，于是，兩支球隊合攻一個球門的奇觀就出現了，撇下了史鐵生坐在輪椅上抽煙，傻笑。

03

《我眼中的阿城》

阿城的確說過我很多好話，在他的文章里，在他與人的交談中。但這并不是我要寫文章說他好的主要原因。阿城是個想得明白也活得明白的人，好話與壞話對他都不會起什么反應，尤其是我這種糊涂人的贊美。

十幾年前，阿城的《棋王》橫空出世時，我正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里念書，聽了一些名士大家的課，腦袋里狂妄的想法很多，雖然還沒寫出什么文章，但能夠看上的文章已經不多了。這大概也是所有文學系或是中文系學生的通病，第一年犯得特別厲害，第二年就輕了點兒，等到畢業幾年后，就基本上全好了。

但阿城的《棋王》確實把我徹底征服了。那時他在我的心目中毫無疑問是個巨大的偶像，想象中他應該穿著長袍馬褂，手里提著一柄麈尾，披散著頭發，用朱砂點了唇和額，一身的仙風道骨，微微透出幾分妖氣。當時文學系的學生很想請他來講課，系里的干事說請了，但請不動。我心中暗想：高人如果一請就來，還算什么高人？

很快我就有機會見到了阿城，那是在一個刊物召開的關于小說創作的會議期間，在幾個朋友的引領下，去了他的家。他家住在一個大雜院里，房子破爛不堪，室內也是雜亂無章，這與我心里想的很貼。人多，七嘴八舌，阿城坐著抽煙，好像也沒說幾句話。他的樣子讓我很失望，因為他身上沒有一絲仙風，也沒有一絲道骨，妖氣呢，也沒有。知道的說他是個作家，不知道的說他是個什么也成。但我還是用“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來安慰自己。

后來我與他一起去大連金縣開一個筆會，在一起待了一周，其間好像也沒說幾句話。參加會議的還有一對著名的老夫妻，女的是英國人，男的是中國人，兩個人都喜歡喝酒，是真喜歡，不是假喜歡。這兩口子基本上不喝水，什么時候進了他們的房間什么時候都看到他們在喝酒，不用小酒盅，用大碗，每人一個大碗，雙手捧著，基本上不放下，喝一口，抬起頭，笑一笑，哈哈哈，嘿嘿嘿。哈哈哈是女的，嘿嘿嘿是男的。下酒的東西那是一點兒也沒有，有了也不吃。

就在這兩個老劉伶的房間里，我們說故事，我講了一些高密東北鄉的鬼故事，阿城講了一些天南海北、古今中外的人物故事，男老劉伶講了幾個黃色的故事。說是黃故事其實也不太黃，頂多算米黃色。女老劉伶不說話，瞇著眼，半夢半醒的樣子，嘴角掛著一絲微笑。在講完了舊故事又想不出一個新故事的空當里，我們就看房間里蒼蠅翻著筋斗飛行。

我們住的是一些海邊的小別墅，蒼蠅特多。蒼蠅在老酒仙的房間里飛行得甚是古怪，一邊飛一邊發出尖厲的嘯聲，好像打著螺旋往下墜落的戰斗機。起初我們還以為發現了一個蒼蠅新種，后來才明白它們是被酒氣熏的。阿城的兒子不聽故事也不看蒼蠅，在地毯上打滾兒、豎蜻蜓。

在這次筆會上，我發現了阿城的一個特點，那就是吃起飯來不抬頭也不說話，眼睛只盯著桌子上的菜盤子，吃的速度極快，連兒子都不顧，只顧自己吃。我們還沒吃個半飽，他已經吃完了。他這種吃相在城里算不上文明，甚至會被人笑話，我轉彎抹角地說起過他的吃相，他坦然一笑說自己知道，但一上飯桌就忘了，這是當知青時養成的習慣，說是毛病也不是不可以。其實我也是個特別貪吃的人，見了好吃的就奮不顧身，為此遭到很多非議，家中的老人也多次批評過我。見到阿城也這樣，我就感到自己與他的距離拉近了許多，心中也坦然了許多：阿城尚如此，何況我乎？

阿城寫完他的“三王”和《遍地風流》之后就到美國去了，雖遠隔大洋，但關于他的傳聞還是不絕于耳，最讓人吃驚的是說他在美國用舊零件裝配汽車，制作出各種藝術樣式，賣給喜歡獵奇的美國人，賺了不少錢。后來他回北京時我去看他，問起他制造藝術汽車的事，他淡淡一笑，說哪會有這樣的事？

近年來阿城出了兩本小書，一本叫作《閑話閑說》，一本叫作《威尼斯日記》。阿城送過我臺灣版的，楊葵送過我作家版的。兩個版本的我都認真地閱讀了，感覺好極了，當然并不是因為他在書中提到了我（而且我也不記得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實話實說我覺得阿城這十幾年來并沒有進步，當然也沒有退步。一個人要想不斷進步不容易，但要想十幾年不退步就更不容易。阿城的小說一開始就站在了當時高的位置上，達到了一種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的境界，而十幾年后他寫的隨筆保持著同等的境界。

讀阿城的隨筆就如同坐在一個高高的山頭上看山下的風景。城鎮上空繚繞著淡淡的炊煙，街道上的紅男綠女都變得很小，狗叫馬嘶聲也變得模模糊糊，你會暫時地忘掉人世間的紛亂爭斗，即便想起來也會感到很淡漠。阿城的隨筆能夠讓人清醒，能夠讓人超脫，能夠讓人心平氣和地生活著，并且感受到世俗生活的樂趣。

04

《懷念孫犁先生》

孫犁先生創辦的《天津日報·文藝周刊》即將出刊三千期，真是可敬可賀！作為報紙副刊，能夠持續出滿三千期，在中國的報刊史上，都是可圈可點的事吧！這與孫犁先生一生秉持的嚴謹、認真的作風密不可分，也與該報貼近生活、注重文學性的辦報風格有關。

我與孫犁先生素無交往，但在童年時，曾在家兄的中學語文課本上反復閱讀過他的《荷花淀》與《蘆花蕩》，受益良多。后來又從小學老師那里借閱了他的《鐵木前傳》與《風云初記》，進一步加深了對這位大作家的印象。

1979年，我調到保定易縣的部隊工作，業余時間學習文學創作，與保定文壇建立了密切聯系，詳細了解并親身感受到了孫犁先生開創的荷花淀派以及他本人在保定文壇巨大的影響。我幾乎從保定文壇的每一位老師那里都聽說過孫犁先生的故事，對這位文學前輩的敬仰與日俱增，也暗下決心要以他為楷模，努力地向荷花淀派靠近，爭取能成為其中的一名成員。為此，我還跟《蓮池》編輯部的毛兆晃老師去白洋淀體驗過生活。在我早期的小說里，據說也能看出“荷花淀”的影響。當然，我也有著能見到孫犁先生并親聆教誨的夢想，編輯部的老師也鼓勵我將自己的小說寄給先生求教，但我終因膽怯而未敢貿然打擾。

1984年初春，我在《蓮池》編輯部改稿，翻閱辦公室報夾上的《天津日報》時，猛然發現孫犁先生發表在《文藝周刊》上的《讀小說札記》，首段就寫道：“去年的一期《蓮池》，登了莫言的一篇小說，題為《民間音樂》。我讀過后，覺得寫得不錯……小說的寫法，有些歐化，基本上還是現實主義的。主題有些藝術至上的味道，小說的氣氛，還是不同一般的，小瞎子的形象，有些飄飄欲仙的空靈之感。”

我現在還清楚記得這些文字，但依然無法描述當時激動的心情。

孫犁先生的這段評價，對我后來報考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拍板決定錄取我的徐懷中先生是河北人，他非常喜歡孫犁先生的小說，對孫犁先生的人格也有著極高的評價。我覺得徐懷中先生的小說里也有荷花淀派的美學風格。

入學后，給我們講文藝理論課的冉淮舟老師是孫犁研究專家。他一口濃郁的保定口音讓我倍感親切，我在保定文壇的那些老師，都是他的朋友。

去年5月初，我重返白洋淀，參觀了坐落在嘎子村里的“孫犁致徐光耀手書陳列室”，見到了很多朋友的照片與孫犁先生的墨跡，回憶起很多往昔的生活畫面。當然，感受最深的，依然是孫犁先生在保定這片文學沃土上持續不斷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