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民黨歷史性大勝，為什么？意味著什么？

作者：小西cicero

來源：海邊的西塞羅（cicero2020）

文章已獲授權

半年前參議院大選剛剛慘敗的自民黨出人意料的翻盤狂勝，

日本民意在表達什么？

可能事前誰也沒有料到，在2月8日剛結束的日本眾議院大選中，日本自民黨能夠獲得如此創紀錄的“歷史性大勝”。

根據2月9日最近公布的開票數據顯示，在本次選舉中，執政聯盟的，自民黨獲得316個議席，創下了日本二戰以來單獨黨派獲得眾議院選舉議席數的新紀錄。而與之聯盟的日本維新會獲得36個議席，單獨黨派也成為眾議院第三大黨。

有贏家當然就有輸家，在野黨方面，由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共同組建的新黨“中道改革聯合”僅僅獲得49個議席，席位縮水超70%，這一數字遠低于選前民調預測，甚至未能達到阻止執政黨修憲所需的“三分之一席位門檻”。在最新的電視報道中，曾經做過日本首相的立民黨黨首野田佳彥神情沮喪，表示將承擔敗選責任。

其他黨派，國民民主黨獲得28個議席，參政黨獲得15個議席，新興政黨“未來團隊”獲得11個議席，日本共產黨僅獲得4個議席，也遭遇慘重的失敗，令和新選組獲得1個議席，“減稅日本·憂國聯合”獲得1個議席，無黨派及其他獲得4個議席。

自民黨單獨獲得316個席位，除了創紀錄之外，意味著什么？日本眾議院現有465個席位，這就是說，自民黨單獨一個黨派就獲得了超過三分之二的議席，相比于大選前需要與日本維新會組成執政聯盟議席才能過半，絕對是意料之外的狂勝。

而眾議院在日本現行政體下作用是舉足輕重的，首先日本首相的選舉規則就是“先眾后參”，由眾議院先投，參議院再投，兩院協商一致聽雙方的共同意見，兩院協商不一致，眾議院有權強行通過首相任命。

其次在立法權方面，眾議院三分之二的議席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坎，因為日本國會立法的時候也是先眾后參，除修憲等特例之外，由眾議院過半議員支持的法案提交參議院審議，若被參議院駁回，眾議院可以舉行追加投票，票數過三分之二可以強行推動法案。

這就是說，通過本次眾議院選舉，兼任自民黨黨首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實際上已經獲得了日本法律可以賦予首相的最大值，日本戰后的歷任首相中，沒有人比此刻的高市早苗（至少在紙面上）擁有更大的權力，她可以毫無阻力的推動除修憲外的一切她想要的法令改革。

史無前例的自民黨獨霸的局面在這個星期天于日本邸定了。

可是為什么日本自民黨這次能勝的這么“狂”呢？

事前和事后查閱、總結了很多資料后我傾向于認為，自民黨這次大勝的直接原因，恐怕在于它在選前決定與合作多年的公明黨分手，轉而與日本維新會組成聯盟。

但非常有趣的是，這個選擇其實不是高市早苗或日本自民黨自身的意愿，高市早苗被提名為新黨首后，前自公聯盟（這個名字用中文寫出來總有種莫名的喜感）的解散，其實是公明黨方面做出的決定。公明黨不喜歡高市早苗這個人，并認為拋棄自民黨轉而與在野第一大黨、同為中左的立民黨組成“中道聯盟”有利于擴張自身的影響力，甚至可能掀翻自民黨的執政基礎。事實上不僅公明黨這么想，連自民黨內部和日本民間，在本次選舉結果正式揭曉前，也有大量的聲音認為高市早苗這次有可能翻車。

如果說西方國家的大選是個選前誰也猜不透結果的黑箱，那么日本大選則是黑箱中的黑箱。

這倒并不是指日本政界相比其他西方國家存在更多的隱秘操作。而是指日本社會向來“政治冷感”，加上文化上的“曖昧因素”，大量民眾不愿意如歐美國家一般過于直白的表達的自己鮮明的政治見解。在選舉日愿意去參加投票，其實已經是大多數日本人最直白的政治表態了。

由此，再加上日本影響力巨大的政論類媒體長期就只有那幾家，導致了日本幾乎不存在什么可以敏感、準確預測民意風向的“溫度計”，一切只能大家選前猜，加選后復盤。每一次日本選舉都是在豪賭。

這就是為什么很多日本首相在當選后往往選擇在第一時間就立刻解散眾議院，立刻重新選舉——因為當且僅當這個時候，首相們才最為確定民眾對自己的期待感是最高的。

但是高市早苗這次解散眾議院，其實距離她的當選已經距離了幾個月，這就說明在不得不與公明黨分手，重新另尋維新會這個盟友之后，自民黨內也在掂量這個被迫的選擇是否得選民心意。

這就是說，高市早苗應該承認，她此次冒險解散國會，“有賭的成分”。

只不過，她確實賭對了，不僅贏，而且是狂勝。

日本這個國家，它的政壇博弈方式也比較特殊。日本自民黨這個黨成立于1955年，是當時的美國占領軍為了抗擊當時風頭正健的日本共產黨、防止日本“赤化”，強行將政見完全不同的自由黨、民主黨等黨派捏合在一起，硬湊一個“國會多數”，而搞出來的縫合怪。

所以以自民黨建立為開始的“五五政體”，從一開始就奠定了日本戰后政壇與眾不同的“游戲規則”——日本政策方針的變遷，既不同于兩黨制的美國，靠每隔四年推選不同的總統候選人呈現自己的政見，爭取選民。也不同于隔壁的韓國，不斷地“毀黨、造黨”，靠頻繁的黨派更替來進行博弈。

日本政治游戲的關鍵詞是“聯合”，上世紀后半葉是自民黨內部各個派閥之間不斷地聯合、分手、重組，靠公開的派閥聯盟獲得自民黨主導權，進而問鼎首相。

從1999年開始，由于日本民眾在泡沫經濟后逐步厭倦了自民黨的老面孔，自民黨的獨大地位遭遇動搖，所以自民黨開始進行黨外聯合，找到了基本盤為佛教信徒的公明黨為執政伙伴，進行聯合執政。

而公明黨雖然出身有宗教背景，但在內政和外交上是相對非常溫和的，比如主張對華親善，在親美和修憲等問題上持保留態度。

二十一世紀的頭二十多年，由于國際經濟格局、以及思潮的變化，自民黨通過這種與公明黨的聯合，向選民傳達了一種它自身也維持“中道”的態度，民眾對這個傾向是大體買賬的，甚至在2009-2012年，日本還發生了史無前例的、相對更左翼的日本民主黨掀翻自民黨統治，成功上位執政的局面。

所以，我們梳理安倍自2012年起長達八年的執政時代也會發現，除了一些右翼政治作秀，其在經濟等方面的許多具體施政，比如提出觀光立國、放寬經貿合作和人員往來限制等等，所采用的反而更多是歐美中左翼政府的方針。

可是最近這十多年，由于諸多內外因素的影響，日本的民意其實正在發生嬗變。

去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中，自民黨遭遇慘敗，改選議席從改選前的52個議席大幅減少至39個議席。此次事件導致了前首相石破茂的最終下臺，這其實就是這種變化的一個警告。經歷漫長的安倍時代，日本民眾又對自民黨的執政策略不滿了。

但民間積聚的不滿到底是向左的還是向右的？

其實那次參議院選舉很多人看的可能還不夠明白，至少當時還有多種解釋。

比如公明黨方面就做出了誤判，覺得舍棄與自民黨的聯合，與立民黨建立“中道聯合”有可能吸引大量支持者。

可是事實證明公明黨猜錯了，日本民意就是正在發生鮮明的右轉。

他們對高市早苗的支持，樂見自民黨離開公明黨、與維新會進行聯合，傳達的信息是非常明確的。

而兩點確定一線，去年七月到今年二月，日本自民黨用參眾兩院的一場慘敗和一次狂勝，“試”出了日本民眾的心意——這個國家就是和今日的美國一樣，正在發生鮮明的逆全球化民意回潮的，只不過日本人的表達沒有美國人那么直接而已。

這恐怕會決定很多事情，比如日本可能會暫緩安倍政權以來的觀光立國等國策，甚至對外來者更加嚴格乃至苛刻，同時步美國后塵、進行產業鏈雖然可能緩慢但堅決的轉移。高市早苗畢竟不是特朗普，不太可能今天一個“買格陵蘭”明天一個“100%關稅”的噱頭，但俗話說手握利刃，殺心自起。如今在眾議院中掌握如此空前的優勢，如果她不做一些大刀闊斧的改革，對支持她的選民，恐怕也是交代不過去的。

但對于最引起中國輿論關注的“修憲”問題，我的判斷是：高市早苗即便有修憲這個心，暫時恐怕也會按兵不動。

這背后的原因，說來需要費一些筆墨。

當年美國主導制定日本憲法時，為了防備日本重新滑向軍國主義特意抬高修憲門檻，讓日本修憲不僅相比通過一般法案、甚至比其他國家都要難得多，在日本修憲，參眾兩院同時通過三分之二，且沒有“眾主參從”的原則。而自民黨去年剛剛經歷參議院大選慘敗，執政聯盟兩黨加起來參議院票數斗不過半。

本次大選狂勝之后，高市早苗目前面臨的是一個如亞當在伊甸園中的局面。“園中果子你都可以吃（一般法案都可以推出），但唯獨那一棵樹上的果子你不能動（修憲沒門）”。

修憲對她來說是禁果，她不會實際去觸碰。

高市早苗這個人的特點就是，除了右翼之外，就是不見兔子不撒鷹，她但凡頭腦清醒，是鐵定不會拿自己的大好勝局和執政黃金時間往這個注定失敗的嘗試上撞的。

而且說的更實際一點，所謂修憲（主要是修改日本憲法第九條“非戰條款”）議題，在日本現在更多也只是一個用于區分左右的“務虛”，雙方其實都知道一方面日本憲法的高門檻，讓法條上修憲幾乎不可能。另一方面，如小泉、安倍時代已經做過的那樣，只要首相和內閣手握優勢地位，完全可以通過《安保法》等方式繞開這一紙面上的條款。

所以無論自民黨等右翼談“修憲”，還是日共等左翼談“護憲”，都更多時一種簡化的政治口號，就跟美國兩黨談禁槍與墮胎問題一樣，實際操作中，他們都知道會優先去忙其他別的事情。

在該問題上沒做好準備卻選擇強行沖擊，至少對目前的自民黨的高市政權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減分項——日本民眾會心里嘀咕，我們給了你這么大的支持，你就光把支持率耗在這種（至少短期內）不可能成的事情上？

以日本人的性格，他們估計要罵一句“不知時”，也就是傻瓜。

所以日本首相們，在支持率少、施展不開的時候要多談“修憲”，等支持率高，真能推動改革了，反而要優先忙別的——這個曾在安倍身上應驗的規律，到了高市身上，恐怕也是一樣的。

所以我估計，高市手握勝勢、優先發力的恐怕還是日元匯率、移民政策、產業鏈調整等方向。

而從長遠看，日本政府面臨的最大的挑戰，是“后發達國家綜合征”——長期的發達國家生活把日本民眾養“嬌氣”了，沒辦法和新興國家一起卷廉價生產力，但當今世界經濟就是一個以“卷”為主題的時代。價廉量大，就是能碾壓日本一度引以為豪的精耕細作、工匠精神。

而攀尖端科技終究只能解決一小部分人的就業，并會加劇貧富分化、福利社會化等問題。

日本政府能不能解決這個美國人都撓頭的問題？這其實才是高市早苗最終能不能立得住終極考試。

單靠趕幾個外國人，強調一下日本優先——這些花活都是特朗普玩剩下的，效果從長遠看，效果其實很有限。高市早苗本來人格魅力光環就不如特朗普，日本人也不信這個，學特朗普她的路走不遠。還是要在實績上見真章。

當然，無論怎么說，本次自民黨大勝最大影響，還是日本總算通過前后時隔半年，勝敗如此懸殊的兩次大選“測得”了含蓄不肯直說的日本民眾的心意——日本的整體民意，就是在鮮明的右轉、趨向保守、和杯葛那些與自身觀念、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乃至族群。這個現象在美國就正在發生，如今在日本也在復現。

本文無意評價這個思潮的好壞，但想向大家呈現的是，民主和選舉的本質其實就是這樣一種東西——民眾根據自己的心意選出社會下一步要走的道路，選擇，并為這個選擇最終負責。僅此而已。至于這個選擇是否真的對？它不是這個制度所能保障的東西。它只能靠下一次大選的期望，維持一種糾錯的靈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