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前大法官批特朗普：種族排外是野蠻行徑，絕非公共政策

唐納德·特朗普對拉丁裔在美國最盛大體育賽事——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超級碗”——中占據核心地位所表現出的憤怒與不公反應，絕非僅僅是一次偶然的情緒失控。

這種現場觀眾的熱情與特朗普總統及其追隨者的憤怒之間的鮮明對比，恰恰揭示了一個極具政治意味的事實：對于特朗普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其極端保守的派系——而言，多樣性不僅沒有被視為一種民主價值，反而被當作了一種必須加以遏制的威脅，一種必須被消除的危險！

任何一個民主國家都擁有主權權利來規范其移民流動。如果一個國家不愿破壞其自身的憲法契約，或不愿違背其簽署的《世界人權宣言》，那么它就不能在行使這一權利時，將相關辯論轉化為貶低人類尊嚴的修辭。

去人性化從來都不是中立的：它是一種制造恐懼的權力行為，它為不可接受的歧視背書，并為權力的濫用開啟了方便之門。

當特朗普主義的某些派系暗示——甚至毫不掩飾地宣稱——“真正的美國人”身份取決于種族、表型或血統標準時，問題就變得更加嚴峻。這種邏輯試圖武斷地廢除針對外國移民子女（尤其是拉丁美洲裔）的“屬地主義”（或稱出生地原則）。

這種邏輯與包括巴西在內的眾多現代國家的憲政精神格格不入，這些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納了“屬地主義”原則。

這種不兼容性同樣適用于美國自身。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1868年通過的“公民權條款”）明確規定，所有在美國領土出生或歸化的人，只要受其管轄，即為美國公民（即確立了“屬地主義”標準）。

此外，這種試圖將“特朗普式本土主義”理論神圣化的企圖，也與國際人權保護體系背道而馳。正如《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五條所明確闡述的那樣，存在著雙重的基本保障：其一，人人有權享有國籍；其二，任何人的國籍不得被任意剝奪。

這是一道捍衛人類尊嚴的必要防線，它禁止國家以任何政治、意識形態或種族為借口，將法律上的歸屬關系轉化為排斥、歧視或剝奪人格的工具。

在法治國家中，國籍不僅僅是一個生物學范疇（即基于血緣關系的“屬人主義”）。

它是一種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政治歸屬法律狀態，這種平等可以通過任一標準確立——無論是基于領土的“屬地主義”，還是基于血緣的“屬人主義”。

長期以來，存在一種反復出現的企圖，即賦予排斥行為以技術性的外觀。人們談論“秩序”、“安全”或“效率”，實則是為了掩蓋選擇性的政策，并使諸如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那樣的野蠻行徑合法化。這些行為以一種優先且惡毒的方式，打擊著那些被種族化、語言可識別且社會地位脆弱的群體。

但我們必須精準地指出：當國家根據出身、語言或膚色來選擇敵人時，這其中不存在任何技術性，只有對共和精神的背離。這絕非行政審慎，而是對偏見的制度性工具化。

我們同樣有必要扭轉辯論的關鍵點：僅僅譴責冒犯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積極地確立歷史真相。

拉美人民究竟是誰？我們是一個有尊嚴、有榮譽感且值得受到完全尊重的民族——這并非源自他人的恩賜，而是基于所有人類本質平等的自身權利。

我們的拉丁身份不會向污名化低頭，不會被刻板印象所縮減，也不會屈服于排斥性的計劃。我們要求尊重，因為我們體現了尊嚴；我們主張認可，因為我們做出了貢獻；我們要申明我們的存在，因為我們完全合法地屬于人類共同體和我們這個時代的民主命運。

在經濟上，拉丁社群推動了生產鏈，進行創業與創新，繳納稅款，并支撐著接收國社會的關鍵部門。

在倫理和政治上，拉丁裔提供了一種多元主義和共存的歷史經驗，這有力地駁斥了種族同質性的威權幻想。

將拉美各國人民描繪成邊緣的、低劣的或無關緊要的，這不僅在道德上令人不齒和下作，在事實層面上更是欺詐、虛假和謊言！

衡量民主的標準不僅在于定期的選舉和被統治者的自由同意。更重要的衡量標準在于它如何對待少數群體、移民和弱勢群體。

因此，任何形式的“國家凈化”學說，無論帶有公開還是變相的優生學傾向，都構成了對人權目錄的直接侮辱——這個人權目錄永遠是擴張的、普世的且取之不盡的。

總之，在這個領域沒有中立的可能：要么保護具有普世性的人類基本尊嚴，要么就為可憎的排斥政策敞開大門！

在不寬容被樹立為治理手段的時代——正如我們在特朗普主義中所見，其特征表現為濫用權力和蔑視《世界人權宣言》所確立的基本價值——我們必須重申民主生活最簡單也最苛刻的原則：在一個無情羞辱人類尊嚴的地方，無論是對于任何民族、政府領導人還是社會而言，都不存在國家或道德的偉大。

特朗普政府針對拉美各國人民實施的羞辱和去人性化政策，絕非僅僅是修辭上的過激：它構成了一種權力戰略，建立在對他者的污名化、否定其道德平等以及試圖將其轉化為可拋棄存在的企圖之上。

這是一種在倫理上令人鄙視、在法律上與法治不相容、在政治上腐蝕民主本身的行徑。因為，任何授權貶低某一特定人類群體的秩序，最終都將威脅到所有人的自由與安全。

塞爾索·德梅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