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案了？歐洲人體味為何很重，科學分析下，他們的“食譜”很恐怖

聊個有味道的話題：為什么歐洲人體味那么重？

以前各種解釋滿天飛，什么氣候適應、基因突變。但你只要攤開世界地圖看一眼，就發現這些理論全是窟窿：中國從冰天雪地的黑龍江到濕熱難耐的海南島，氣候帶跨了個遍，怎么就沒大面積養成這“味兒”？狐臭這基因，在需要緊密協作的早期人類社會，明明是個明顯的debuff（負面特質），早該被自然選擇淘汰干凈才對。

直到一個更冷僻的生物學指標進入視野——“朊病毒抗性”，很多詭異的拼圖突然就對上了。

簡單說，這個抗性跟一個基因點位（129MV）有關。擁有特定基因型的人，對一類致命的神經疾病——“朊病毒病”（比如瘋牛病，以及一種人類中的“庫魯病”）有較強抵抗力。

關鍵點來了：庫魯病怎么傳播的？在已觀察到的案例中，主要通過食用感染該病的人類尸體或大腦。

那么，一個族群的“朊病毒抗性”比例異常高，可能暗示了什么？用最直白的生物學語言翻譯：這個族群在漫長進化史上，可能經歷過更頻繁、更常態化的“同類相食”壓力。自然選擇用朊病毒這把“天罰之鐮”，殘酷地篩掉了那些沒有抗性基因的個體。活下來的，都是基因里刻著“防吃人”抗體的人。

好了，數據來了：中國漢族是該抗性比例全球最低的群體之一（約3%）。而西歐、尤其是某些北歐日耳曼族群，這個比例可以高達40%以上，相差超過一個數量級。

這不是細微差別，這是鴻溝。

把狐臭基因和朊病毒抗性這兩張圖疊在一起，一個令人脊背發涼的猜想浮出水面：在歐洲的歷史暗夜里，可能發生過一場持續極久、規模極大的“逆向篩選”。那些體味清淡（可能意味著不同的腺體分泌基因）、性情可能更溫和、不易在絕境中轉向同類的個體，在極端生存競爭中，或許反而成了被優先淘汰、甚至被“消耗”掉的對象。

最后剩下的，并且在基因池里占據主導的，就是今天看到的：高比例抗吃人病基因 + 高比例大汗腺發達基因（狐臭）的復合體。

二、我們的史書字字泣血，他們的空白處處可疑

提到“人相食”，中國人是什么態度？

但請注意，史書的前提是：“歲大饑”。前提是，我們有“不饑”的時候，我們有“常平倉”，有“耕三余一”的理想，有浩如煙海的農書和水利工程記錄。我們在為“如何避免人吃人”而殫精竭慮。

反觀歐洲古代史，則充斥著一股“何不食肉糜”的荒誕感。

按他們自己宣稱的農耕技術（中世紀很多地區種子回報率長期在1:2徘徊，即種一粒收兩粒，這連再生產都難以維持），按他們那貧瘠的環地中海糧食產區，按他們幾乎找不到像樣記載的、支撐數萬大軍遠征的后勤體系（糧道、漕運、倉廩制度）……他們哪來的富余糧食，養活那些動輒號稱幾十萬人的軍隊，建設起那些星羅棋布的城邦？

要么，他們的歷史數字像他們的城堡一樣，充滿了浪漫主義的夸張。要么，就得思考一個更黑暗的供給來源。

所以，別再糾結特洛伊到底有多少人了。他們的歷史真假，在如此刺眼的生物學證據面前，已經失去了爭論的意義。我們的史書在哭訴如何避免吃人，他們的基因則在沉默地記錄如何“安全地”吃人。

而某些族群的祖先，則呈現出一種截然相反的偏好：對動物內臟興趣寥寥，卻在歷史上對同類肉體展現出詭異的“興趣”。

義和團的民眾，或許是用一種東方神秘主義的話語，懵懂地觸碰到了某些西方征服者骨子里帶來的、更為古老的恐怖巫術傳統。他們感受到的“邪”，可能并非空穴來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