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不容情？攀枝花男子情急之下為救病兒醉駕送醫，被判拘役！

酒后發現孩子突然發起高燒，一時打車不便，又聯系不到會開車的親友救急，家住攀枝花市的李某情急之下決定開著其弟弟停放在家中的車輛，送孩子前往醫院......2025年4月13日發生的這起事件，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法律問題——情急之下不得已而違反法律，需要被追究責任嗎？

據報道，執勤交警攔下了李某駕駛的車輛，血液中酒精含量高達172.9mg/100ml，遠超80mg/100ml的醉酒駕駛認定標準，且李某曾因危險駕駛罪于2012年被判刑，當時駕照已被吊銷。基于這一事實背景，盡管有證據表明其兒子的確因支氣管炎引發肺炎需就醫治療，法院最終仍以危險駕駛罪判處拘役一個月。

也許有讀者會問：這是否屬于法律中的“緊急避險”？難道“緊急避險”不是脫罪的理由嗎？

緊急避險，指為了讓本人、他人或者公共利益免受正在發生的危險，不得已而損害較小的利益來保護較大的利益，這一行為不會被追究刑事責任。例如，如果我發現有嬰兒被所在車輛后座，在高溫天氣和太陽暴曬之下，已經哭鬧不止、有嚴重中暑的生命危險，此時砸碎車窗救出孩子，并不構成故意毀壞財物。

那么，遇到親友突發疾病的情況，為將其及時送醫而酒駕或醉駕，算不算緊急避險，到底能不能成為有效的辯護理由？

也有人可能會聯想到另一起事實背景相似，判決結果卻不同的案例：

2025年8月，江蘇省推出的由真實案例改編的系列短劇《現在宣判》中，就有一個醉駕送早產妻子就醫被判無罪的案例。一名建筑工人在春節前夕小酌時，妻子滑倒導致早產，有生命危險。考慮到工友全都返鄉過年、救護車也要1小時后才能抵達，這名工人冒險選擇酒后駕車將妻子送去醫院，最終法院認為這一舉動屬于緊急避險，作出了無罪判決。

為何了兩起案件會有不同結果？這就要結合緊急避險的理論依據，關鍵要把握以下三點：

1、存在正在發生的危險或受到嚴重威脅的法益（如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行為的目的是保護這一法益；

2、某種行為雖然違法，但已經是不得已之下的唯一選擇，無其他途徑能夠有效規避危險；

3、避險行為未超過必要限度，損害的法益小于得到保護的法益。

結合這三條標準來看，攀枝花市的案例，和江蘇省“酒后送早產妻子去醫院”事件，還是有一定區別的。

首先，發燒和孕婦早產，危險程度有所區別，后者如不能及時送醫很可能導致“一尸兩命”的慘劇，更具緊迫性；

第二個案例中，事發時間正值春節前夕，其他工友都已回家過年，從生活經驗來看，此時呼叫出租車或網約車都有一定困難，還可能遇到司機拒載孕婦的情況，就連呼叫救護車也被告知需一個小時到達，因此更難通過其他途徑解決，自己駕車更接近于唯一應對方式（相比之下，并沒有證據表明李某聯系過醫院的救護車，尚未窮盡其他一切手段）；

再者，第一個案例中的李某，有危險駕駛的“前科”，不僅沒有駕照，還處于嚴重醉酒的狀態，其給社會造成的危險要更大。

綜合來看，兩個案例雖然都涉及送親人去醫院，但危險的緊迫程度、潛在的替代方案和行為給公眾造成的危險，都有一定的區別。有鑒于事實背景存在區別，不同的判決結果也就可以理解了，并非“同案不同判”。

另外需要注意一點：“一命換一命”并不是緊急避險，不足以用于無罪辯護。

在法律中，每個人的生命是等價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我們假設一個極端的情況：倘若有人急于將重病的家人送往醫院，為了避免被查酒駕的交警攔住，選擇直接一腳油門從對方身上碾過，法律會允許這樣的行為逃脫制裁嗎？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在世界范圍內，“緊急避險”強調的都是犧牲較小的利益挽救更大的利益，如例如砸碎車窗救人，屬于破壞財產以保護更為寶貴的生命。那么，做個極端的假設，如果遇到不得已犧牲一條生命來保護自己的生命的情況，又該如何論處呢？

還有一種代替緊急避險的辯護方式，叫做“缺乏期待可能性”。用大白話來說，就是不能強人所難，置身此情此景之下，一般人為了活命沒有別的選擇，不能以圣人的標準要求他、期待他做出違背人性的選擇舍生取義，從而主張免于刑事處罰或從輕量刑。

但這種辯護邏輯，同樣需要考慮犧牲他人生命安全是否已經是萬般無奈下的最后選擇（如海難后漂流在救生艇上、餓得奄奄一息、除非食人無法活命）。而對于并不那么極端的情況，擔心家人安危，并非洗脫一切罪名的擋箭牌，這一點需要大家引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