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廣寧“權力的游戲”：兩個士紳纏斗十年，三任知縣淪為配角！

清代窮秀才中舉后怎么變成士紳呢？士紳們又是怎么攫取基層權力的呢？他們之間，以及他們和縣令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翻完廣寧知縣杜鳳治的日記，這些事就全清楚了。

本系列前兩篇聊過兩位廣寧士紳，也提過栽在他們手里的繼任知縣饒繼惠——陳應星，落魄秀才中舉后數年，逐漸壟斷廣寧實權，大肆斂財數萬兩，拿捏知縣，廣寧百姓對其怨聲載道；

何瑞圖，1854 年紅兵起義時率鄉勇收復縣城，憑這份功勞成了百姓眼里的救星，轉頭就靠纏訟告狀攪亂官場，年近六十終于中舉逆襲。

這倆人，一個貪權斂財無底線，一個纏訟爭名不罷休，同治年間的廣寧，基本就是他倆的斗法場 —— 斗了近十年，陰招盡出。時任縣令（以杜鳳治為主）夾在中間當受氣包，哄著這個又討好那個，最后全是百姓買單，被盤剝、受牽連，苦不堪言。

這場沒正邪、只講利益的對決把廣寧攪得雞犬不寧，也把晚清基層權力的爛攤子，扒得底朝天。那么，這倆士紳，到底為啥要斗得你死我活？晚清的基層官場，到底亂到了什么地步？

說起來，這場權力戰的開端，就是一場 “逆襲反殺” —— 一開始，何瑞圖是絕對的頂流，陳應星連給他提鞋都不配。

就這一戰，何瑞圖在廣寧徹底站穩腳跟，士紳們紛紛登門抱大腿，他還被推舉為團練副統領，手握幾百人的武裝力量，相當于廣寧的 “民間總司令”，風光無限。《廣寧縣志》里更是把他吹上了天，說他 “保全官民甚眾”，只字不提他后來的破事。

而彼時的陳應星，還只是個連溫飽都成問題的落魄秀才，在戰亂中躲在鄉下，連縣城都不敢進，估計看到何瑞圖的風光，眼睛都快饞紅了。那時候的何瑞圖，大概率根本沒把陳應星放在眼里 —— 一個落魄秀才，一個頂流士紳，倆人之間的差距，比云泥還大。

可短短七年，局勢直接反轉，陳應星靠著一個 “舉人” 身份，直接逆襲，反過來壓得何瑞圖喘不過氣。轉折點就在 1861 年，陳應星考上了辛酉科舉人。

別小看舉人這個身份，和拔貢比起來，舉人含金量高太多了—— 考上舉人，不用再參加朝考，理論上有了當官的資格，還能直接進京告狀，相當于手里握著 “免死金牌 + 尚方寶劍”，在地方上，連知縣都得給幾分面子。

反觀拔貢，想當官還得再參加朝考，名額少得可憐，且多為閑職，根本沒有舉人有實權。

考上舉人后，陳應星就像開了掛，靠著這個身份，瘋狂攀附官場勢力，短短數年，就拿下了三個關鍵職位：書院山長（管教育）、倉務局紳士（管錢袋子）、公局局紳（管兵權）。

等于說，廣寧的錢、兵、教育，全被他一個人壟斷了，妥妥的 “土皇帝”。

杜鳳治在日記里也明確寫，廣寧 “把衙門” 的紳士，以陳應星為首 —— 說白了，陳應星雖然不是知縣，卻比知縣還管用，知縣想收稅、剿匪，都得看他的臉色。

杜鳳治還在日記里罵他 “一寒士不三年富矣”，翻譯過來就是：一個窮小子，沒幾年就發了橫財，沒鬼才怪！

偽造賬目，偷偷賣掉官倉的救命糧，賺了足足 2 萬兩銀子，相當于廣寧縣半年的賦稅（據《廣寧縣志》記載，廣寧地丁正銀約 7500 兩）；就連農民過河、獵戶挑柴，他都要抽成，把廣寧百姓當成了提款機。

他的崛起，直接撞了何瑞圖的槍口上—— 陳應星管的公局，和何瑞圖的團練搶權力；陳應星斂財，斷了何瑞圖和其他士紳的財路；更讓何瑞圖不甘的是，自己打拼多年的風光，居然被一個后起之秀搶了去。

一山不容二虎，何況還是兩只都想獨占廣寧的 “餓虎”，這場圍繞權力和利益的惡斗，就此拉開序幕。

倆人的爭斗，說好聽點是 “權力對決”，說難聽點，就是 “告狀 + 孤立”，乍一看甚至搞笑。

何瑞圖知道，論身份、論實權，自己初期干不過陳應星，于是，他拿出了自己的殺手锏 ——告狀。

何瑞圖這輩子，別的本事沒有，告狀的本事絕對是頂尖的，杜鳳治罵他 “訟棍，時時上控”，翻譯過來就是：這家伙一天不告狀，就渾身不自在，不管啥事，都要告一狀。

他熟悉律例，又有拔貢身份，還有復城功臣的聲望，享有 “免跪、免刑” 的特權，官府根本不敢隨便治他的罪。

于是，他就像瘋了一樣，天天寫狀紙，從廣寧縣告到肇慶府，再從肇慶府告到廣東省，甚至揚言要進京告御狀，告陳應星貪腐、專權、欠糧不還，把陳應星的黑料扒得底朝天。

肇慶知府被他折騰得快瘋了，私下里跟杜鳳治抱怨：何瑞圖就是廣寧一大公害，他要是一天不告狀，我就能多活十年！

陳應星也不是軟柿子，你敢告我，我就敢整你，而且手段比何瑞圖還狠。

他靠著自己的權勢，買通了官府的書吏、差役，何瑞圖遞上去的狀紙，要么被拖延，要么被駁回，根本遞不到上面去；他還暗中聯絡其他士紳，孤立何瑞圖，讓他在士紳圈子里混不下去；甚至偷偷阻撓何瑞圖訓練團練，想把他手里唯一的兵權也奪過來。

更有意思的是，陳應星還試過拉攏何瑞圖，送錢送物，想讓他停止告狀，結果何瑞圖收了銀子，轉頭就告陳應星 “行賄”—— 倆人的臉皮，簡直厚到了極致，二人的行事，倒像是印證了兩廣總督瑞麟口中 “廣東紳士不愛臉、見利忘義” 的吐槽。

倆人就這么你來我往，互不相讓，一打就是近十年，把廣寧的官場攪得雞犬不寧，百姓更是倒了八輩子血霉。

一邊被陳應星盤剝，交各種苛捐雜稅，連口飽飯都吃不上；一邊被倆人的爭斗波及，團練和公局的人時不時就發生沖突，砸房子、打人是常事；還要被杜鳳治催著交糧，畢竟杜鳳治要完成朝廷的考核，只能硬著頭皮征稅。

慘的可不止百姓，還包括歷任知縣，他們是這場爭斗里，最無奈的 “工具人”。杜鳳治初任廣寧時被擠兌得難以立足，二任歸來才勉強壓下局面；繼任的饒繼惠更慘，直接被坑得虧累過萬，這官當得慘，賠上了身家老本。

晚清的基層權力結構是非常離譜的—— 朝廷只給知縣下達任務，要征稅、要剿匪、要維穩，卻不撥付一分錢經費，也不派一兵一卒，啥都得靠地方士紳。

杜鳳治面對廣寧三十多萬人口、兩千多平方公里的地盤，就靠幾個幕客和衙役，根本管不過來，只能依附士紳才能完成考核，才能保住自己的仕途。

所以，他明知陳應星貪腐，明知何瑞圖纏訟，卻根本不敢動他們 —— 陳應星能幫他收稅、剿匪，是他完成考核的 “關鍵棋子”；何瑞圖能幫他制衡陳應星，不讓陳應星過于囂張，架空他的權力。

他就像一個受氣包，一邊要陪著笑臉拉攏這倆貨，一邊要在日記里偷偷罵他們，一邊還要應付上面的考核，簡直苦不堪言。

杜鳳治初任廣寧時，根基未穩，只能坐山觀虎斗，任由倆人互相撕咬；等摸清局勢、有了后臺加持后，他又開始主動拉攏何瑞圖，默許他告狀，想借何瑞圖的力量壓制陳應星；何瑞圖死后，他沒了制衡陳應星的棋子，又只能轉頭拉攏陳應星，默許他繼續貪腐，只求自己能安穩完成考核。

說白了，杜鳳治在廣寧當知縣，其實身不由己。他的無奈，就是晚清所有知縣的無奈 —— 身為朝廷命官，卻要依附士紳，連自己的命運都掌控不了，更別說治理地方、造福百姓了。

倆人爭斗最微妙的時候，還曾有過一段 “臨時同盟”，說起來更是荒誕。

1867 年，廣寧士紳不滿杜鳳治催征錢糧時 “多收錢”，發起聯名上控，何瑞圖牽頭出面，陳應星躲在幕后主持，倆人因為有共同的 “敵人”，暫時放下恩怨，聯手對付杜鳳治。

但這份同盟，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算計和提防 —— 何瑞圖想借這場官司擴大自己的聲望，暗中還保留著陳應星的貪腐證據，伺機反噬；陳應星想借何瑞圖的 “纏訟” 打壓杜鳳治，同時暗中拉攏其他士紳，削弱何瑞圖的影響力。

倆人各懷鬼胎，根本沒有真正的信任，即便如此，這次臨時同盟搞的事，杜鳳治也是用盡手段找遍關系才勉強壓下。

而這場權力戰的轉折點，更是充滿了戲劇性 ——1867 年九月，59 歲的何瑞圖，終于考上了舉人。

奮斗了一輩子，何瑞圖終于有了和陳應星平起平坐的身份，也有了進京告狀的權力，再也不用靠著 “纏訟” 這種迂回的方式打壓陳應星了。

消息傳到廣寧，陳應星徹底慌了 —— 他太清楚何瑞圖的性格了，要是何瑞圖拿著舉人的身份，進京告御狀，揭發他所有的貪腐、專權罪行，他的身家性命、萬貫家財，都得完蛋。

于是，陳應星放下所有身段，連夜派人給何瑞圖送厚禮，還親自登門，卑躬屈膝地稱他為 “同年”（科舉同榜錄取者互稱），反復強調 “過往恩怨一筆勾銷，以后咱們并肩作戰”。

從死對頭到 “好兄弟”，僅僅因為一個舉人身份，這就是晚清士紳之間，最真實、最荒誕的利益交換 —— 沒有恩怨，只有利益，有利可圖，就能稱兄道弟；無利可圖，就能刀兵相見。

可惜，平衡并沒能維持多久，這場持續了近十年的權力戰，很快就以一種無比潦草的方式，徹底落幕。

何瑞圖考上舉人后，還沒來得及利用這個身份，繼續和陳應星爭斗，也沒來得及實現自己的權力野心，就突然病倒了。

有人說，他是太高興了，樂極生悲；有人說，他是常年告狀、積勞成疾；還有人說，他是被陳應星暗中下毒害死的，但這些說法，都沒有史料佐證，只能算是猜測。

沒過幾天，何瑞圖就病故了，享年約 59 歲，杜鳳治在日記里，只淡淡記了一句：“何瑞圖中舉未幾，病卒。”

一句話，就概括了這個 “雙面士紳”，充滿爭議的一生 —— 他曾是保家衛國的英雄，卻淪為攪亂官場的訟棍；他曾贏得百姓的愛戴，卻遭到官員的厭惡；他奮斗了一輩子，終于考上舉人，卻沒能來得及享受這份榮耀，就草草落幕。

何瑞圖的死，不僅結束了他自己的一生，也打破了廣寧的權力平衡 —— 杜鳳治失去了制衡陳應星的唯一棋子，再也沒有士紳，敢公開與陳應星抗衡。

對陳應星來說，何瑞圖的死，就是徹底的解脫，壓在他心頭多年的巨石，轟然落地。

失去了約束的陳應星，很快就恢復了往日的囂張跋扈，甚至比以前更過分。他還暗中煽動士紳和書吏，進一步蠶食縣令的權力，再度成為廣寧，說一不二的 “土皇帝”。

杜鳳治雖然不滿，卻也無可奈何，他沒有了制衡陳應星的力量，只能繼續妥協、籠絡，只求自己能安穩完成考核，保住仕途。

不久后，杜鳳治就因為和士紳沖突太激烈，被調任四會縣，結束了自己第一次廣寧任職，前后也就一年多的時間。

而陳應星則氣勢更盛，繼任知縣饒繼惠被他耍的團團轉，“虧累過萬”，最后灰溜溜的離任，總督瑞麟只好又把杜鳳治調回去鎮場子。

好在，他也沒能得意太久。

1870 年冬，距離何瑞圖病故，不過三年時間，陳應星也因病去世了，享年約 44 歲，算是英年早逝，但沒人同情他。

陳應星死的消息，傳到廣寧的街頭巷尾，百姓們奔走相告、無不稱快，士紳們暗自慶幸，就連他當年的同伙，也大多拍手稱快。

有人在他家門口，貼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八個字：“一邑公害，今日除之。”

這八個字，就是陳應星一生，最真實的注腳 —— 他靠著權力斂財，靠著手段弄權，盤剝百姓，欺壓同僚，把廣寧攪得雞犬不寧，最終，也落得個人人痛恨、遺臭萬年的下場。

他死的時候，家里藏著 5 萬兩銀子、幾十頃良田，全是從百姓身上搜刮來的不義之財，可這些財富，終究沒能帶給他好名聲，也沒能讓他擺脫被世人唾罵的命運。

何瑞圖與陳應星的纏斗落幕了，但廣寧的戲臺不會永遠寂靜。他們的故事，恰恰解釋了為何清末的變革（如清末新政）試圖將權力重新收歸國家時，會遭到基層如此劇烈的反彈——士紳階層早已成為實際的地方權力中樞。

這部日記的價值，在于它告訴我們：一個王朝的治理危機，往往始于最基層的權力結構失去了制衡與更新。

【史料來源：《杜鳳治日記》、邱捷《晚清官場鏡像：杜鳳治日記研究》《廣寧縣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