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眾議院選舉落幕,高市早苗狂攬三分之二以上席位贏得選取,這是自民黨的壓倒性勝利,也是高市早苗的壓倒性勝利。這件事傳遞出一個信號,即在日本,左翼政治幾乎已經失去執政空間。
日本政治中的左翼和右翼,與歐美或中國的常用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在日本,左右翼的劃分,集中在三個問題上:
第一,是否承認日本作為“正常國家”的正當性,即是否支持修改和平憲法、強化國家主權與軍事實力;
第二,如何看待日本的戰爭歷史與戰后責任,是延續“謝罪史觀”,還是試圖修正;
第三,如何處理安全與國防問題,是依賴外部力量、壓制自身軍力,還是建立自主威懾能力。
在這套標準下,日本的左翼,主要特征是反修憲、反軍隊正常化、對國家權力高度警惕,并在歷史問題上強調日本的加害責任;而右翼,則主張擺脫戰后體制,強化國家主權與安全能力,認為日本應成為一個政治、軍事上“自負其責”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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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看懂高市早苗的勝利究竟意味著什么。
日本左翼絕非邊緣力量,在戰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他們一度是主流道德敘事的塑造者。這并非偶然,而是由歷史條件決定。首先,日本在戰敗后,被徹底解除武裝,并在美軍占領下制定了以“永久和平”為核心的憲法。反戰、反軍國主義,成為整個社會的共識性情緒。
其次,冷戰時期,日本處在美國安全保護傘之下,外部安全成本被極大外包。在這種環境中,反軍備、反修憲在現實層面并不會立即付出代價。
第三,日本左翼在教育、學術、媒體領域形成了持續數十年的影響力,使“警惕國家、限制軍力”逐漸演化為一種道德高地。
換句話說,日本左翼的生存基礎,建立在一個特殊歷史前提之上:安全是由別人提供,日本所需承擔的風險是被壓制的。
問題在于,這個前提正在系統性瓦解。冷戰結束后,日本面臨的外部環境發生了根本變化,如周邊國家綜合實力快速上升,并在周邊安全議題上更為主動;如朝鮮的導彈與核問題常態化。尤其是近幾年,俄烏戰爭徹底打破了發達國家社會長期形成的戰爭不會波及自身的幻想;而美國自特朗普以來,更是明確要求盟友承擔更多安全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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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現實面前,日本左翼的核心主張——既反對駐軍,又反對自衛;既否定威懾,又拒絕現實成本——開始顯得缺乏可操作性。
日本左翼反對的是什么,他們反對駐日美軍基地,尤其是沖繩;反對美日安保體系;反對美軍在日本的常態化存在。他們的理由是侵犯主權,卷入戰爭,加劇地區緊張等,這在道德敘事上是成立的。
他們也反對修憲(第九條),還反對自衛隊擁有進攻性或反擊能力,理由是軍事力量本身具有危險性,國家一旦擁有軍力就可能失控。
問題是,現實中的安全選擇要么是別人保護你(駐軍/同盟),要么是自己保護自己(自主防衛),如果這兩點都做不到,那在安全問題上就是裸奔。
裸奔是有風險的,日本左翼的立場,是同時否定前兩種,卻又不愿承認裸奔的風險,這在邏輯上是一個安全真空。長期以來,日本的安全由外部負責,但是當外部環境惡化時,這種設想就會破產。
美軍走了,誰負責防衛?不修憲,自衛隊遇到戰爭怎么合法行動?沒有威懾,對方越線怎么辦?不付出成本,安全資源又從哪里來?因此左翼的安全邏輯,道德上成立,但在技術上開始變得不可行。當現實不再配合,這套邏輯就無法轉化為執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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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高市早苗。不可否認,高市的高支持率,有其個人魅力所在。
執政以來,她就一直在嘗試打造一個不同于舊自民黨官僚體制的形象:女性,有活力,親和友善,這與和石破茂形成鮮明對比。
再加上目前政績上似乎還不錯,如股市連創新高,各項補助,消費稅減稅等,外交上除了對個別國家之外,也稱得上成果累累。這么多buff疊加,可以說,是高市早苗在很大程度上盤活了自民黨,拯救了日本人對于自民的觀感,也基本確定了她之后很長一段時間的黨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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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么高的支持率,也絕不是單純個人魅力所決定的,它是一個高度結構性的現象。
高市早苗在日本政治語境中,明確屬于右翼,而且是自民黨內偏右、甚至偏強硬的一翼。她在安保問題上選擇直面,而不是回避。她明確主張支持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支持將自衛隊寫入憲法,支持大幅提升防衛預算,主張擁有“反擊能力”(相當于事實上的遠程打擊能力)。
俄烏對日本造成很大沖擊,日本長期以為自己是經濟體,不是戰場,安全問題可以外包。但俄烏戰爭證明,地緣政治不會因為你是發達經濟體就繞開你,產業、能源、海運這些本身就是戰爭目標。即便是在高度工業化、制度穩定的地區,國家之間的全面戰爭依然可能爆發;發達國家長期形成的戰爭免疫的認知被徹底打破。
這些,左翼無法自圓其說,選民們自有想法。正是左翼執政前提在系統性瓦解這個背景下,高市早苗獲得了顯著的支持率。
換句話說,高市的政治主張,精準回應了當下日本社會真實的焦慮來源。多數選民已經不再相信維持戰后狀態就能自動安全,“反軍隊、反威懾”的左翼路線,正在失去現實說服力,而日本政治的主軸,正在從“如何避免過去”轉向“如何應對未來”。
如果未來高市沒有爆出大的丑聞,或者有其他動搖統治的黑天鵝事件出現,日本政壇可能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維持這個現狀了。這也說明,在當前國際環境與日本社會結構下,以反修憲、反國家安全正常化為核心的左翼政治,幾乎已經不具備執政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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