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主席的好干部，1979年判刑13年，2004年去世十萬人沿街磕頭！

二零零四年5月，河南蘭考出了個震動全國的大事。

十萬老百姓把縣城的大街小巷堵得嚴嚴實實，就為了送一個剛刑滿釋放沒幾年的老頭。

這老頭走的時候，頭上頂著“刑滿釋放人員”的帽子，兜里比臉還干凈，可路邊擺祭品的陣仗，比以前皇帝出巡還嚇人——清一色的清水配豆腐。

懂行的人一看就明白，這在咱中國老百姓心里，代表著最高的評價：一清二白。

靈車本來只要走半個鐘頭的路，那天硬生生挪了五個小時。

不少白發(fā)蒼蒼的老農(nóng)，直接跪在柏油馬路上，頭磕得邦邦響，血都滲出來了。

不知道內(nèi)情的人，還以為這是哪位開國元勛走了，其實躺在棺材里的這個人叫張欽禮，一個蹲了13年大牢、到死都沒恢復職位的“前縣長”。

為什么一個官方認定的“罪人”，能讓老百姓這么掏心掏肺？

這事兒說起來，比電視劇還扎心。

要把日歷翻回到1962年的冬天，那時候蘭考簡直就是個人間地獄，風沙、鹽堿、內(nèi)澇，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只能出去要飯。

就在這當口，縣委大院來了兩個人，一個是后來感動中國的焦裕祿，另一個就是張欽禮。

大家都知道焦裕祿，可很少有人知道，當時站在焦裕祿身邊的“最佳拍檔”就是張欽禮。

這人在蘭考是個“活地圖”，隨便指一塊黃河灘，他不用看圖紙就能告訴你地下水是咸是淡。

那時候干部下鄉(xiāng)可不是現(xiàn)在這樣坐車轉一圈，那是真玩命。

張欽禮和焦裕祿住在滿是跳蚤的羊圈邊上，吃的是硌牙的紅薯干。

焦裕祿身子骨不好，張欽禮就給他當腿；焦裕祿說要治沙，張欽禮就帶人去挖泥。

這倆人與其說是上下級，不如說是那個苦難年代里背靠背過命的兄弟。

1964年，焦裕祿因為肝癌走了，才42歲。

這消息對張欽禮打擊太大，但他沒時間哭，因為焦裕祿沒干完的活，全壓他肩膀上了。

張欽禮這人是個典型的“狠人”，對自己狠，對家里人也狠，唯獨見不得老百姓受罪。

他在七十年代干過一件讓所有人都傻眼的事。

那會兒他已經(jīng)是開封地委書記兼蘭考縣委第一書記了，按級別，單位給他配了輛紅旗轎車。

在那個年代，這車可不僅僅是代步工具，那是權力的象征，開出去比現(xiàn)在的勞斯萊斯還有面子。

可張欽禮看著縣里還有42個生產(chǎn)隊因為沒錢打井，守著干地發(fā)愁，這老頭一咬牙，竟然把這輛官車給賣了。

賣了四萬五千塊錢——這在當時絕對是一筆天文數(shù)字。

他拿著這筆巨款，全部換成了打井的設備，分給了那42個窮得叮當響的生產(chǎn)隊。

當時有人勸他，說老張你把車賣了，以后下鄉(xiāng)咋辦？

你的臉往哪擱？

張欽禮回得特別干脆，他說車我一個人坐，井是幾千人喝，面子能當飯吃嗎？

從那以后，堂堂地委書記就騎著一輛除了鈴鐺不響哪都響的破自行車，滿縣城轉悠。

直到今天，蘭考的一些老人提起那口救命井，還會指著井口抹眼淚，說那是張書記的車換來的。

可是啊，歷史這東西有時候就是讓人看不懂。

1979年，因為復雜的歷史原因，張欽禮被捕入獄，這一判就是13年。

消息傳回蘭考，整個縣城都像被霜打了一樣。

老百姓搞不懂上面的政策，他們只認死理：給俺們打井、種樹、讓俺們吃飽飯的人，再壞能壞到哪去？

在張欽禮坐牢的那十幾年里，河南監(jiān)獄門口經(jīng)常出現(xiàn)背著蛇皮袋的蘭考農(nóng)民。

他們省吃儉用攢下路費，就為了給獄中的張縣長送一口自家蒸的白饃，送一罐家里腌的咸菜。

獄警都看傻了，從來沒見過哪個犯人能讓素不相識的農(nóng)民隔著鐵窗哭得像個淚人。

1990年，63歲的張欽禮終于出來了。

沒退休金，沒公職，身體也垮了，但他還是回到了蘭考。

他本想安安靜靜等死，可老百姓不答應。

聽說老縣長回來了，十里八鄉(xiāng)的村民排著隊來看他，有的送米面，有的塞雞蛋，甚至有人把賣豬的錢硬塞給他治病。

晚年的張欽禮雖然是個布衣老頭，卻依然閑不住。

七十多歲的人了，還是騎著那輛破自行車，誰家有冤屈、哪個村有糾紛，只要找到他，他都管。

有一次冬天下雪路滑，他連人帶車摔在溝里，村民把他扶起來時心疼得直掉淚，勸他別跑了。

他拍拍身上的土，說只要老百姓還認我這張臉，我就值的再跑一趟。

直到2004年5月7日，這位勞碌了一生的老人閉上了眼睛。

他留下的遺囑特別簡單：喪事從簡，不要驚動任何人，別給組織添麻煩。

但他低估了自己在蘭考人心中的分量。

出殯那天，沒有任何官方組織，也沒有誰發(fā)通知，蘭考縣城卻幾乎空巷。

店鋪關門，農(nóng)田停工，十萬群眾自發(fā)涌上街頭。

靈車經(jīng)過的地方，那一碗碗清水、一塊塊豆腐，是老百姓給這位“罪人”最崇高的平反。

有人說張欽禮的一生是悲劇，奮斗半生卻身陷囹圄；但更多人覺得他是贏家。

金杯銀杯，終究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歷史檔案或許會落灰，但蘭考地里那幾十萬畝泡桐林，那幾百眼機井，早已替他刻下了一座看不見的豐碑。

在蘭考，老人們教導后生時常說一句話：“做官要學焦裕祿，做人要學張欽禮。”

這大概就是對這位老人一生最精準的總結。

那天送行的人群里，有個哭得站不起來的老農(nóng)說了一句話，那是真理。

他說，誰對俺們好，俺們心里有數(shù)，這筆賬，閻王爺那兒都賴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