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場上，有五位師級干部，因延誤戰機被撤職，他們是誰？

提起志愿軍在朝鮮戰場上受過處分的軍級干部，大伙兒腦子里蹦出來的第一個名字，準是第16軍的那位當家軍長尹先炳。

說起來，這位確實挺讓人惋惜的。

要論革命資歷、論打仗的本事，他本來妥妥是奔著中將軍銜去的。

可偏偏因為私生活上沒管住自己，在朝鮮打了兩年零九個月的仗，回國時肩膀上只掛了一副大校的軍銜，成了全軍獨一份的“大校軍長”。

不過，老尹栽跟頭，主要是因為私生活沒管好，屬于個人修養問題。

而在那片炮火連天的朝鮮大地上，還有五位師一級的高級指揮官，是因為在打仗這件正事上“賬沒算對”，把烏紗帽給丟了的。

這五位爺，哪個不是從血海里滾過來的？

哪個不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老資格？

可戰場這地方，從來不講人情世故，它就是個鐵面無私的判官。

它才不管你過去立過多少功勞簿，眼睛里盯著的，只有你現在的決斷行不行。

尤其是當對面的敵人換成了武裝到牙齒、全是機械化的美軍時，這幾位指揮官在節骨眼上的每一次遲疑、每一次意見不合、每一次判斷失誤，到頭來都變成了那一串串冷冰冰、讓人心碎的傷亡名單。

這后面藏著的血淚教訓，可比尹先炳那點風流韻事沉重太多了。

咱們先聊聊頭一個，來自63軍189師的許誠。

許誠這資歷有多老？

1929年就跟著隊伍干革命了。

這意味著紅軍那會兒他就在槍林彈雨里鉆，走過長征路，打過鬼子，還推過華北、大西北的解放進程。

作為第19兵團的一員猛將，能坐穩189師師長的位置，手里沒兩把刷子、沒打過硬仗，根本鎮不住場子。

時間來到1951年，第五次戰役打響。

19兵團跨過鴨綠江，許誠領著189師沖上了前線。

那會兒，擺在他眼皮底下的任務再清楚不過：強行渡過臨津江。

仗打到那個份上，雙方搶的就是個“時間差”。

對志愿軍來說，過江必須要快，得趕在美軍回過神之前，把穿插戰術執行到位。

可到了江邊上，許誠心里犯嘀咕了。

他腦子里的那本賬，大概還停留在以前在國內打仗那會兒：大部隊過江那是天大的事，得小心再小心，必須做到萬無一失，偵察得搞細致，準備工作得做足了。

這毛病，就叫“過度謹慎”。

小心駛得萬年船，這本來是好指揮官的優點。

可這里是朝鮮，面對手里握著絕對制空權的美國佬，時間那就是戰士們的命啊。

許誠沒能當機立斷帶部隊沖過去，就這么一磨蹭，機會像沙子一樣溜走了。

美軍天上的偵察機可不是擺著好看的，立馬就發現了江邊的動靜。

緊接著，轟炸機群和遠程大炮就像長了眼睛一樣，鋪天蓋地地砸了下來。

189師的炮兵團還沒來得及過河，就直接暴露在人家的火網底下。

一通狂轟濫炸下來，那損失，慘得讓人沒法看。

但這還不是最要命的。

雖然后來許誠硬著頭皮把部隊帶過了江，可整個進攻的節奏全亂套了。

部隊動起來慢吞吞的，就像個看似強壯卻反應遲鈍的大塊頭。

原本定好的計劃，是讓189師跟118師打配合，把英國人的第29旅給一口吃掉。

這本來是一塊肥肉，要是口袋扎緊了，那就是一場漂亮的殲滅戰。

結果怎么著？

就因為189師慢了那么半拍，包圍圈露了個口子，英軍第29旅就這么從手掌心里滑走了。

彭總聽到這消息，氣得那是拍桌子瞪眼。

在彭總看來，仗打輸了還能說是裝備不行，可你要是因為“磨嘰”把戰機給耽誤了，那是絕對不能忍的。

這種缺乏果斷勁兒的指揮，比對面的敵人還坑人。

戰役結束后，處理結果那是相當干脆利落：撤了許誠的師長職務，讓政委蔡長元頂上去。

許誠不是不拼命，他是沒跟上這現代化戰爭的步點。

再來看看第二位，第60軍180師的當家人鄭其貴。

鄭其貴也是安徽金寨出來的老紅軍，1929年入的伍。

從臨汾打到太原，再到解放大西北、大西南，二十年的軍旅生涯，那是一路踩著硝煙走過來的。

可180師在第五次戰役里的遭遇，成了整個60軍心里怎么也過不去的一道坎。

當時那情形，簡直是火燒眉毛，180師被敵人圍了個嚴嚴實實。

指揮部里吵翻了天，到底該咋突圍？

擺在鄭其貴面前的路就兩條：

路子一：散開跑。

化整為零，學游擊隊那樣鉆空子，能出去一個是一個。

路子二：抱團沖。

把拳頭攥緊了，集結兵力，硬生生殺出一條血路。

按照咱們大兵團作戰的老傳統，集中兵力通常是首選，畢竟只有聚在一起才有勁兒，才能互相照應。

大伙兒商量來商量去，師長鄭其貴最后拍板：同意集中突圍。

這決定，要是放在國內打國民黨，沒準是對的。

可這里是朝鮮，面對美軍那密不透風的火力和機械化部隊的快速穿插，聚在一起的部隊，那就是送給敵人炮兵的活靶子。

結局慘得讓人不忍心提。

180師在激戰里損失慘重，抱團突圍的部隊被敵人像切西瓜一樣分割包圍。

最后能活著跑出來的沒多少，犧牲的加上被俘虜的，加起來居然有六千多號人。

那是六千多個鮮活的生命啊！

仗打完后，軍長韋杰、師長鄭其貴兩個人雙雙被撤職查辦。

鄭其貴的悲劇就在于，他在一個完全不對勁的戰場環境下，死守著一個過去可能管用的老規矩。

第三位的情況有點特殊，問題出在班子內部“頂牛”上。

這位是第42軍124師的政委，名叫季鐵中。

季鐵中是吉林人，1932年參加革命，那是位相當優秀的政工干部。

按理說，政委管思想，師長管打仗，分工挺明確。

可到了第二次戰役，124師渡過大同江阻擊美軍的時候，出岔子了。

當時戰場形勢那是瞬息萬變，124師面臨一個關鍵抉擇：這仗到底怎么打？

師長蘇克之是個急脾氣，主張立馬開打，趁著敵人腳跟沒站穩，死死咬住美軍。

政委季鐵中卻唱起了反調。

他可能想得比較多，覺得光靠124師一家太吃力，主張等等后面的125師，兩家湊一塊兒，拳頭大，把握足，再聯手阻擊美軍。

一個要快刀斬亂麻，一個要穩扎穩打等援兵。

這不僅僅是戰術上的分歧，更是決策機制的癱瘓。

在戰場上，哪怕是個錯誤的決定，有時候也比“不做決定”強。

最怕的就是兩邊僵在那兒，誰也說服不了誰。

兩人這么一爭，部隊就在原地干瞪眼，整整停了十個鐘頭。

十個鐘頭是個什么概念？

對于開著汽車坦克的美軍來說，足夠他們跑出幾百公里，或者修好堅固的工事，或者——直接腳底抹油溜之大吉。

最后的結局是，煮熟的鴨子飛了。

就因為這十個小時的耽誤，敵軍成功逃脫，志愿軍錯失了一個絕佳的殲敵機會。

戰后算總賬，必須要有人出來扛雷。

政委季鐵中被撤職。

戰場上不需要開民主討論會，需要的是唯一的、不容置疑的命令。

最后這兩位，那是被“一鍋端”了。

志愿軍第26軍第88師的師長吳大林，還有政委龔杰。

他們面對的戰場，是像地獄一樣的長津湖。

那一仗有多慘，大伙兒都知道。

第九兵團因為入朝太急，連過冬的棉衣都沒配齊，非戰斗減員嚴重到了極點。

在這樣的絕境里，26軍88師吃盡了苦頭。

客觀困難確實擺在那兒：天太冷，地太偏，補給根本送不上來。

但作為一師的主官，吳大林和龔杰在主觀指揮上的責任，那是怎么洗也洗不掉的。

關鍵時刻，上頭的作戰命令下來了。

這時候需要的是雷厲風行，是哪怕爬也要爬到陣地上的死命令。

可88師的這兩位主官遲疑了。

他們沒能立馬做出決斷，導致部隊動作慢了半拍，把戰機給耽誤了。

更糟糕的是，在后面的戰斗里，指揮上出了大昏招。

在不該撤退的時候，他們下令提前撤退。

這一退，正好撞到了美軍的槍口上。

原本應該藏好待機的部隊，跟美軍來了個臉對臉的遭遇戰。

在混亂和劣勢中，88師被打殘了。

長津湖戰役結束后，志愿軍總部不光撤了吳大林和龔杰的職務，甚至做了一個更狠的決定：

撤銷第88師的部隊番號。

一個師的番號沒了，這就意味著這支部隊的歷史，在這一刻徹底畫上了句號。

這在軍隊里，那是重得不能再重的處罰。

回過頭來再看這五位被撤職的高級將領。

許誠、鄭其貴、季鐵中、吳大林、龔杰。

他們沒一個是貪生怕死的軟蛋，也沒一個是戰場上的逃兵。

他們都有過輝煌的過去，都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功臣。

可是在朝鮮戰場這個殘酷的試金石面前，他們露出了致命的短板。

要么是被老經驗給坑了，用舊眼光看新戰爭；要么是性格優柔寡斷，機會來了患得患失；要么就是班子不團結，關鍵時刻搞內耗。

彭德懷發那么大的火，看著是不近人情，其實是為了整個大局著想。

因為在那種高強度的對抗里，指揮員的一個念頭，哪怕只是一秒鐘的猶豫，付出的代價可能就是幾千名年輕戰士的性命。

這筆賬，實在是太沉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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