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女性金維映，長征中生下兒子李鐵映，卻在蘇聯養病時不幸遇難

她是鄧公的第2任妻子，更是一位偉大的女革命家，還有著“定海女將”的稱號，她為新中國的誕生貢獻了自己的一切。她就是金維映女士。

金維映的大名，可能許多人都不太熟悉，但她做出的貢獻絕對不容忽視。她是我黨舟山地方黨組織的早期領導人之一。她的一生，絕對稱得上“巾幗不讓須眉”。

接下來，咱們就一起看看這位革命家的事跡吧。

1904年，浙江舟山岱山高亭鎮的一戶金姓人家，迎來了一個閨女。女主人虞阿英抱著剛落地的女兒，眼淚砸在粗布襁褓上，丈夫金榮貴守著個快撐不下去的小米店，鍋里常是清湯寡水。

看著這又添的一張嘴，他蹲在門檻上悶聲說：“要不……丟去海邊吧，咱們養不起。”虞阿英把孩子摟得更緊，哽咽著搖頭：“再苦也是條命，我就是去討飯，也得把她留下。”這個被保住的女嬰，就是后來的金維映。

金維映的童年，并不算安穩。6歲那年，趕上災年，金榮貴的米店徹底垮了，一家人連粥都喝不上。為了活命，父母只能把她送到鎮海的叔嬸家。

叔嬸靠扎紙花、做錫箔過活，金維映跟著學，小小的手捏著紙漿、折著錫箔，沒幾天指尖就磨出了繭子。她不喊苦，只是夜里躺在床上，總想起定海家里。

直到1912年，父母在定海城里找了些零活，才算勉強站穩腳，趕緊把金維映接了回來。

這年秋天，她背著母親縫的布書包，走進了剛開辦的定海縣立女子小學。這是她頭回進學堂，比誰都上心。每天天不亮就起來幫母親洗衣、做飯，匆匆扒兩口飯就往學校跑，放學回家又接著做手工補貼家用。

就算這樣，她的功課從沒落下，校長沈毅總夸她：“這姑娘嘴甜、腦子靈，是塊讀書的料。”

沈毅是個心里裝著“大事”的人，常跟學生講“要反帝、要救國”。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金維映正在寧波女子師范學校讀書。這學是沈校長資助她上的，臨走前沈校長還叮囑她：“多讀書，才能明白怎么幫更多人。”

那會兒，寧波的學生也跟著鬧反帝，金維映攥著小旗子，跟著隊伍在街上走，喊著“拒買日貨”的口號，聲音雖細，卻透著股不服輸的勁。

畢業后，金維映沒忘了沈校長的恩，回定海女小當了老師。也就是這時候，她跟著沈校長做起了十分危險的事。

1924年前后，上海的革命者林仲丹因為搞工人運動被軍警刺傷，還有個叫李求實的，得了嚴重的肺結核，兩人沒法在上海待，沈校長就把他們接到舟山養傷。金維映每天下了課，就揣著熬好的湯藥往藏身處跑，有時還把自己的口糧省下來，給兩人帶個白面饅頭。

看著林仲丹忍著傷疼還念叨“工人要團結”，李求實咳著血還在看進步書，她也難免感動，心里忍不住想：“原來真有人為了別人的好日子，連命都不顧。”

后來，沈校長帶金維映去了幾趟上海，認識了校友王亞璋。王亞璋那會兒已經入了黨，在上海做婦女工作，見金維映心思正、肯干事，就帶她去見了瞿秋白、項英這些人。

在一間小閣樓里，瞿秋白跟他們講“工人農民為啥總受欺負”，項英說：“要把大家擰成一股繩，才能活出樣子”，金維映坐在角落里，聽得眼睛發亮：原來自己想幫人，還有這么一條實實在在的路。

從上海回來，金維映講課的時候，總會多跟學生說幾句“要為窮苦人著想”的話；下了課，還是常去給林仲丹、李求實送東西。她心里那點模糊的念頭，漸漸清晰起來：

跟著這些人，或許真能讓像自己一樣的窮苦人，過上好日子。

1926年11月，金維映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年年底，她和另外幾位同志一起，創建了定海縣第一個黨組織：中共定海獨立支部。

那時候正是大革命的高潮期，組織上讓她以國民黨定海縣黨部宣傳部長的身份做掩護，發動工人運動。

舟山的鹽業是支柱產業，可鹽民們的日子卻苦到了底。鹽務機構把鹽價壓得極低，曬一天鹽賺的錢，連買斤米都不夠，還要受鹽霸、鹽官的欺負。

金維映到了岱西茶前山，挨家挨戶敲門，想把鹽民們組織起來。可一開始，沒人信她，畢竟，一個20出頭的姑娘，怎么能斗得過那些心狠手辣的鹽霸？

有一天，金維映在曬鹽場撿了根筷子，當著十幾個鹽民的面，輕輕一掰就斷了。接著，她又拿來一捆筷子遞過去：

“你們現在就是這一根筷子，鹽霸想怎么欺負就怎么欺負；要是你們抱成團，像這捆筷子一樣，誰還能掰得動？”

這話一下子點醒了鹽民們。沒多久，第一個鹽民協會分會就建起來了，后來又連建了好幾個。他們一起去圍攻鹽公署，硬是把鹽價提了上去，還逼著鹽官廢除了苛捐雜稅。這件事過后“定海女將”的名號，在舟山傳遍了。

1927年，“四一二” 反革命政變爆發，金維映不幸被捕。

在牢里，敵人又打又罵，還許她“只要說出同伙，就能放你出去”的承諾，可她一口咬定“我就是個教書的，不知道什么共產黨”。好在組織和家人四處奔走，花了不少錢，才把她救了出來。

出獄后，金維映沒敢停留，輾轉去了上海，那里的革命斗爭更激烈，也更需要人。

到了上海，金維映先在平民夜校當老師，學生大多是絲廠的女工。這些姑娘每天在廠里干十幾個小時的活，工資少得可憐，還常被工頭打罵。金維映看著心疼，就借著講課的機會，跟她們講“為什么我們會受苦”“團結起來才能有出路”。

有一次，她教女工們唱自己編的《女工苦》：“一步入廠門，自由全無。老板心狠手辣，把我們當囚犯……”唱著唱著，不少女工都哭了，紛紛說：“要跟著金老師一起干”。

1930年7月，金維映被任命為上海絲織業黨團工會聯合行動委員會書記，要領導100多家絲廠的工人罷工。

那段時間，她每天揣著個饅頭，在各個絲廠之間跑，跟女工們商量罷工的事。有一次，為了躲避巡捕，她還鉆進了工廠的煤堆里，渾身黑乎乎的，差點被當成“小偷”。可就算這樣，她也沒放棄。

最終，罷工取得了勝利，女工們的工資漲了，工作時間也縮短了。看著女工們笑著跟她道謝，金維映覺得再苦都值了。

1931年7月，組織上給金維映派了個新任務：去江西中央蘇區工作。

巧的是，和她同行的，還有時任紅七軍政委的鄧公。那時候國民黨在各條路上都設了封鎖線，查得特別嚴。

兩人商量著，假扮成“留學回來的情侶”，鄧公穿西裝、戴禮帽，扮成溫文爾雅的“先生”；金維映穿旗袍、拎個小皮箱，裝作“太太”。

過封鎖線時，哨兵盯著他們盤問：“你們是干什么的？去哪里？”金維映笑著上前，一口流利的上海話：“我們剛從國外回來，想回鄉下看看親戚。”鄧公就在一旁補充：“家里老人年紀大了，想早點回去盡孝。”

哨兵看他們衣著得體、說話從容，沒多懷疑就放行了。一路上，兩人聊得很多，從上海的女工運動，到蘇區的工作規劃，越聊越投機。到了蘇區后，在組織的撮合下，他們結了婚。

那時候的蘇區，條件特別艱苦，兩人都是縣委書記，各忙各的工作，聚在一起的時間很少。

金維映先是任江西省委婦女工作部部長，后來又被派到于都當縣委書記，她是當時中央蘇區僅有的兩位女縣委書記之一。那時候蔣介石正發動第四次“圍剿”，金維映每天都要忙著動員群眾參軍、籌集糧草。

有一次，為了湊夠給紅軍的糧食，她帶著工作人員挨家挨戶做工作，連自己的被子都拿去換了糧食。最終，于都縣不僅完成了任務，還超額了，受到了中央的表揚。

可這樣的日子沒持續太久。

1933年，鄧公因為堅持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受到了批判，也就是后來所說的“鄧、毛、謝、古事件”。有人找到金維映，讓她“跟鄧公劃清界限”，不然連她一起受牽連。

鄧公看著她為難，主動提出了離婚：“我不想拖累你，革命工作要緊。”金維映心里像被針扎一樣疼，但她知道鄧公的苦心，最后還是在離婚協議書上簽了字。

離婚后，金維映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開始長征，她作為30位女紅軍之一，編入中央縱隊地方工作部。

長征路上的苦，是常人難以想象的：翻雪山時，氧氣稀薄，她凍得嘴唇發紫，還是拉著其他女同志的手往上爬；過草地時，沒糧食吃，就挖草根、煮皮帶，有時候一天只能喝上一碗野菜湯。

她還負責照顧幾十位女同志，賀子珍當時還懷著孕。1935年2月，部隊走到貴州境內，賀子珍突然要生了。金維映趕緊找了個避風的山洞，燒開水、撕布條，又找了塊干凈的布鋪在地上，忙前忙后好幾個小時，孩子總算生下來了。

可當時條件太苦，部隊還要繼續趕路，賀子珍只能把孩子留給當地老鄉。金維映陪著賀子珍，看著老鄉抱著孩子走遠，兩人都掉了眼淚，她們都知道，這一分別，可能就再也見不到了。

就算這樣，金維映也沒抱怨過。一路上，她還不忘做群眾工作，每到一個地方，就跟老鄉們講紅軍的政策，動員他們參加紅軍。有次，她看到幾個童子團的孩子在路邊站崗，就停下來教他們唱革命歌，孩子們笑得特別開心。

同行的同志都說：“金維映就像個‘小太陽’，再苦的日子，有她在就不覺得難了。”

1935年10月，紅軍終于抵達陜北吳起鎮。長征的艱苦，讓金維映的身體垮了，她經常咳嗽、發燒，有時候工作著就暈了過去。

1936年，她和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李維漢結了婚，不久后生下了兒子李鐵映。可那時候革命工作忙，她只能把剛出生的兒子寄養在老鄉家，每次去看孩子，都要走幾十里山路，抱著孩子舍不得放手。

1938年春天，組織上考慮到金維映的身體，安排她去蘇聯治病，順便在共產國際黨校學習。

這是她第一次離開祖國，離開家人。臨走前，金維映抱著2歲的李鐵映，眼淚止不住地流：“金金（李鐵映的小名），媽媽去國外治病，等好了就回來陪你，教你唱歌，給你做好吃的。”

李鐵映似懂非懂地抓著她的衣角，喊著“媽媽別走”。金維映狠了狠心，把孩子遞給李維漢，轉身就上了車，她怕再看一眼，就舍不得走了。

到了蘇聯，金維映改名“妮達”，一邊治病一邊學習。她的基礎好，又肯用功，成績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還被選為學習委員，經常幫同學們解答問題。

閑暇時，她總喜歡坐在窗邊，看著遠處的雪山，想念祖國，想念兒子。有一次，她在信里跟李維漢說：“等我病好了，就回去跟你們團聚，咱們一家人再也不分開。”

可命運卻跟她開了個殘酷的玩笑。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德國飛機瘋狂轟炸莫斯科。那時候金維映正在莫斯科近郊的一家醫院接受治療，醫院沒能及時撤退，被炸彈擊中，變成了一片廢墟。這位才37歲的革命女戰士，永遠留在了異國他鄉。

金維映犧牲的消息傳回國內時，李維漢正在前線工作，他拿著電報，半天說不出話來；遠在延安的鄧公，也沉默了很久，那個曾經一起闖封鎖線、一起為革命奮斗的戰友，就這樣走了。

而她的兒子李鐵映，那時候才5歲，還不知道媽媽再也不會回來了。后來，李鐵映在李維漢的撫養下長大。

他一直記得父親跟他講的母親的故事，靠著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北京俄語學校，后來又去捷克斯洛伐克深造。畢業后，他投身國家建設，從一名普通技術員做起，后來還當選為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每次提到母親，李鐵映都會說：“她是個勇敢的人，我要像她一樣，為國家做事。”

金維映的故鄉舟山，也一直記得這位“定海女將”。在岱山高亭鎮，人們為她建了紀念館，里面陳列著她當年用過的皮箱、教女工們唱歌的手稿，還有那只她留給寄養兒子的紅木箱，那只箱子，老鄉家珍藏了幾十年，后來交給了文物部門，成了她革命一生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