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寶倉將軍：提前安排家人撤離臺灣，當時距離他被捕僅有兩個月！

“舊事漸隨歲月淡，忠魂長共野云眠。只因一點孤臣淚，化作靖南萬頌田。”

這首詩的作者不是旁人，正是與吳石將軍一同英勇就義的陳寶倉將軍。

1950年1月的基隆港，海風裹著寒氣往人骨頭縫里鉆。師文通牽著幾個孩子的手，手里攥著“商業考察團家屬”的證件，回頭望了好幾眼，沒看見丈夫陳寶倉的身影。

她不知道，此刻丈夫就縮在碼頭對面的窄巷里，軍大衣領口拉得老高，右眼舊傷被海風激得發疼，只能盯著客輪的煙囪一點點變小，他不敢靠近，怕自己這身國民黨“國防部”中將的軍裝，反而給家人招來特務的盯梢。

這一別，就是永別。5個月后，臺北馬場町的槍聲響起，50歲的陳寶倉永遠地倒在了血泊之中。

陳寶倉這輩子的苦，是打小就被世道磨出來的。

1900年他生在北京，爹在古玩店松寶齋當伙計，原本日子能湊活過，可八國聯軍一打進城，家里被搶得連個像樣的碗都沒剩下，家底一下就空了。

14歲那年，父母接連去世，他連中學學費都掏不起，聽說清河軍官預備學校管吃管住還免學費，揣著兩件打補丁的舊衣服就去了。那會兒哪想當什么官，就是想混口飯吃，順便能認幾個字，別當一輩子“睜眼瞎”。

沒成想，這一步竟走成了他的軍人路。

在清河念了幾年，他憑著本事考進了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學的是工兵科。每天天不亮就爬起來練隊列，白天趴在地上畫測繪圖，各門功課都是前幾名，連老師都夸他“肯下死勁”。

1923 年畢業，他投奔了閻錫山，從最底層的排長一點點熬到團長，可看著軍閥們今天搶這塊地、明天打那場仗，心里總堵得慌，這身軍裝要是只用來打中國人，還有啥意思？

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沒了，他才徹底醒過來：該打鬼子了，這身軍裝得用在正經地方。

1937年淞滬會戰打響，陳寶倉在張發奎的第八集團軍當參謀長，管的是外圍防御的協調。日軍飛機天天往陣地上扔炸彈，炮彈把土翻過來又翻過去，他一連好幾天都沒沾過床，眼里全是血絲。

有士兵慌了神，他就拍著胸脯喊：“我在這兒守著，陣地就垮不了！”就這么硬扛了好幾個月，把上海的老百姓和重要物資都護著撤到了內地，沒讓鬼子輕易往前推一步。

轉年打安徽宣城，一顆日軍航彈在他身邊炸開花，右眼當時就看不見了。醫生強拉著他要養傷，他卻攥著望遠鏡不肯放：“怕啥？一只眼照樣能瞅準鬼子的陣地！”

沒歇多久，武漢會戰又開始了，他拖著傷眼去給張發奎當第二兵團參謀長，在德安那一仗里，硬是幫著把兩萬多鬼子收拾了，連日軍聯隊長田中大佐都被打死了。這一仗下來，部隊里的人都對他更加敬佩。

后來到廣西任職的那幾年，陳寶倉跟共產黨走得越來越近。

中共辦的《新華南》雜志，他不光常寫文章罵鬼子、勸青年參軍，還幫著找印刷的地方；八路軍辦事處撤了以后，抗敵演劇隊被特務盯著沒法活動，他干脆把人調到自己管的靖西，拍著桌子跟特務嗆聲：“在我這兒，誰敢動他們一根手指頭？”

連越南的胡志明被困在廣西天保，要被就地槍斃，也是他和張發奎暗地里斡旋，把人轉到柳州的戰區長官部，最后保下了性命。

可這事也引來了麻煩，軍統特務把他的名字記下來，到處說他“通共”，后來還差點被蔣介石叫到重慶受審。幸好張發奎等人幫著說情，才躲過去。陳寶倉心里明白，自己沒做錯，要是為了怕麻煩，就看著進步的人受欺負、看著抗日的事沒人管，那才真叫白活了。

抗戰勝利后，陳寶倉去青島接受日軍投降。1945年10月25日，匯泉路跑馬場上，他穿著中將呢子軍裝，看著日軍司令官長野榮二解下戰刀、簽下投降書，那一刻，他覺得這輩子值了。

可沒高興多久，麻煩就來了。

解放戰爭打響后，國民黨山東省主席王耀武告了他一狀，說他“把軍糧送給解放軍”，他就這么被免了職。

1948年春天，陳寶倉又去了香港，在那里遇到了民革的人，也見到了中共華南局的同志。聊起臺灣的情況，他知道國民黨退到臺灣后，肯定會搞白色恐怖，可他還是說：“我在國民黨里還有熟人，能去臺灣傳情報，幫著早日統一。”

沒人勸他別去，雖然大家都知道，這一去就是九死一生。

1949年，陳寶倉憑著“國防部中將高參”的身份，順利登上了去臺灣的船。剛到臺北，他就覺出不對勁：以前常去的茶館，多了些面生的人；同事聊天，連“大陸”兩個字都不敢提；街上時不時就有特務抓人，報紙上天天登“抓匪諜”的新聞。

他沒慌，先找了吳石將軍。吳石也是潛伏在臺灣的自己人。

兩人約好，每周在中山堂旁邊的老茶館見面，把收集到的海防部署、炮位坐標，用密寫藥水抄在《紅樓夢》扉頁或者《唐詩三百首》里，再托可靠的人送到大陸。

每次見面，陳寶倉都要換身便衣，坐三輪車繞好幾條街，再穿過菜市場，確認身后沒人跟著，才敢進茶館，他知道，錯一步就是萬丈深淵。

1949年底，女兒陳禹方放學回家，怯生生地說：“爸，街上又抓人了，五花大綁的，聽說是拉去馬場町。”

馬場町是特務處決人的地方，陳寶倉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特務的手，快伸到自己這兒了。

當晚，他就跟妻子師文通說：“你帶孩子去香港，越快越好。”師文通不同意，說要一起走，可陳寶倉知道，全家一起撤，目標太大，肯定會被特務盯上。他想了幾天，最終想出個主意：演場“離婚戲”。

白天，他故意在鄰居能聽見的地方跟師文通拌嘴，摔了個搪瓷碗，嘴上罵著“家都管不好，就知道吃醋”，聲音大得能傳到街對面。晚上，他又湊到師文通身邊，把家里僅有的金條分成兩份，一份藏在女兒的玩具里，一份讓英商朋友帶走，小聲說：

“到了香港，千萬別提我名字，也別回頭。”

為了讓戲演得更像，他還故意在軍官俱樂部跟女秘書跳了兩支舞，讓別人說他“風流”。1950年1月12日，師文通帶著孩子去基隆港坐船，陳寶倉沒去送。

他躲在巷子里，看著妻子牽著孩子上了船，汽笛聲響起時，他偷偷敬了個軍禮，眼淚沒敢掉，他怕一哭，就忍不住沖上去，壞了全家人的生路。

家人到了香港，給他捎來消息，說一切平安。陳寶倉這才松了口氣，可手里的活更緊了。他知道，自己多傳一份情報，解放軍解放臺灣就多一分把握。

那段時間，他辦公室的燈總是亮到后半夜，桌上堆著《臺灣海防部署概要》，每一個炮位坐標、每一個碉堡編號，他都要核對好幾遍才敢抄下來。

1950年2月，壞消息傳來：臺灣地下黨負責人蔡孝乾第1次被捕了。雖然蔡孝乾沒叛變，但風聲已經緊到不行。

吳石勸陳寶倉：“你趕緊撤吧，找漁船去香港，還來得及。”可陳寶倉搖頭：“海防圖還差臺南最后一個炮位的數據，我走了，誰送出去？”

他把沒送出去的情報燒了，灰燼拌進花盆里，還在上面種了株海棠，連一點痕跡都不留下。有同僚偷偷給他準備了漁船，讓他夜里走，他卻又拒絕了：“再等等，等把最后一份情報送出去。”

2月28號晚上，他把標著臺南炮兵陣地經緯的圖紙塞進《唐詩三百首》，交給了交通員朱楓。那天夜里，他一個人泡了壺凍頂烏龍，對著月亮念陸游的詩：“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陳寶倉知道，自己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但他還是抱著希望，萬一呢？

3月1號，蔡孝乾第2次被捕，這次他徹底叛變了，供出了400多人。3月3號，《中央日報》頭條登了“破獲匪諜案”，吳石當天就被抓了。

陳寶倉知道，自己也快了。他趕緊燒了剩下的密件，卻故意在衣柜夾層留了半封沒寫完的“通共”信。他想當“魚餌”，讓特務以為抓了他就夠了，放過還沒暴露的同志。

3月29號，陳寶倉正在吃早餐，門突然被撞開，特務舉著槍沖了進來。他沒慌，放下筷子，只對鄰居說：“幫我給香港家人報個平安，就說我一切都好。”

審訊室里，燈光刺眼，特務用了皮鞭、烙鐵、電椅，他咬碎了牙齒，也沒吐露一個字。特務舉著那半封“通共”信問他，他只淡淡一笑：“我通的不是共，是中國。”

獄友后來回憶，他常把帶血的衣服浸在冷水里，擰干了再穿，就為了保持清醒。他怕自己暈過去，不小心說了不該說的話。

6月8號，軍法處下了死刑判決，他簽字的時候，在“陳寶倉”旁邊寫了句“浮名身外事，應不愧蒼穹”。6月10號黎明，他跟吳石、朱楓等人被押去馬場町刑場。

行刑前，他跟憲兵說：“請讓我面朝香港方向。”那里有他的妻子和孩子，他想再“看”他們一眼。

槍聲響起時，他沒喊口號，也沒哭，就那么站著，像平時站崗一樣。此時的陳寶倉，也才50歲，距離他送家人離開臺灣，只有5個月零26天。

沒人敢收他的尸體，最后是兩個進步學生找到火化工，偷偷把他的遺體火化了。有個19歲的姑娘叫殷曉霞，說自己是陳寶倉女兒的同學，把骨灰盒綁在身上，趁著夜色跳進冰冷的海峽，游向接應的漁船。

8個小時后，她在香港把骨灰交給了師文通，骨灰盒早已經被海水浸濕，師文通抱著它，哭到幾乎暈厥。

1952年，毛主席親筆簽發了《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上面寫著“陳寶倉同志為革命事業犧牲，特追認為革命烈士”。

1953年，陳寶倉的骨灰被運回北京，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李濟深副主席主持了公祭，念祭文的時候，很多人都哭了，這個把生路給了家人、把死路留給自己的將軍，終于“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