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想不通，一省面積大得嚇人，為何卻都堅信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一個德國小哥在四川旅游，他原本計劃租車花兩天時間把“周邊省份”都轉一圈，結果本地導游告訴他：“哥們，你開兩天車，可能還沒出四川省呢。”

小哥當時的表情，簡直就是“瞳孔地震”。

他攤開地圖比劃了半天，最后憋出一句：“你們一個省，怎么比我們整個德國還要大？”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經典的“老外迷思”。

在他們的認知里，面積大、人口多、方言不通、氣候迥異，這明明就是“多個國家”的標準配置，怎么在中國，這就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甚至不管走到哪里，不管是吃甜豆腐腦的還是吃咸豆腐腦的，大家都死心塌地地堅信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歐洲的“散裝”邏輯

要搞清楚中國為什么“合”，首先得看懂歐洲為什么“分”。

拿剛才提到的四川省來說，面積大約48萬平方公里，而歐洲的工業(yè)強國德國，面積只有35萬平方公里左右。

也就是說，把德國扔進四川，還得再填進去一個江蘇省或者浙江省才能填滿。

再看人口。

咱們南邊的經濟大省廣東，根據2025年的最新統(tǒng)計數(shù)據，常住人口已經穩(wěn)定在1.27億左右。

這是什么概念？英國現(xiàn)在的人口大約是6800萬，一個廣東的人口，差不多是兩個英國的總和。

如果把河南、山東這些人口過億的省份單拎出來，放在歐洲那絕對都是妥妥的“超級大國”。

更讓老外想不通的是內部差異。

從黑龍江的漠河到海南的三亞，直線距離超過3000公里。

現(xiàn)在的2月，漠河那邊可能還在零下30度，屋里必須燒著暖氣穿著棉襖；而三亞這邊，游客們正穿著短袖在沙灘上曬太陽。

這種氣候跨度，在歐洲你得從北歐一直跑到北非才能體驗到。

再說語言。

一個廣州人和一個哈爾濱人，如果都不說普通話，直接用方言交流，那難度不亞于一個法國人在跟一個俄國人吵架。

按照西方的政治學邏輯，這簡直就是“分裂”的完美溫床。

在歐洲人的歷史基因里，國家是基于“民族”和“契約”的。

他們的邏輯是：我們血緣不同、語言不同、信仰不同，那我們就應該分家過日子。

這事的根兒，得追溯到公元814年。

那一年，查理大帝去世，他建立的法蘭克王國本來有機會統(tǒng)一歐洲。

但是，日耳曼人的傳統(tǒng)是“諸子均分”，把國家當成老爹的私產，兒子們要平分家產。

到了公元843年，三個孫子簽了個《凡爾登條約》，把帝國一分為三，這就成了后來德國、法國、意大利的雛形。

從那以后，歐洲就走上了一條“無限細分”的不歸路。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更是給這種分裂發(fā)了“合法許可證”，確立了主權國家至高無上的原則。

于是我們看到，英國和愛爾蘭分了，后來蘇格蘭也天天鬧著要公投；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因為語言文化不同，也要鬧獨立；南斯拉夫在鐵托去世后，短短十幾年就炸成了七個國家。

在西方的邏輯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既然大家不一樣，那就離得越遠越好。

但這個邏輯，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徹底失效了。

從“夷狄入中國”到文化大熔爐

為什么中國能打破這個魔咒？

很多西方學者，包括基辛格，都曾感嘆過：中國其實是一個“偽裝成國家的文明”。

這句話說到了點子上。中國人的認同，從來不是基于單一的血緣，而是基于“文化”。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干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很多人只盯著他修長城、造兵馬俑，其實他最偉大的功績是“書同文”和“廢分封，行郡縣”。

大家試想一下，如果沒有“書同文”，現(xiàn)在的中國會是什么樣？可能福建人寫的是一種彎彎曲曲的文字，甘肅人寫的是另一種方塊字。

就像羅馬帝國崩潰后，拉丁語死了，演化成了法語、德語、西班牙語，大家雖然住得近，但看對方的書就像看天書，文化隔閡瞬間就起來了。

但秦始皇把文字統(tǒng)一了。

哪怕發(fā)音千奇百怪，哪怕“吃飯”在廣東話里叫“食飯”，在四川話里叫“吃飯”，但只要寫在紙上，就是同一個漢字。

這讓兩千年來，不管你是哪里人，都能讀懂同一本《史記》，都能理解“床前明月光”的意境。

這種文化上的“通感”，是任何行政命令都切不斷的。

再加上郡縣制，皇權直接插到地方，消滅了諸侯王獨立建國的法理基礎。

這套硬件，保證了中國在地理和行政上的基本盤。

從隋朝開始，一直到1905年廢除，科舉制存在了1300年。

這制度厲害在哪？它打通了階層流動的通道。

在歐洲，貴族永遠是貴族，平民永遠是平民。但在中國，不管你出身多卑微，只要書讀得好，就能進京當官。

看看歷史上的名臣。

范仲淹，蘇州人，小時候窮得只能喝粥，最后成了宰相；張居正，湖北的小鎮(zhèn)青年，12歲中秀才，后來成了大明朝的“救時宰相”；曾國藩，湖南的農家子弟，考個秀才都費勁，最后成了晚清的中流砥柱。

這些精英，他們來自五湖四海，但他們讀的是同樣的書（四書五經），信奉的是同樣的價值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當他們進入朝廷，他們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鄉(xiāng)，而是整個“天下”。

這就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了一個超穩(wěn)定的“士大夫”階層，他們是國家統(tǒng)一的粘合劑。

這就是孔子說的“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

中國人的概念里，只要你認同華夏文明，遵守我們的禮儀道德，那你就是中國人。

這種包容性，是西方民族國家無法理解的。

歷史上，鮮卑族建立了北魏，孝文帝主動改漢姓、穿漢服、說漢語，最后鮮卑族徹底融入了漢族；女真族建立了金朝，皇帝完顏亮寫的漢詩，水平比很多漢人還高；蒙古族建立了元朝，忽必烈采納漢法治理國家；滿族建立了清朝，康熙皇帝的書法寫得比誰都溜。

這些征服者，雖然在軍事上占領了土地，但在文化上，他們無一例外都被中華文明“同化”了。

因為他們發(fā)現(xiàn)，要治理這么大一個國家，只有中華文明這套邏輯行得通。

所以，中國歷史上的分裂，往往是短暫的，最終都會走向統(tǒng)一。

因為在所有人的潛意識里，“大一統(tǒng)”才是正常狀態(tài)，分裂是變態(tài)。

這和歐洲完全相反，在歐洲，分裂是常態(tài)，統(tǒng)一才是變態(tài)。

參考資料：
《秦始皇統(tǒng)一文字的歷史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載于《歷史研究》期刊
《科舉制度與中國古代社會流動》，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載于《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形成》，中央民族大學，載于《民族研究》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