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77年初夏，北京西山。
有個衣衫襤褸、還要瞎了一只眼的“鄉下老頭”，死活要闖粟裕大將的駐地。
警衛員看著這老頭，左眼那個窟窿有點嚇人，腳上的解放鞋都磨穿了底，滿口的江西土話根本聽不懂幾句。
按規矩，這種沒預約的訪客，連第一道崗都過不去。
但這老頭倔得像頭牛，報名字的時候底氣十足，眼神里透著股殺氣，警衛員心里咯噔一下，鬼使神差地就往里通報了一聲。
電話那頭，粟裕正戴著老花鏡看文件。
一聽“陳興發”這三個字，這位身經百戰的大將像被電打了一樣，猛地推開椅子站起來，椅子都在地上劃出了刺耳的聲音。
“你說誰？
快！
快請進來！
不...我親自去接！”
大門打開那一刻，空氣都好像凝固了。
粟裕盯著老頭那只瞎掉的左眼，眼淚嘩啦一下就砸了下來。
他顫抖著抓住老頭滿是老繭的手，第一句話就是：“興發...真的是你？
整整42年了，我以為你早死在浙南的那個山溝里了！”
真正的隱形守護者，就是把驚天動地的本事，藏進最卑微的爛泥里。
這事兒得倒回去說。
如果不是這次見面，誰能想到，那個在江西老家供銷社挑了一輩子貨郎擔的獨眼老頭，當年是粟裕手底下的頭號猛將，后來更是陳毅元帥身邊的“影子保鏢”。
把時間拉回1935年。
那時候粟裕帶著紅軍挺進師在浙南打游擊，那是真苦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吃飯都成問題。
在一次遭遇戰里，當營長的陳興發殺紅了眼。
這人練過童子功，打仗從來不要命。
結果這一次，一顆子彈直接從他左眼鉆了進去，嵌在了腦殼里。
血瞬間糊滿了一臉，人當時就硬挺挺倒下去了。
那個年代缺醫少藥的，腦子里進子彈，基本就是判了死刑。
部隊要突圍，不能拖延，混亂中大家都以為陳營長犧牲了。
粟裕聽到匯報的時候，難受得幾天沒吃下飯。
那不僅是一個營長，那是從贛東北蘇區跟著他一路殺出來的生死兄弟。
但他不知道，陳興發這人命硬。
幾個老鄉拼死把他從死人堆里扒拉出來，找了個土郎中，冒著天大的風險做了開顱手術。
你敢信？
在那種環境下，子彈竟然取出來了。
命是保住了，但左眼徹底瞎了，而且因為腦子受損，剛醒過來那陣子連話都不會說。
等到1936年，他終于能下地走路、能開口說話時，大部隊早就不知去向了。
一個瞎了一只眼、腦殼上留著大坑的殘疾人，還能干啥？
換一般人，估計也就回鄉種地了。
但陳興發是誰？
他是“周大錘”的徒弟，方志敏帶出來的兵。
他想了個轍：既然這副身板打不了沖鋒，那就轉入地下，干那些別人干不了的“絕活”。
這段歷史，以前一直是個迷，直到這次重逢才被拼湊出來。
傷好以后，他一路乞討找到了陳毅的贛南游擊隊。
因為這時候他的身份已經“死”過一次了，加上那一身硬功夫，簡直就是天生的特工。
最絕的一檔子事，發生在抗戰爆發前夕。
當時有一份關乎部隊生死的絕密情報，要穿過國統區的重重封鎖。
陳興發想了個損招。
他和戰友弄了一口真棺材，里面裝了一具剛病死的尸體，那會兒天熱，尸體已經開始發臭了。
到了國民黨的關卡，當兵的攔住要查。
陳興發一臉晦氣，也不慌，指著棺材說：“長官，這是俺家得麻風病死的親戚，爛得都流膿了，您真要看？”
那些大兵一聽麻風病，臉都綠了，但這幫人也是壞，非要撬開蓋子看一眼。
蓋子一開，一股惡臭撲面而來，蒼蠅嗡嗡亂飛。
那幾個當兵的捂著鼻子差點當場吐出來，揮著手大罵：“滾滾滾！
真特么晦氣！”
他們做夢都想不到，那份絕密情報，用油布包得嚴嚴實實，就壓在那具發臭的尸體下面。
陳興發就這么大搖大擺地抬著棺材，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走了一遭。
這種心理素質，現在的特種兵看了都得服。
如果說“抬棺材”靠的是膽子大，那“扁擔戰役”靠的就是真功夫。
他在陳毅身邊當警衛的時候，經常化妝成砍柴的樵夫去偵察。
有一次，他挑著兩捆柴火，倒霉催的碰到了一隊巡邏兵。
敵人看他又黑又瘦，還是個獨眼龍，以為好欺負，直接抓壯丁，逼著他挑槍支彈藥。
陳興發也不反抗，挑起東西就走，一邊走一邊在心里數步數。
等到了一處叫鷹嘴崖的險地，路窄，前后敵人的距離拉開了。
機會來了。
那根普普通通的扁擔，在他手里突然變成了奪命的兵器。
只見他猛地一個橫掃，幾個敵人還沒反應過來，就被直接掃下了深淵。
剩下的人剛想舉槍，他已經借著山勢滾進了密林，像只野獸一樣消失了。
這一戰，他不但毫發無傷，還順手牽羊繳了幾支槍回去。
這就是陳興發，1936年到1949年，他就像一把藏在鞘里的利刃，平時你看不到他，只有在最危險的時候，才會寒光一閃。
1949年，上海解放。
陳興發跟著陳毅進了大上海。
按理說，這也算苦盡甘來了。
作為老紅軍、特等傷殘軍人，又是陳毅的老部下，他在上海的機關里混個清閑職位，住個洋房，那是再正常不過的安排。
但這老頭又犯“倔”了。
看著十里洋場的霓虹燈，他渾身難受。
他找到組織，拍著桌子只提了一個要求：“我要回江西，回老區去。”
領導勸他，他不聽。
他說：“我的命是老區人民給的，好多戰友都埋在那邊。
我在大城市睡軟床，我睡不著！
那是遭罪！”
1952年，他放棄了省城的一切待遇，背著個破鋪蓋卷，一頭扎進了井岡山下的寧岡縣。
這一去，就是二十多年。
在寧岡，他拒絕當官，主動要求去供銷社當個送貨員。
從那天起，當地人經常能看到一個瞎了一只眼的老頭，挑著沉甸甸的貨擔，翻山越嶺給偏遠山寨送鹽、送布。
沒人知道這個看起來像個老農的“陳主任”，當年單手就能放倒幾個全副武裝的敵人；也沒人知道他腦殼上那個深坑，是替國家擋的子彈。
甚至連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岡山，汪東興想給他調個好工作時，他都給拒了。
他的理由簡單得讓人心疼：
“比起那些死在戰場上的兄弟，我還能喘氣，還能走路，這已經是賺大發了，哪還能給國家添麻煩？”
這就是那個年代老兵的邏輯——活著本身就是一種幸存者的愧疚，享樂對他們來說，是一種罪過。
直到1977年，因為一個特別偶然的機會，他去北京探親，才有了開頭那一幕。
當粟裕緊緊握著他的手，問他這些年過得怎么樣的時侯，陳興發只是咧著嘴傻笑：“好著呢，有酒喝，有飯吃，比起死在浙南的兄弟們，我這是神仙日子。”
粟裕聽完，眼淚在眼眶里打轉，半天說不出話來。
這次重逢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80年冬天，陳興發走了。
奪走他生命的，正是當年那顆子彈留下的后遺癥——舊傷復發。
那個在他顱骨里留下了不可逆傷害的金屬彈頭，雖然被取出了，但戰爭的創傷伴隨了他每一天。
陳興發這一輩子，沒在史書上占幾行字，他就是大歷史縫隙里的一粒沙。
但正是這無數粒像金子一樣的沙，鋪就了那個時代的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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