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鄧華受難，有人勸周桓跟風批評，上將憤然：絕不落井下石

1959年是改變了很多人命運的一年，因為廬山上一封信的余波，彭總、黃克誠、鄧華、洪學智、萬毅、鐘偉等開國將帥都因此離開心愛的軍隊，引發的波折不斷。

之后他們所在的單位也展開一系列運動，不少人迫于壓力無奈說了違心話，但也有人堅持本心不肯附和。這種正直的代價比較大，像沈陽軍區就出現了軍政首長皆被撤職的情況。

原沈陽軍區政委周桓本來可能會遇到更大的挫折，只是軍區內一位干部的以死明志讓風波得到了遏制。

一、

周桓與1959年被批的一眾干部關系都不錯，他在土地革命時期擔任過紅5軍政治部秘書、紅3軍團秘書處處長、中央警衛師政治部主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等職，是彭總非常信任的秘書。

抗日戰爭時期，周桓擔任過八路軍總司令部秘書長、八路軍野戰政治部組織部部長，也是在彭總身邊工作，參與了彭總指揮的百團大戰。

解放戰爭時期，周桓去往東北，與彭總直接接觸不多，但他出任過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副主任、東北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兼后勤部政委，與鄧華、洪學智就有不少交集了。

抗美援朝時期，時任東北軍區副政委的周桓與賀晉年一起負責志愿軍的后勤保障，跟彭總及志愿軍后勤部司令員洪學智的溝通非常頻繁。

1955年以后，東北軍區改為沈陽軍區，鄧華出任司令員，周桓出任政委，兩人搭檔配合得非常愉快。因此，周桓是了解這幾位老戰友、老同志的。只不過他沒想到，1959年會迎來那么大的風波。

二、

1959年7月2日，中央在廬山召開了擴大會議，第一階段的議程氛圍比較輕松，集中討論學習、形勢、任務等十幾個問題，白天交流工作，晚上跳舞談心，不少與會干部后來回憶起那氛圍，都說是“神仙會”。

盡管有些爭吵，不過還是在就事論事層面，沒有那么多上綱上線。中央幾位首長根據情況，認為總路線沒錯，這股精氣神需要鼓勵，所以做了定論：這段時期問題不少，但前途光明。

彭總看到這個局面無比焦急，他不久前才出訪蘇聯、東歐，又想到多次在國內一線調研的情況，對比之下，我國百姓的日子太苦了。

所以，他希望組織能深入糾“左”，迅速改變政策，為此寫下了一封長信。正是這封信，讓會議很快進入了以批評為主的第二階段。

7月26日，各小組都收到一句話：“事是人做的，對事，也要對人。要劃清界限，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

隨即，大多數人都被要求表明態度，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鄧華、洪學智等人頂住了壓力選擇支持彭總，因而受到波及。

鄧華原本級別不夠，沒有參加第一階段的會議，7月下旬規模再度擴大后，他被叫上了山，尷尬的是，他被有意分到了批判彭老總的那個組，并被要求發言。

因為朝鮮戰場的幾年接觸，鄧華對彭總是十分敬佩的，且他心里也贊同彭總信中說的內容，根本不愿意抨擊。

盡管形勢所迫，他不得不公開說了幾句，但他并沒有擴大化，就是講了些“彭老總脾氣有點不好，誰都敢罵”之類無關主題的話，所以很快就有領導指責他是“假批判，真保護”。

8月18日，軍委在北京召開會議，會后鄧華被定了調——“是彭的人，但與彭是有區別的”，最終鄧華就被解除職務。

他原本是沈陽軍區司令員，軍區在這種事情上必須要表明態度，中央就于10月派了一個三人領導小組前去主持召開沈陽軍區四級干部會議，繼續揭發批判。

在中央的命令下，大多數軍區干部也只能附和說話，但周桓以及沈陽軍區防空軍第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高鵬的做法卻令人意外。

三、

周桓作為沈陽軍區政委，與司令員鄧華配合是非常多的，如果他能搞點“材料”出來，殺傷力會特別大。

不過周桓與鄧華乃至漩渦中心的彭總關系都很好，也確實認為問題客觀存在，于公于私，他都不想附和批評。哪怕上面施壓，他也沒有開口，并說自己絕不落井下石。

這個態度，被認為政治上軟弱、立場不夠堅定，周桓隨即被免去沈陽軍區政委的職務。在人民軍隊當中，政委思想是必須要保持與中央一致的，周桓如此做法，讓中央派下來的調查小組詫異，就想找點周桓的問題。但這個時候，高鵬出事了。

高鵬這個人的經歷很曲折，原本參加東北的學生軍，后在北平加入趙侗組織的國民抗日軍，再后來被八路軍晉察冀軍區收編，擔任晉察冀第一軍分區副司令員。

由于歷史等原因，他在部隊里沒什么實權，就長期跟隨楊成武。日本投降后，他被派回東北老家，也是做二線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他留在東北，歷任東北軍區防空部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沈陽軍區防空軍第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等職。

別看職務不低，其實還是沒什么實權，他與楊成武關系匪淺，沈陽軍區司令員鄧華在晉察冀時又跟楊成武吵過多次，所以高鵬在軍區內地位很尷尬，好幾次開會都直接在會場里睡著，成為一大奇景。

就這樣一個不被鄧華重用的人，1959年被調查組當成突破口，希望他能說出點什么來。可高鵬的做法讓所有人都感到意外——他不愿意批判，甚至以死明志了。

這種用生命為鄧華寫下保證書的做法，令軍區乃至中央都特別驚訝，怎么也沒想到會鬧出人命。上級不得不重新評估鄧華，之后就沒有再繼續擴大，周桓的事也終于停下，沒有接著處罰。

沒過多久，周桓調任為遼寧省委書記處書記。看起來職務不低，但實際能管的就只有文藝方面的工作，落差很大。

好在周桓想得開，換個位置也沒什么，依然兢兢業業工作。他在戰爭年代就曾組織過文藝隊，所以調崗后對于新工作也是得心應手。

他以毛主席詩詞《蝶戀花》為藍本，組織創作人員創作舞劇《蝶戀花》；親自導演、排練洋歌劇《茶花女》；

還有《烈火紅心》《枯木逢春》《兵臨城下》等等話劇，他都參與了創作，被文藝界一些知名人士稱為“全國總導演”。

他這次轉變職務，從某種角度上來說也算一個好處，后來更嚴重的歷次風波。他就沒怎么受到波及。1979年，周桓被調到北京擔任國家文化部顧問，9年后獲得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組織沒有忘記他！

1993年，周桓在北京去世，享年8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