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炮兵當副政委，回憶炮兵工作，提到政委時用別稱，咋回事？

1957年4月，華北平原的楊絮正飄。總政治部一紙調令，把歐陽毅從公安軍帶到了炮兵機關。“跟飛機較勁，跟火炮打交道，你可得多操心。”臨別時，老戰友蘇進拍著他的肩膀笑著說。這句半是玩笑的話，成為他之后二十多年間繞不開的注腳——副政委的頭銜始終掛在肩上，正職的位置卻屢屢與他失之交臂。

歐陽毅不是炮兵出身，早年在湘西從事農運，長征途中被編入西路軍。1937年底河西走廊失利，他同殘部幾乎踏遍祁連山的雪線，才在肅南與組織重新接上。那段驚心動魄的經歷讓他留下了嚴重的胃疾，也奠定了他“苦命硬撐”的底色。進入延安后，卻因“分裂斗爭態度不堅決”的帽子，被調離前線。一直到1941年，朱德總司令親自澄清，才算洗脫嫌疑。可身體已不成樣子，抗戰后期多在后方療養，鮮有執槍上陣的機會。

解放戰爭爆發時，他在晉察冀軍區政治部任職。連續的高強度工作把舊傷激發，不得不間歇住進石家莊的華北總醫院。1949年新中國成立，他被分配到公安部隊，主管地方武裝整編與剿匪。幾年下來，勞心勞力又緊張，胃病和舊傷變本加厲。1955年授銜時，他勉強出席典禮，掛上少將軍銜，隨后又一次住院。

1957年的軍隊體制調整成了分水嶺。公安軍番號撤銷，大批干部流向各軍兵種。歐陽毅被安排到炮兵，掛副政委。有意思的是，這一決定頗費周折：不少人質疑他的“外行領導內行”，也有人擔心他的身體。最終拍板時，相關領導強調他“懂政治工作，經驗老到”，而炮兵新建，急需這樣的“老政工”。

上任后，他干得并不輕松。那時候裝備老舊，步炮合編問題成堆，思想上還要穩定部隊。歐陽毅愛到陣地轉，見火炮的炮閂生銹，當場就叫勤務員取油布來擦。“炮沒脾氣，人得有心。”他常這么叮囑年輕干部。戰士們服他這股認真勁，給他起了個綽號“細心老頭”。然而職務升遷的風口，卻一次次從頭頂吹過。

1959年，中央醞釀調整炮兵班子。總政擬定三名政委人選，歐陽毅名列其中。就在考察組準備調研時，他突發胃出血，被緊急送往解放軍總醫院。病床前，他對探視的老部下說：“身體是本錢，這關我要硬撐，可部隊的活不能耽誤。”遺憾的是，機會由此溜走，新任政委人選很快塵埃落定。

1966年5月，北京風聲驟緊。運動初起，炮兵機關瞬間緊張。一位素來強勢、行事凌厲的政委率先挨了沖擊，隨后局勢急轉，他把矛頭指向司令員吳克華和副政委歐陽毅，點名他們是“重點審查對象”。那場暴風雨中，辦公室的文件被抄，指揮所大門貼滿標語。一次碰頭會上，歐陽毅低聲提醒吳克華：“先穩住陣腳，別亂。”吳克華苦笑：“風過之后咱們再說吧。”

“靠邊站”長達九年。歐陽毅被隔離審查，失去一切工作。愛人和子女被疏散到外地，他自己待在京郊某干校，背著藥瓶種菜、養兔子。聽見禮炮聲，他會抬頭看看遠處的天空，神情復雜。那本厚厚的日記，后人翻看時發現，1967年至1974年幾乎每月都只寫寥寥兩行——“病情未愈，仍不放松學習”，字跡卻一年比一年顫抖。

1975年冬，他被宣布“復出”，仍歸隊伍建設組管轄。炮兵此時已歷經數輪動蕩，指戰員迫切需要熟悉部隊、又能服眾的老干部。王平上將接任政委，第一時間把老友歐陽毅請回機關：“老伙計，再搭把手，這攤子離不開你。”歐陽毅抱病應允，成為協助政委的首席副手。為了防波及，他在各種材料里談到那位曾經的政委，只以“某負責同志”代稱。熟悉內情的老兵都心領神會，卻沒人挑明。一是顧及對方當年的歷史問題尚未結案，二來也為避免再次牽扯。

1977年，軍內全面清理“運動遺毒”。然而，歐陽毅的名字再次被排除在政委候選之外——理由是“曾主持軍管，牽涉復雜”。這一次，距離他六十大壽只差一年。年輕干部陸續走上前臺，組織部讓他留任副職，做好傳幫帶。他笑笑：“老兵也能磨新槍，先干著吧。”

時間來到1982年，中央啟動百萬大裁軍，炮兵番號縮編為正軍級，納入總參。干部年輕化呼聲高漲，年近花甲的歐陽毅遞交退居二線申請。批文下達的當天，他在小本子上寫：二十五年輔佐，始終副職，聊無憾事，唯盼老兵不凋。語氣平靜，卻難掩蒼涼。

晚年他整理回憶錄，對西路軍生死長征、對公安剿匪、對炮兵早期艱辛，都寫得細致入微。可說到1966年前后的機關斗爭，他只字未提那位政委姓名，始終用“某負責人”代替。編審問及原委，他淡淡回應：“人各有難，提名何益。”短短五個字，將往昔恩怨盡數封存。

有人不解，翻遍文稿考證，終于明白：當年那位政委在風暴中翻云覆雨，下場并不光彩。1980年組織結論出來，其問題雖獲澄清，卻也失了重返前線的機會。歐陽毅不愿落井下石，更不想讓后輩一筆帶過的苦難再掀波瀾。于是干脆以“某負責人”示人，既保留史實，又留住分寸。對彼此，算是一種體面。

歐陽毅的際遇并不獨特。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大量老干部因傷病與歷史包袱，常在進退之間徘徊。軍隊在戰火中成長，下馬伊始便要面對現代化和制度重建。一紙調令，可能決定一個人終身的際遇；一次運動，也能讓資歷與聲譽瞬間逆轉。歐陽毅的故事，不過折射那個時代數不清的個人命運罷了。

值得一提的是，他退休后把大半心力放在整理炮兵初創史料。手稿厚達百萬字，多處注明火炮型號、彈道參數，還有對外軍火炮改編的批注。對技術細節，他依舊一絲不茍，卻從未再提及個人沉浮。有人評價，這份沉默比枯燥數據更能訴說時代的重量。

1989年春，歐陽毅在家中病逝，享年七十九歲。追悼會上，不少老炮兵戰士自發佩戴立功獎章而來。花圈中，有一束匿名白菊，上書“戰友情深”。據說是那位曾被他“隱去姓名”的老政委托人敬獻。塵埃終歸落定，往事在風里悄悄散去。

歐陽毅離開后，他的回憶錄原稿留在軍史室。研究人員整理出版時，尊重其意愿，仍保留“某負責人”的稱謂。讀者或許好奇那位政委究竟是誰，但更值得推敲的是這份克制背后的寬容。這段隱去姓名的歷史，恰恰說明在風雨如磐的歲月里，個人選擇怎樣面對榮辱，往往比職位高低更能照見人心。

在炮火與風浪之間，他用半生證明：一位老政工干部，縱然無法站在最顯眼的指揮席，也能用沉默與擔當，為后來者留下另一種注解與示范。